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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概況與經營種類
2015-07-24 11:04:04    華夏經緯網

  晉商作為一個五百年的商幫,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資本之雄厚、輻射範圍之廣、從業人員之眾,這在中國乃至世界商業史上都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在學術史、經濟史上,其學術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各界對晉商的評價

  康熙皇帝在江浙一帶考察時說,“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我考察江蘇、浙江的市場,在那婺g營叫賣的,無論是行商還是坐賈,大多數是山西人,而當地人非常少。)山西巡撫劉于義向雍正皇帝上奏折:“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山西的風俗習慣,人們重視經商而不重視讀書做官,聰明有才智的人大多都去經商了。)自詡深諳下情的雍正皇帝在其奏折上朱批:“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應試,朕所悉知。”(山西當地人的擇業觀和價值觀第一個選擇是經商當商人,第二個選擇是務農,第三個選擇是當兵,不聰明的人才去讀書。)

  清人郭嵩燾(清朝最早派到歐洲的公使),雖然在國外多年,但是仍然注意到國內的這种經濟現象,他在著作中說:“中國商賈夙稱山陜,山陜人制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唯其心樸而心實也。”(史料記載中,把山西和陜西商人統稱為西商。)其意思是山陜人不如江浙人聰明,搞計算趕不上江西湖廣人,但是山西人祖祖輩輩經營商業,立足商界靠的是厚道、誠信。《清朝文獻通考》卷18對山西票號評價:“山右巨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最著。”山西人創立的票號,經營管理非常精到,而且人樸實無華,在國內商界信用最著名。有一位山西票號的遺老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序》中說:“數百年來,中國商業之盛,莫盛于西幫票商。”

  人們把清代的龔自珍定位為政治家,其實龔自珍也是位經濟學家,他對經濟問題也異常關注。他給皇帝上的奏折,有一篇是《新疆設置行省錄》,認為清朝新疆地區地廣人稀,對國家邊境安定不利,對開發西北地區也是不利的,提出新疆應該建省。經濟上的發展需要從全國各地向西北地區移民,但是有兩個省不適宜遷移人口,一個是江蘇,因為江蘇市肆繁華甲天下;另一個是山西,因為山西“海內最富”。

  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海外多年,外國人一說起中國來,評價是“積貧積弱”,梁啟超每每感到汗顏,為國家不富不強而羞愧。但是談起山西商人來卻眉飛色舞,常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樹立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由此足見當年山西商人劈開萬頃波濤,踏過千里荒漠,敢為天下先,從貨郎擔到富甲一方,因此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山西人也樹立了自信心。

  羅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談到:當年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小姐,宋靄齡嫁給了孔祥熙。在宋藹齡的印象中,山西不就是黃土高坡嘛?經濟不發達。但是當她作為新娘子,下了火車,孔祥熙用十六抬大轎抬她進太谷城的時候,她頗為詫異。在宋藹齡眼中,由於中國的金融家們大都住在這條街上,太谷就是中國的華爾街,是中國金融的中心。

  再看看外國人怎麼評價。匯豐銀行經理:“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國商人或錢莊經營人那樣快……這25年來,匯豐銀行與上海的中國人作了大宗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德國人李希霍芬(德國柏林大學的校長、爵士):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慧,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因此“中國人好比猶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猶太人”。馬克思曾極為關注地論述道:“恰克圖一帶的邊境貿易,事實上是而且根據條約都是物物交換,銀子在其中不過是價值尺度。”“俄國人自已獨享內地陸路貿易,成了他們沒有可能參加海上貿易的一種補償。看來,在內地陸路貿易中,他們是不會有競爭者的”。“同時,同中國的這種貿易也為俄國的製造品打開了在別處找不到的銷路”。

