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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之美與晉商之魂
2015-07-08 16:49:13    華夏經緯網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晉商之魂。

  作為倫理美基礎的真的問題,是老子提出來的,他提倡和追求的是真善之美,去偽存真之美,益民、利民、愛民的倫理之美。孔子第一個提出“信”,而且要求“去食存信”,不吃不喝,也要堅“信”到底。孟子根據他的“性本善”的理論,提出天道是誠善的,人道也是誠善的。而要做到“誠”,就要“反求諸己”,“己所不為,勿施於人”,這樣才能“反身而誠”,這也是“悅親”之道,若“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成為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原則和範疇。莊子強調倫理美的基礎是真,提倡樸素之美、真美、誠美。他說:真在其內,神動於外。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縱觀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個歷史,“誠信”作為一種美德、一種倫理美,幾乎是一條線發展下來的,即使韓非子的“人性皆惡”,“隆主論”和“刑德”之治,也沒有斬斷“誠信”這一美德的延續和發展。

  “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存。“民信”是國家政治的靈魂。失民心者失天下。政府重視誠信,政策、法令才能施行、落實。所以,在“信”的問題上,在任何情況下,無任何機動、靈活的餘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難道可以一刻離開誠信嗎?

  歷史上流傳的成王“桐葉封弟”的故事,本來是一句戲言,但因“君無戲言”,既然說了就必須算數,所以便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介子推“割肉獻君”,救重耳于危難之中,重耳即位,有失誠信,介子推與其母硬是被燒死在綿山(今山西介休市境),也不出山受封。因為介子推被燒死的那天,正好是清明頭兩天,後人為紀念他,每逢清明便不生火做飯,俗稱“寒食節”。《國語》中《箕鄭對文公問》的故事,更為有趣。當時晉國鬧饑荒,文公向箕鄭詢問說:“怎麼救災荒?”回答說:“講誠信。”文公說:“怎麼講誠信?”回答說:“君心要講誠信,官位名分要講誠信,法令要講誠信,辦事要講誠信。”文公說:“講誠信將會怎樣?”回答說:“君心誠信,善惡就分明。名分誠信,上下級就互不干犯。法令誠信,就時時會成功。辦事講誠信,百姓都可以就業。於是百姓了解君王的心,貧窮的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自己收藏的東西如同往自己家拿一樣痛快,又有什麼貧困匱乏呢?”文公拜他為箕大夫。《文公稱霸》也記載,由於文公按子犯的建議,圍繞誠信、義和禮做了三件大事,得以順利擊敗曹國、衛國和楚軍,為宋國解了圍,從而稱霸天下。而救宋也是為了報答其禮遇之恩,實現自己的諾言。

  至於對出生於解州(今山西解縣)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併為扶漢,橫刀立馬,“過五關斬六將”,奮戰一生,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關雲長,那就更非同小可了。他的原型已經是“忠、信、義、勇”的代表,宋、元、明、清以來,更把他美化得聖乎其聖,神乎其神,由“侯”及“公”及“王”,冊封不止。明神宗在萬曆年間還曾封關公為 “協天大帝”——— 這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儒家和儒教不必說了,因為關公顯然是孔子所倡導的“禮”的化身。外族統治者不嫌棄他,佛道各教也爭先恐後地拉他“入夥”。蘇州的五百羅漢堂中,竟然也出現了持刀站立的關雲長。原來佛教把他封為護法的“伽藍神”。而篤信道教的宋真宗則把他請入道教。他沒有讓他去隋唐戰秦瓊,卻讓他到解州鹽池,大戰蚩尤。雖說有點滑稽,但也說明從封建君主到各大宗教對關公的推崇。在民間對關公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倫理美和誠信美的化身。關公文化,即誠信文化。這一文化,經久不衰,至今影響猶存。過去是“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現在則在海外——— 亞洲、澳洲甚至西方國家也被造像、立廟,頂禮膜拜。尤其海外的華商,更是把關公奉為財神。這也許是因為“誠能通金石”,誠信才能發財的緣故吧。歷史上晉商的崛起,重要的依託,不也在誠信嗎?

