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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精神
2015-07-08 16:49:34    華夏經緯網

  比較是獲得對某一問題新認識的基本途徑。在時空上,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晉商與濫觴于西方文化的現代法治,沒有任何關係,但如果將兩者所包含的基本理念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它們有暗合之處,也有差異之處。兩者的有機融合,則使我們不但看到了中華文化復興的曙光,而且窺見了現代法治走出困境的前景。

  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暗合

  從表面上看,晉商文化作為一種商業文化,與現代法治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剝去這層表皮,置身於晉商豐富生動的實踐,我們發現,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有諸多暗合之處。

  第一,都堅守誠實信用的理念。現代法治之要義在於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法律權威性的樹立,需要立法的科學,但更需要全社會普遍確立起誠實信用的理念,誠實信用是法律的社會道德基礎。沒有誠信的社會,是人與人的關係不夠和諧的社會,是談不上什麼平等、自由的社會,當然也不是一個法治社會。平等、自由固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但是,誠實信用在現代法治中更有獨特價值。長期以來,我們強調平等、自由在現代法治中的地位,而將誠實信用視作民法領域的範疇,這是對現代法治基本理念以偏概全式的理解。

  現代法治堅守誠實信用理念,晉商亦將誠實信用奉為圭臬。晉商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就在於他們自覺地實踐和發揚了誠信精神。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論及晉商時,寫下了“晉商篤守信用”六字,這是對晉商精神最凝練的概括。追求誠信,實踐誠信,是晉商普遍具備的精神品質。一部晉商的歷史,就是一部晉商以不同方式詮釋誠信的歷史。誠信是我們梳理晉商輝煌歷史的關鍵詞,是開發晉商當代價值的金鑰匙。

  第二,都堅守義利相通的理念。少數人享有權利而多數人承擔義務的社會,或者權利義務分配混亂的社會,是沒有什麼公平正義的社會。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通過憲法,對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承擔的基本義務作出規定,這為公民從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過程中,實現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提供了基本參照;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和監督的權力架構體系,使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能夠保持較為合理的關係;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通過司法裁判這一個案糾正正義的方式,有效解決了權利與權利、權利與義務的衝突問題,從而守住了社會正義的底線。

  晉商沒有現代法治意義上的權利義務意識,但晉商用他們的實踐智慧兌現著權利與義務的精義。儒家有豐富的義利思想。但儒家的義利思想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儒家的義利思想主要是一種道德說教,在歷史上很難找到與這種道德說教相吻合的經典例子;二是,儒家義利思想有重義輕利的價值偏向,在義利關係中,義佔據主導地位,這與商人利益最大化的訴求相背離。晉商在對儒家義利思想的深刻體認與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形成了自己的義利思想——按正當商業道德獲得的利益,是合理的。晉商的義利思想,是對儒家義利思想的重大超越,即從“義務本位”轉向“權利本位”,利成了目的,義成了手段。如果說儒家突出義而貶抑利的思想,使利難以獲得合法性的話,晉商的義利思想則既為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又使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名正言順。

  第三,都執著于建立一種規則體系。現代法治社會是一個以法律為主的規則社會,人們的活動已經規則化和程式化。委託立法的發展,使法律由抽象走向具體,擴大了自己的疆域;市場經濟決定了經濟活動在社會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公司、企業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制定大量規則規範自己的活動;現代法治社會是各種組織蓬勃發展的社會,學校、醫院、行業組織等制定的規則數不勝數。總之,在現代法治社會中,規則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浩如煙海、密如凝脂。人們制定規則樂此不疲,遵守規則疲於奔命。

  為我們忽略的是,晉商也力求用規則規範他們的商業活動。擇其要點為:晉商建立了有約束力的商業經營機制,把權、責、利很好地統一起來;晉商發展最好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面對這種局面,晉商自覺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嚴格約束自己;晉商經營的一些企業中,兩權嚴格分離,權責高度明確。此外,晉商還建立起較為規範的工資福利制度、學徒制度、標期結算制度等等。

  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的差異 

  晉商與現代法治有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的表現多種多樣,但是,總體而言,一者具有關係個人主義的特徵,一者具有規則個人主義的特徵,這是兩者的根本差異,這一根本差異,滲透于對兩者進行分析比較的各個方面。