  晉商概況

  山西商人在明清時期,活躍時間之長、規模之大、資本實力之強、輻射範圍之廣、從業人數之眾、經營項目之多,在中國商業史上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現象。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商人,如范蠡、武士鑊。但過去是有商而無幫,沒有形成大量的從業人員和大的幫。而在明清時期,恰恰出現了這樣的商幫。從業時間之長:山西人從明朝始一直到1929年,馳騁中國商界五百多年,老一代的身影消失了,又出現了新的一代,川流不息。從業人員之眾:據資料記載,當年太原府(涵蓋了晉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子弟是在外經商的。舉幾個數字:1931年東北淪陷後,人們紛紛往內地跑,經過山海關登記時,山西人在東北的總共有17萬人,還不包括從其他地區繞道回到山西的。俄國十月革命後,閻錫山接見山西商人代表時,山西商人在俄國還有一萬餘人。《浮山縣誌》記載:“浮山人,十之五六在外經商。”劉大鵬在 《退想齋日記》中說,“太原人十之二三讀書,十之七八在外經商”。輻射範圍之廣:形象地說,東到日本橫濱、大阪、神戶,西到莫斯科、聖彼得堡,北到伊爾庫茨克,南到香港、加爾各答,都有山西人經商。日本有大量關於山西商人的資料,東瀛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關於山西票號的資料就有整整一個展覽室。經營種類之多:山西商人主要經營鹽、糧、布、茶、票、典、賬。舉幾個主要的介紹。

  鹽商。山西商人發起自河東鹽業。食鹽歷來是國家專賣的,從桓寬《鹽鐵論》開始,由於食鹽利潤非常大,國家嚴格控制鹽業生產和鹽業交易,山西商人當年怎麼發起來的呢?我們知道,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匆匆過客,當被趕回蒙古草原後,在蒙古草原上又恢復了金戈鐵馬,作為一個遊牧民族,風調雨順的時候會跟他人相安無事,一旦遇到水、旱、蝗災的時候,往往會南下,常常通過右玉打進來,甚至打到太原。當年明朝皇帝英宗帶著50萬人馬御駕親徵,在土木堡就被也先俘虜。但早在這一奇恥大辱之前,明王朝就開始加緊修復長城了。東起山海關,西到嘉峪關,在萬里長城設置了九大邊鎮。這一巨大的防禦體系,駐屯的80萬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軍需糧秣消費量巨大,僅靠國家財政經費支出,久而久之國家財力達不到,國家此時就想到了借用民力,號召大家向邊關運輸軍需糧秣,制定政策調動民間積極性,這就是“開中法”。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臺了“開中法”,號召商人運送糧食到邊關去,政府給商人以好處,如果你運來糧食,就開給你鹽引(販賣食鹽的憑證),到河東去支鹽,國家劃定範圍,河東鹽行銷範圍主要是晉南地區、陜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個州縣,在那堛瑣P售價格政府不管。食鹽利潤空間非常大,山西人抓住政策變化這一契機,紛紛北上、南下。由此山西人淘得明清以來第一桶金。“開中法”調動起了大家的積極性,但是久而久之,糧食陳腐,多得吃不了,且河東產鹽量有限,逐漸商人手媔}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東兌不了現,成為社會一大弊端。這迫使政府二次改革,提出 “葉淇變法”,商人以後不用向邊關運送糧食,可以交銀子換取鹽引。對於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編成十組,分十年一一兌現,每年兌現一組。兌現後,不僅可以在河東支鹽,而且可以到全國各大鹽場支鹽。由此帶來山西商人由地域性的商人向全國範圍的大進軍。在兩淮、揚州等地,鹽業產量非常大。山西商人、陜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最後陜西商人在競爭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讓、平分秋色。由此山西商人淘得了他們的第二桶金,完成了早期的資本原始積累。

  山西鹽商文化鼎盛,明清時期有“中國漢學第一人”之稱的閻若璩,是太原人,祖上遷居到揚州,他每次考試都要從揚州回到太原府參加科舉考試。他著有《尚書古文疏證》8卷,對《古文尚書》辨證128條,指出《古文尚書》25篇均是魏晉間偽作。隨著經濟的發展,運城逐漸發展起來。運城古名潞村,後來那海德俊將鹽運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鳳凰城,至明清時期,由於鹽運使署設置在鳳凰城,後改名為運城。運城因鹽得名,因鹽勃興。清人郭書俊有詩:“居人艷說鳳凰城,百貨紛紜鬧市聲,向晚葡萄有酒熟,醉鄉有夢不分明。”

