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山西票號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內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經濟、政治變動的衝擊。探析其衰亡的原因，從中獲得的最大啟示為：創新是發展的根本動力。
山西票號在其長達百餘年的發展歷程中，歷經挫折，又數次崛起，曾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中外聞名。然而，在清末經濟危機困擾下，在與現代銀行的競爭中，山西票號開始走向衰落，經辛壬變亂[1]後，一蹶不振。雖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號于危難之中，終因回天乏力，山西票號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為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
一、 山西票號衰亡的內因
（一）缺乏正式的對經營者的責任追究機制及對其經營行為的審計、監督機制，造成總經理（大掌櫃）責權利嚴重失衡。
山西票號普遍採用“東家出資、掌櫃經營”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制度。雖然該制度在現在看來仍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當時所實行的“兩權分離”制度，只是賦予總經理無上的權力，卻沒有建立與之相配套的責任追究機制，也沒有設立專門的類似現在的審計和監事會之類的機構對經營者行為進行審查和監督。總經理只負盈、不負虧，票號盈利多總經理獲利也多，但票號發生虧損則由財東負責，總經理不負任何責任。這種“利益共用，風險不共擔”的責權利失衡的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弊端，極易導致“道德風險”的發生，使經營者對資本利潤的追求增強，而對資本安全的考慮減弱，從而加大票號經營風險。主要表現在19世紀90年代之後，票號一改一貫謹慎的作風，經營者在沒能審時度勢，明辨政治、經濟動向的情況下就大量放款，使票號在20世紀初形成放款遠遠超過存款的局面。結果，在辛亥革命後，因大批工商企業破產從而票號放款無法收回的情況下，致使眾多票號遭擠兌而擱淺倒閉。
（二）票號放款皆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賬風險。
不可否認，信用放款在經濟景氣時期對於票號擴大經營規模和盈利能力曾起過重要作用，票號經營前期信用放款風險也確實較小。但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投機和經濟危機伴隨而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銀行信用方式理應有所變化，除了信用放款之外，還應採取抵押放款方式，使放款收回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作保證，從而降低貸款風險。而且抵押放款當時早已成為西方銀行的典型做法，票號可謂“有章可循”，完全可以採取“拿來主義”，借鑒西方銀行抵押放款的經驗，開展此項業務。然而，在這一點上，票號經營者的守舊思想佔了上風，執意只做信用放款，而從未開辦抵押放款業務，導致票號在清末經濟危機中倒賬損失愈來愈大，票號衰落也就在所難免。
（三）票號經營後期，總經理普遍思想觀念因循守舊，錯失制度創新良機，未能實現票號向現代銀行的轉變。
山西票號在外國銀行來華之後，尤其是在遭遇到中國官商銀行的市場競爭之後，部分親身感受到競爭壓力的分號經理首先意識到了票號實行制度創新、向股份制現代銀行轉變的必要性。主要代表人物當數蔚豐厚票號京都分號經理李宏齡，他曾于1908至1909年間數次向平遙各總號大掌櫃力陳改組銀行之利弊，希望各總號能聯合起來進行從上至下的改革，實現票號向現代股份制銀行的轉變。但由於總經理長期蟄居總號高墻大院之內，深居簡出，更是很少到各分號走動，這一切都使得總號資訊不靈，無法及時掌握市場動向，又加之各號總經理一般都年級較大，接受新式教育甚少，封建的保守、僵化思想根深蒂固，對新事物充滿敵意，甚至堅決反對。李宏齡等人關於改組銀行的建議就數次遭到當時各號領袖——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的嚴詞拒絕，最後一次竟憤然道：“銀行之議，係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束高閣可也”。[2]至此，票號改組銀行一事由於總經理階層的阻攔而煙消雲散。
總之，票號錯失制度創新的機會，沒能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進行改革，就註定其要作為“落後”的東西被歷史進步的車輪所拋棄。
二、 山西票號衰亡的外因
