霍英東掘得的第一桶金是抗日戰爭勝利後買賣戰後剩餘物資取得的。

　　美國把二戰後的許多剩餘物資運到香港公開拍賣。這些消息多是用英文發佈的。霍英東懂英文，看到拍賣的東西種類很多，又很便宜，便經常去拍賣的現場觀看。但這時他手中沒有錢。他在媽媽開的雜貨舖當夥計，管賬，但沒有工資。霍母只管他和他的孩子的吃穿用。霍英東一次中標拍賣的40部船用機器，但霍母不借給霍英東錢。霍英東只好將這批貨轉手給一個朋友，從中賺了22000港元。這是霍英東白手起家掘得的第一桶金。霍英東回憶說：“當時如果媽媽出錢，這批貨可以賺十萬元。”霍英東靠這筆錢步入商界。到了1950年已經擁有一艘大的機動船和幾隻小船，為他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從事海上運輸打下了基礎。在生活上，霍英東亦步入小康之家。

　　霍英東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賺的一桶金價值多少錢？霍英東從事海上運輸的第一年主要靠一條風帆往澳門運柴油、汽油。後來，也運過麻包、鋼管等。這一年經營的規模小，利潤也不高。第一次他們往澳門運石油，只賺了幾百元，但當時大家也很高興。

　　香港當時一般民俗是按農曆紀年。1951年春節，霍英東在結賬時總計結余不過一萬多元。但是這筆收入被霍英東的一個合夥人在賭博中全部輸掉了。霍英東是重情誼的人，並沒有威逼自己的朋友，只好重打鼓，另開張。

　　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日趨激烈，霍英東的海上運輸也緊張和忙碌起來。這是因為霍英東在過去半年多的運輸中以快速、安全、守信用，贏得了多家商行的信任，特別是贏得了中共的貿易機構在港澳開辦的多家商行的信賴。香港的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以及廣州的華南企業公司在港澳開辦的商行均與霍英東的船隊建立了頻繁的業務聯繫。

　　隨著業務的增加，霍英東又買了幾隻船，他的許多親戚朋友也相繼入夥海上運輸船隊，使其成為當年香港專門從事往內地運輸“禁運”物資的規模最大的船隊。

　　業務的增加，船隊的擴大，收入自然相應有了明顯的提高。

　　霍英東從事海上運輸每次酬金是多少？運輸的酬金是怎樣確定的？筆者對這個問題從多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

　　香港華潤公司的有關歷史資料表明，他們當年付出的運輸酬金相當於運輸貨物價值的5％－20％；華南企業公司的多位職工回憶也稱運輸的酬金在10％－20％。霍英東自己回憶，當年運輸黑鐵皮一類金屬的酬金為20％－30％。

　　往內地運輸“禁運”物資要冒很大的風險，因此中共貿易機構付出的上述運輸費是不低的。運輸費是按貨物品種的具體行情來確定。比如：藥品一般的行情是體積小，重量輕而價格高，這樣運輸費最多是貨物價值的5％；而像運輸黑鐵皮這一類金屬製品，體積大，重量高，而價格相對講較低，這樣運輸費就是貨物價格的20％，當然略高於20％的情形也是有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確定運輸的酬金與貨物的價格是密切相關的。運輸酬金佔貨值的百分比對於一種貨物來說是相對固定的，比如：鐵皮為20％，西藥為5％，而貨物的價格則是多變的。因此，要具體了解運輸酬金的數額是多少，這就要了解貨物的價格的行情。

　　從霍英東至今保留完好的《商報》的創刊號（1952年10月11日），我們可以看到霍英東經商的精明和細心。

　　霍英東冒著港英當局的“緝私”和管制的危險從事海上運輸，他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擺脫自己貧困的生活處境，純粹是在商言商。掘得第一桶金是他為之奮鬥的目標。霍英東為取得合適的運輸酬金，必須關注物價行情。

　　《商報》關於物價行情的報道比較全面，農產品、土產、西藥、工業原料、肥田粉（即化肥）、染料、五金、棉花、紗布、車胎、麻包等的價格應有盡有。另外，行情的報道比較客觀、準確，版面的安排也鮮明突出。這對霍英東與經紀人協商確定酬金的數額是很有用的。

　　《商報》創刊號“五金”一欄中載：“黑洋薄3×6，二十號，六十元；三十號，六十八元；日3×7，三十一號，六十九元（以上擔計）。”《歐抗菌藥劑，訂盤紛湧來》一文載：“三百萬單位盤尼西林油每支香港到岸價為六元八五，超力肺針每支香港到岸價為二元三，前者較前一支兜盤降低了一元三五，後者也降低了五仙。據西藥商說，這樣的減價大都係商行方面降低利潤來遷就顧客的，並非歐洲方面又降價。”每支三百萬單位盤尼西林油就是一個很小的藥瓶，體積很小，重量也很輕。運輸藥品收取的運輸費雖只佔藥品價值的5％，但獲利卻是很高的，遠遠高出運輸黑鐵皮一類金屬的收益。