  銅商。隨著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總需求量增加,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此時國家發行貨幣跟不上。中國產銅量有限,且邊銅(雲南銅)告匱,引起商品大量貶值,貨幣值錢。此時,山西商人自告奮勇去日本販銅,以低於市場價販賣給政府,既能解政府的燃眉之急,又能賺取利潤,因此,得到了清廷的恩準。山西銅商漂洋過海,經營赴日販銅貿易長達近70年,當時去日本販銅的船隊總有17艘,山西商人的船隊就有7艘,年購銅量約55.5萬斤。

  茶商。山西不產茶,但是茶商品化程度高、歷史悠久。中俄雅克薩之戰後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規定:“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一應貨物不令納稅,犯禁之物不準交易。”在國家政策上,鼓勵商人開展貿易,在貿易過程中不收稅。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界約》,1792年,中俄又簽訂了《恰克圖市約》,在中俄之間劃定了北方邊境。同時,允許商人之間彼此往來進行交易。原來恰克圖只是一個很小的村子,誰去擔當到北方與俄國人開展交易?此時,山西商人又一次抓住了歷史的機遇。山西商人從武夷山運送茶葉到莫斯科,到後期進入歐洲腹地開展貿易。到俄羅斯去,往返一次需要一年時間。現在人們每每以艷羨的眼光看喬家、常家、王家當年的富裕,但是人們不知道其中的艱難。在道光年間,恰克圖貿易已佔到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0%至60%,佔中國輸出入總額的16%至19%。在當年貿易過程中,山西商人是非常精誠團結的。1828年《莫斯科報》登載了當年山西商人定的17條規定,比如:所有恰克圖商民,在恰克圖進行交易,任何人不得單獨同俄國人進行談判;所有的恰克圖商民,每年進行一次民主選舉,選出四名商界領袖,這四人是這一年中恰克圖商場上的最高領導者,所有運來的商品由這四個人進行分等論級,然後由這四個人與俄國人進行談判。任何一家商家如果出現以次充好的現象,這四個人有權將其驅逐出恰克圖市場,不允許再進入市場。商家之間進行價格大戰是最低劣的,你降我也降,最後兩敗俱傷。而山西商人一致對外,保持了自己的價格、品質和信譽度。

  典商。在錢業方面,晉商經營放貸的票號、賬局、典當號稱三大支柱,其中典當業規模宏大,蔚為壯觀。李燧《晉遊日記》稱全國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雍正二年即1724年,山西典當行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共有2602家,約佔全國總數的26%。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全國共有當鋪18075家,山西省則有5175家,佔全國總數的28.6%。19世紀50年代,京城有當鋪159家,其中山西典商開設的有109家,佔68.55%。由此可見當年山西商人在市場中所佔的份額。當時山西商人在全國賺了錢後,紛紛把錢拿回鄉里,因此當時山西號稱“海內最富”。

  賬局。賬局主要經營存、放款業務。乾隆元年,山西汾陽商人王庭榮出資4萬兩白銀在張家口開設了中國最早的一家賬局———祥發永,自此以後一發而不可收。在《清戶部檔案》有記錄的52家賬局中,由山西人出資開設的有34家,佔全國的65.3%,由山西經理經營的有49家,佔全國的94.23%。1853年,北京共有268家賬局,晉商獨佔210家,其中僅介休商賈所開賬局就多達118家。1853年大學士祁雋藻上奏說:“竊聞京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戶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查京師地方,五方雜處,商賈雲集,各鋪戶籍資餘利,買賣可以流通,軍民偶有匱乏,日用以資接濟,是全賴印局的週轉,實為不可少之事。”賬局左右著整個北京市的金融。