  第一,一者具有關係個人主義特徵,一者具有規則個人主義特徵,這是兩者的根本差異。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關係社會。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置身於各種各樣關係網中的個人,一方面想方設法突破這張關係網,另一方面則又在千方百計地編織著這張關係網。在這樣的社會堙A個人佔有的關係資源僅具有手段意義,而個人利益則具有目的意義。我們將中國傳統社會的這一特徵概括為“關係個人主義”。晉商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關係個人主義的特質:晉商用人不是五湖四海,而是拉幫結派,同鄉之間互相支援,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圈子;晉商在各地建立起以本鄉本土親朋關係為紐帶,以團結同鄉商人為宗旨的會館,目的就是為了協調相互間的關係,共用關係性資源;晉商在竭力搞好與官方關係的同時,他們自己也盡力擠進官場。總之,晉商是中國關係個人主義文化的同謀。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遵守規則成了人們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個人與規則的關係,個人成了抽象的個人。人們按照規則生活、法院依據規則作出司法裁判,都是在闡釋規則,賦予規則以活力。我們將現代法治社會的這一特徵概括為規則個人主義。

  在關係個人主義社會中,個人行動主要靠經驗,社會關係在個人間互動的基礎上形成,人與人交往的成本高;在規則個人主義社會中,規則具有在先性,個人從事社會活動的過程,是一個回應規則、與規則互動的過程,社會關係在個人與規則互動的基礎上形成,人與人交往的成本相對較低。

  第二,關係個人主義與規則個人主義的差異集中體現在知識性質上。知識從性質上可分為默會知識與明確知識。默會知識就是通過生活實踐,不知覺中逐漸獲得的,為個人特有的並不可明確傳播的知識,主要以習慣的形式存在;明確知識就是能被意識到的、被闡明和能被傳播的知識,主要以規則形式存在。

  晉商關係個人主義的特徵決定了其擁有的主要是默會知識:晉商選人用人堅持用鄉不用親、用熟人不用生人,並採用學徒制的辦法培養人才;晉商在處理債權債務問題上,形成了父債子還、夫債妻還、一諾千金的慣例;晉商將做人與經商結合在一起。如商號大盛魁在蒙古做生意時,多方面滿足牧民要求,不僅送貨上門,還要求員工懂蒙語、會針灸,並針對牧民牲畜多銀錢少的實際,春季賒貨,秋後用羊算賬。

  現代法治社會規則個人主義的特徵,決定了人們擁有的主要是明確知識。生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認識方法和認識途徑看似大大改進了,但必然無知的命運並沒有改變。人們除了擁有與自己的生活直接相關的一些知識外,對其他大部分知識處於不可避免的無知狀態。面對陌生人的社會,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情勢,個人經驗顯得力不從心。在這種情況下,應對以法律為主的規則,成了必備的知識。只有掌握了以法律為主的、與自己生活緊密相連的各種各樣的規則,人們才能生存發展。

  第三,關係個人主義與規則個人主義,是比較分析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的前提。晉商和生活于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人都具有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但是,晉商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而生活于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人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則要受規則的嚴格約束。

  就拿誠實信用理念來說,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都堅守誠實信用理念,堅守誠實信用理念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兩者的區別在於,晉商文化中的誠信建立在道德基礎上,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在許多情況下表現為交易雙方的一種選擇性。同一個人,會此時守誠信,彼時不守誠信;不同的人對待誠信的態度差異巨大;就整個社會來說,守誠信的人比不守誠信的人,在獲取利益、獲得各種交易機會上更差。這是一種有限的低度信任。建立在規則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誠信則是一種規範意義上的誠信,它主要表現為人們對規則的一體遵守。這是一種普遍的高度信任。

  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的重整 

  將晉商文化與現代法治深度勾連,進行比較,使我們明瞭唯有將晉商精神與現代法治匯合交融,才能在贏得中華文化復興的同時,使我們黨領導的依法治國的實踐真具中國特色。

  第一,如何對待強勢文化的侵襲是一個嚴肅的歷史性課題。清末,代表現代法治精神的西方現代金融制度和企業組織形式傳人中國。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挑戰,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晉商,無所適從,這是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的艱難處境。當然,晉商在與西方強勢文化的對局中並非無所作為。1907年晉商聯合成立的“保晉公司”成功地從英國人手中收回山西全部礦權,這是晉商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激烈反應。但是,今天,當我們心平氣和地評價晉商的這一舉動時,完全可以說,在這場與西方強勢文化的較量中,晉商失敗了。

  晉商的實踐,如果不是遭遇西方強勢文化的侵襲,能排除它有成為一場中國人創生屬於自己的文化形態的可能嗎?沿著這樣的假設,使我們在窺見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的處境的同時,也能窺見其煥發生機之可能。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侵襲的嚴重後果是,限制乃至剝奪了一個民族創造自己生活的權利,是對一個民族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扼殺。