  晉商之魂 

  晉商興盛達5個多世紀。

  早在夏、商、周時期,山西境內的產品交換已經興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動的中心區域,如平陽、蒲坂、安邑,今襄汾陶寺、夏縣、翼城、垣曲等地,市場交易已很活躍。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與三晉,即出現了像猗頓、呂不韋那樣的豪商巨賈以及他們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縱橫家學派。與此同時,由於商業的繁榮,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為中原地區商業之樞紐。秦漢時期,山西商業已拓展到內蒙古、東北遼東一帶。隋唐宋元時期,山西商人不僅攜資競爭于全國市場,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歐洲。在明代,因北方少數民族不斷侵擾,北部駐兵增加,糧餉缺乏,便實行“開中法”,用發給食鹽專賣執照“鹽引”的辦法,鼓勵商人把糧食和食鹽販運到晉北邊防糧倉。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邊防的有利條件,捷足先登,以當時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不但向晉北邊防輸鹽,而且向全國市場進軍,與安徽的“徽幫”展開競爭。“晉商”借助自己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雄厚的實力,到明代末期即成為雄踞海內的、中國當時最大的商業集團。

  同時,晉商利用明末實行匯票的機會,又來了一個捷足先登,率先建立“票號”,將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在清代達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遙、祁縣、太谷有總號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號,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經營官商匯兌。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國的金融,而且把分號設到了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以及東南亞,每年獲利達500萬兩。在清咸豐、光緒年間,則是“山西票號”發展的高峰,曾一度執全國之牛耳。光緒三十四年,全年匯兌達到兩千萬元以上。而卓越的商業信用正是晉商尤其是“山西票號”得以持久、旺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晉商的成功不僅在於資本雄厚、管理嚴密、法規完善,更在於他們在實際運營中同生產者、消費者、儲戶以及商業同仁之間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誠信關係。因其誠信享譽全國以至全球,其生意才能覆蓋全國及全球,真正做到“生意興隆通四海”。

  試想當時北方的農民、牧民,生活很貧困,甚至無力用現錢、現物購買或兌換商品,只能憑信用。晉商採取的就是“春賒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黃不接時賒給他們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來收賬。晉人的商號還常為蒙民捎購物品,甚至墊借錢財,一旦答應,就一定要辦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購物,只認商標,不問價格,對山西商號的商品,從不懷疑其品質。這種信用買賣關係,多少年如一日而不變。及至發展到“票號”,更是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必按期兌付,絕不延誤。儲戶如需用款,隨時可以提取,此地存款,彼地亦可支取。客戶感到方便可靠,吸儲自然不會困難,即使達官貴族,也願把錢存在“票號”。

  對於“山西票號”的信譽,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八評價說:“山右鉅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顯著。”《英國領事報告》中也說:“山西票號”信用很高,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上海匯豐銀行說:二十五年來與山西商人作了幾億兩的鉅額交易,“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由此可知,“山西票號”之所以能“分莊遍于全國,名譽著于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參見:黎風《山西古代經濟史》,劉建生、任志國《晉商信用及歷史啟示》)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誠信是三晉尤其是晉商之都太原的一份重要文化遺產,需要創造性地加以繼承,使它在建設文化強省和“誠信山西”中發揮積極作用。

  信用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政治穩定,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誠信是市場經濟的“黃金規則”,也是政治活動、司法行政的“黃金規則”,或像古人所說的“帝王規則”。誠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不能設想一個統治集團內部和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失去誠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傾軋的狀態下,能夠維持其集團的存在和社會的穩定。不能設想一個誠信缺乏的環境能引來投資和促進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是長遠的發展。相反會擾亂和破壞整個社會以及國際市場的正常和健康運行。新晉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誠信走遍天下。而反面的教訓正是由於誠信缺失。

  大量事實說明,誠信缺失,不僅損害當事人的利益,而且嚴重危害市場經濟、市場秩序、政治風氣和國家信譽以及在世貿組織中的信譽。它既是一種“私害”,也是一種“公害”,是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瓶頸,必須予以破解。我們必須看到,由於社會誠信的嚴重缺失,誠信已成為一種具有高度精神價值和物質價值的稀有資源。抓誠信建設,就是挽救這一稀有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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