  錢莊。錢莊主要經營存、放款業務,不做匯兌。1765年(乾隆三十年)蘇州一地就有晉商錢鋪81家。“山西‘祥’字號錢鋪,京師已開40余座。”1914年,山西境內錢莊竟多達561家。票號與錢莊之間是有差異的,票號資本雄厚、實力強大、輻射範圍廣、遍設分號,既經營存、放款業務,又經營異地之間的匯兌。而錢莊只限于一地、一業,小額放款,不經營異地匯兌(到後期也經營異地匯兌)。當年,山西錢鋪與以內務府外賬房自居的東四牌樓琝Q、琠M、皕翩B睊陬央坏|大琚乖v爭。當時,北京錢業開盤,以“四大琚足鬼滿A“四大琚角ㄔh,誰家也不許開盤,非常霸道。山西的錢鋪去後,很看不慣“四大琚芋A於是開展了激烈的競爭,大量回收“四大琚赤獄票,然後突然拿出20萬兩的銀票要求馬上兌現,如果不能馬上兌現,就意味著其信用度不夠,資本不夠雄厚,威信掃地,很難在市場上立足。結果搞得“四大琚角潀ㄧ}亂,四處借債。曾有一名旗人存現銀10萬兩在太原的錢莊,6年後提款,其存銀原封未動,完璧歸趙,由此可見山西錢莊實力之雄厚和信用度之高,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山西商人穩健的經營作風。

  票商。票號究竟產生於何時?學術界看法不同。主要有 “隋末唐初說”、“明末清初說”、“清康熙乾隆嘉慶說”、“鴉片輸入因素說”和“道光初年說”。在山西民間流傳甚廣的有“明末清初說”,而且是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李自成入主北京,從皇宮和王公大臣家中蒐集了大量金銀財寶,後來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兵入京,李自成倉皇西逃,進入山西,因清兵追得緊,不得已甩下了兩樣東西:一是從宮堭a出的大量的宮女流落到了山西,再就是大量的金銀被埋到了山西地底下。李自成後來再沒有回來,山西人從地底下挖出金銀以後經營票號,由此發跡。另一個版本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等志士要反清復明,這需要活動經費,於是把人派到全國經營商業搞票號,這些人後來耽于賺錢,慢慢地手段變成了目的。這在民間流傳甚廣,以至於1923年上海申報紀念建館50週年時,刊登了一首因果歌:“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因果歌。那李闖逼死崇禎帝,那文武百官一網羅。那闖將同聲敲夾烙,霎時間金銀堆積滿岩河。衝冠一怒吳三桂,借清兵驅賊出京都。賊兵捨不得金銀走,馬上纍纍‘沒奈何’(大塊金銀)。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銀向山西境上掩埋過。賊兵一去不復返,農夫掘地富翁多。三百年票莊稱雄久,不成文法孰嗟磨。相傳是亭林青主兩公筆,這樁公案確無訛。”事實上,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發現一則史料能夠證明,財富是由山西人在地上挖的,其實,絕大部分山西人的發家史是肩挑負販,小打小鬧,日積月累,逐漸做大做強。

  從1823年左右,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產生。票號的產生,需要幾個必備的條件:第一,卓著的信譽。山西商人通過幾百年的運營,在市場上樹立了極高的信譽,足以擔當。第二,自有資本極為雄厚。如果沒有充裕的資本和流動資金,在異地兌現就成問題,馬上就會信譽掃地。山西商人由於資本實力雄厚,使得其可以開展異地匯兌。第三,有遍設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山西商人把分號遍設全國各地,使得異地匯兌成為可能。第四,民信事業大發展。過去中國雖然有驛道,但那是官驛,官驛是不允許夾帶民信的,故而杜甫說“家書抵萬金”。到1823年左右,民信局產生,允許郵遞民間信件,這使得票號產生成為可能。當時只要有錢,就可以開票號,山西商人看到了開票號的利潤,看到了市場空間,你辦我辦他也辦,大家都辦。到20世紀初,山西票號已在各地設立了35處分號,分佈在23個不同商業城市堙C票號鼎盛時,在全國總分號的數量達500家。林則徐的門生馮桂芬談到:“今山西錢賈,一家輒分十數鋪,散佈各省,匯票出入,處處可通。”當時已經是“一紙匯票甫到,百萬現金立取”,款項可“匯通天下”。其方便快捷,適應了市場的發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很快佔領了全國的市場。

  劉建生,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等職。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國軟科學》、《中國地方誌》等國家、省級雜誌報刊上發表論文120余篇。主要著作有《明清晉商制度變遷研究》、《晉商研究》、《山西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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