  需要引起我們警醒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並沒有擺脫強勢文化侵襲的命運,這集中體現在我們對待法治的態度上。依法治國是我們在治國理念上的重大轉變,但由於受強勢文化的影響,我們對法治的認識存在許多誤區:移植西方現代法律是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必然要求;以權利、自由等抽象概念作為評價依法治國實踐是非優劣的標準;受規則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過分關注法律文本,而忽略了文本背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這種用西方法治的概念解釋中國,找出自身不足的做法,其後果是放棄了用自己的智慧創造更好生活樣式的可能性。一個國家選擇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不能由抽象的邏輯去推演,而必須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以這個國家的現實為出發點去把握。

  第二,提升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境界是永琤D題。晉商在其實踐中形成了彰顯出人格的光輝。但是,晉商精神又有著無法克服的缺陷。晉商關係個人主義的特徵決定了晉商精神缺乏持久性、深層性和普遍性,難以成為整個民族的普遍的精神氣象。晉商精神偉大之處,也是其悲壯之處。其偉大在於它體現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精神品格;其悲壯之處在於,它最終隨著主體角色的變換和能動性的退化,走向了衰落。

  晉商興衰成敗的歷史表明,一個民族走向復興,需要這個民族的文化走向復興,而引領這個民族的文化走向復興的,必然是這個民族普遍一致的、持久的精神氣象和道德情懷。晉商興衰成敗的歷史告訴我們,道德精神不是可以像法律一樣便利地移植,而需要這個民族的自覺踐行;晉商興衰成敗的歷史告訴我們,對道德精神決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而應當將其置於神聖崇高的地位,形成一種民族信念;晉商興衰成敗的歷史告訴我們,示範和榜樣可以成為一個民族道德精神昇華的突破口,我們應該尋找這樣的突破口,為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提供強大動力。

  第三,堅持以人為本與現代法治相結合,是現代法治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晉商精神難以上升為整個民族的處於支配地位的精神氣象,除了其內在缺陷外,還在於這一少數精英的實踐缺乏形式理性法律的持久支撐。

  現代法治之優勢,在於為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以形式理性化法律為主的支撐體系。它有助於化解個人受制于國家治理的風險;它排除了宗教、倫理和情感等其他非法律因素的影響,使法律能夠保持自治;它增強了市場交易的預期,使生產者和商人能夠較為確定地計算和預測交易的成本和未來的收益,從而為資本積累和穩定市場創造了條件。

  晉商的衰落彰顯出現代法治的力量,但這並不表明現代法治是完美無缺的。相反,現代法治之種種弊端值得我們反思:它賦予人創造財富的自由,但同時也造成了驚人的浪費;它滿足了人的現實需求,但同時放縱了人貪婪的本性;它賦予人創新的激情,但同時造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它實現了形式正義,但同時也導致了實質的不正義;他成全了無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者,但難以造就秉性健全的人。總之,現代法治“強化了技術而弱化了人類精神”。“破壞甚至窒息了人類生活的豐富多彩”。

  沒有精神價值支撐的人的發展是病態的發展。現代法治使人無節制地把理性運用到滿足自己的慾望方面,這是一種以物為本的法律觀。為此,必須實現價值上的轉向,由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要實現人的解放與發展。人的解放與發展的目的,就是實現人秉性的昇華。堅持以人為本與現代法治相結合,不僅要為人的必需創造條件,還要重視人生命的意義;不僅要保障個體的人的尊嚴與權利,而且要保障集體的人的尊嚴與權利;不僅要為當代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而且要為未來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空間;不僅要為人的生存與發展創造條件,而且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今天,當我們認識到法治之重要性的時候,不經意間失去了晉商那份可貴的精神品質,這是歷史于我輩的無情和我輩于歷史的誤會。而歷史的機緣在於,精神之魂與制度之形一拍即合、形成共振、產生強力,並逐步均勻地擴散,雖無排山倒海之氣勢,卻有地久天長之魅力。如此絲絲緊扣、環環相連,經年累月,產生之功效,便是一個民族整體之偉力和獨特之價值,便是一個民族燦爛的文化。當前,現代法治仍以其慣性向前邁進,我們也在深情地擁抱它。但是,不無遺憾的是,擁抱這一文明的我們自己,卻失去了晉商的那份道德情懷。如果這種現象仍然繼續而為我們所不知,那就是以另一種方式續寫晉商的悲劇。了解歷史是為了把握現在,明示將來。晉商已成為歷史,但是晉商那份可貴的精神不應成為昨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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