　　我們在這裡再摘錄一則有關百貨的廣告，從中我們可以對當時的物價及人們收入的水準有一個比較生動的感性認識。廣告寫道：“英國凡爾絨西褲每條十二元五，美國克確皮帶每條七元五，英國名廠中童皮鞋每對十七元五，英國女秋裝外套每件七元五，英國力士香枧（即香皂）每件四毫五，……”

　　為了比較全面準確地考察當時香港的物價行情，筆者又查閱了《廣州標準行情》、《香港標準百貨金融行情》和《香港時報》，摘錄了有關資料，並與《商報》創刊號相比較，以印證上述報價是大致相同，基本可信的。

　　黑鐵皮的價格《香港標準百貨金融行情》1952年6月14日以《五金市交投逾增，黑洋薄白鐵均搶手》為題報道：“黑洋薄，仍以日本貨較搶手，三×七尺，三十一號，每擔成六十七元，歐洲三×六尺，每擔成六十八元，十八號及二十號乏客問，市價背道而馳，每擔由七十元，瀉落六十八元。”

　　《香港標準百貨金融行情》1952年6月10日載：“黑洋薄3×6，二十號七○按，三十號六四按，日3×7三十一號六○成。”以上擔計，即每擔黑鐵皮（黑洋薄）約在60元—70元港幣之間。霍英東回憶，當時“一噸為16.8擔”，每噸價格約為1000元。

　　《廣州標準行情》1952年1月23日以《黑鐵皮交投最盛》為題報道了廣州市黑鐵皮的價格：“昨日五金市略活躍，黑鐵皮成交最多，一般市況均穩定。黑鐵皮市甚穩定，三十一號，三乘六尺每噸成一千九百五十萬元，成交共達二十噸。”

　　《廣州標準行情》1951年1月5日刊登了當時外匯牌價的情形，一元港幣折合人民幣（舊）4500—4200元；一美元折合人民幣（舊）27360—24900元。

　　根據當時外匯牌價，我們可以看到黑鐵皮在香港的價格大大低於廣州市的價格。

　　香港和廣州都報道了黑鐵皮的生意最旺盛，最搶手，這是我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製造油桶的黑鐵皮，並加緊在香港、廣州蒐購的緣故，霍英東從事海上運輸其中最大宗的一項就是運送黑鐵皮。

　　按照中共貿易機構的規定，承運人先要交付與貨物等值的押金。押金的收取是通過仲介人進行的，中共在港澳的貿易機構並不同運輸商直接聯繫，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中共在港澳貿易機構的隱蔽與安全。

　　押金的數額不小，一船鐵皮也要十來萬元的押金，不是哪一個人輕易拿得出的。霍英東採取的辦法是大家自願入股，由入股的錢數按比例分配所得的運輸費。船主的船也折算入股參與分配。霍英東的收入主要是船租，他的船多，自然分配的比率也就比其他人高一些。各船主和船員參股的積極性很高，有時參股的錢數是押金的兩倍多。

　　假如霍英東一船運一百噸重的黑鐵皮，其押金為十萬元，酬金為兩萬元。這樣的利潤自然是不菲的，但實際上成本及各方面的開銷的費用都是相當高的。

　　開銷最大的一項是應付警署、工商署、海關及每天碰到的“緝私”人員的費用。這些緝私人員樣式繁多，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這些人胃口很大，只給幾百元是打發不走的。這些“緝私”人員還很講“友情”，他在這勒索了一筆後，馬上通知他在警署、工商署、海關的至親密友立即趕來再次檢查。所以，霍英東在裝船時，這些“緝私人員”來了一撥又一撥。霍英東的身旁站著幾位夥計，懷揣著數萬元，專門為了應付這夥惹不起的人。另外，每隔十天或半月要向管轄他們裝貨、運輸區域的警署、工商署及海關交錢。霍英東船隊的運輸酬金，近半數要被這夥人勒索去。霍英東回憶說，有一次，一個無賴流氓也扮成“緝私”人員，向霍英東討錢，但被霍英東識破，將其趕走。

　　霍英東說，他們掙的這筆酬金是數百人的飯碗。這話並非言過其實。因為，美國的“禁運”使香港百業蕭條，各行各業，尤其是運輸業的搬運工人大批失業。當年，經常為霍英東裝貨的搬運工人每次有百餘人，長年為霍英東存貨的貨倉工人及霍英東的船隊各有200多員工，這些人的收入均離不開霍英東的海上運輸。霍英東有十隻偵察小艇，有20多位專門從事偵察工作的人員，另外還有5位小汽車的司機及幾位管理人員。霍英東除了要支付他們的佣金，還要支付住酒店辦公等許多費用。

　　霍英東在運輸中遇到的風險完全由自己承擔，一是在澳門一船貨被“大天二”一夥搶劫一空；二是“黑貓號”與港英水警的“緝私”艇相撞，船毀貨沉，幾乎血本無歸。

　　霍英東的第一桶金究竟有多少錢，這可以從他最初涉足香港房地產業購買使館大廈得到印證。1953年下半年，霍英東購買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館大廈，他與利銘澤談判，以280萬港幣成交。霍英東為此向匯豐銀行貸款150萬元。霍英東說當時他幾乎用去了全部資本。

　　這樣算來，霍英東從事海上運輸的近3年期間，積累的資金約為100多萬港元，這對霍英東本人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與當時香港的富商相比還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