山西票號存在的時期，適逢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國內民眾起義，戰火連年不斷，政局動蕩，經濟危機頻頻發生，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嚴重威脅票號經營的安全，成為票號衰亡的外部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壓迫，嚴重削弱晉商實力。
山西票號產生於中國封建制度行將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建立的時期。票號發展初期受封建主義“重本抑末”政策的壓制，中後期又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使其脆弱的身軀過早地衰敗了下去。
帝國主義發動的多次侵略戰爭，一方面掠奪和破壞了包括票號在內的資本家企業，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戰爭賠款又轉變為清政府向包括票號資本家在內的紳商的捐輸勒派。在此雙重壓迫和剝削之下，致使晉商企業大批破產，商業資本損失慘重。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期間，晉商企業損失達白銀五百多萬兩。19世紀90年代後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和日俄戰爭，又使晉商在東北、華北等地區的企業和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作為票號資本之基礎的晉商實力喪失殆盡，也就預示了票號的衰亡以為時不遠了。
（二）辛壬變亂可謂一針“強心劑”，致使票號一蹶不振。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壬子年）“北京兵變”期間，風雲變幻，許多城市經濟遭到破壞，工商業破產，銀錢行號遭擠兌而擱淺倒閉。票號也經歷了同樣的命運，大批銀錢財務被散兵遊勇洗劫一空。在戰亂中，票號除被搶劫現銀一百三十萬兩外，最大的損失在於因工商業大批破產導致幾千萬兩貸款收回困難，在貸款大於存款幾百萬兩的情況下，貸款無法收回，存款又遭擠兌，銀根告緊，資金週轉不靈，大多數票號慘遭倒閉。辛亥革命雖醞釀已久，但武裝起義卻非常短暫，對於這一突發事件，大多數票號事前沒有察覺，毫無警惕，更談不上應變之策，面對混亂局面，只有坐以待斃。
（三）清政府在制度創新中沒能發揮其強制性推動作用，幫助票號完成向股份制現代銀行的轉變，而是設立官商銀行和官銀錢局號與票號爭奪業務，大大縮小了票號的生存空間。
山西票號向現代銀行的過渡屬於誘致性制度變遷，而且是正式制度安排，對於山西票號這樣一個封建性和守舊習性很強的經濟集合體，自發地向現代銀行過渡需要說服眾多的票號和人物採取一致行動，其過程相當艱難和緩慢。而時事的變化要求票號迅速進行制度創新以適應競爭的環境，當時的情形只有政府推行強制性措施才能幫助其完成這一轉變。而清政府卻從自身利益出發，不但沒有充當票號的主心骨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設立了數家大的官辦或官商合辦銀行和眾多的官銀錢局號與票號爭奪業務，憑藉雄厚的資本實力左右借貸市場價格，通過降低放款利率或提高存款利率搶奪票號客戶，另外，在發生貸款倒帳時，其倚仗官府勢力，持強權又可全額收回債款。總之，資本雄厚、經營規模龐大的官辦銀行在競爭中迅速排擠與之實力相差懸殊的票號，大大縮小了票號的生存空間，使票號經營難以為繼，註定要走上衰亡之路。
三、 結語
山西票號就是在上述“內憂外患”的夾擊之下走上末路。票號曾經的輝煌業績令世人矚目，而其衰亡的悲壯結局更發人深省。回顧票號的發展歷程，探析其衰亡的原因，有許多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教訓，而從中獲得的最大啟示就是：創新是發展的根本動力。每個個人、企業乃至國家的發展都應在全面掌握最新資訊的基礎上判明時局動向；順應時代潮流，銳意進取，積極創新。■
參考文獻：
1、孔祥毅：《金融貿易史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2、穆雯瑛主編：《晉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黃鑒暉：《山西票號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簡介]張峰，男，1974年生，山西財經大學金融學專業2000級研究生
[1]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和1912（壬子）年發生的袁世凱陰謀策劃的“北京兵變”統稱為辛壬變亂。
[2] 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
本文來源：本文作者：張 峰
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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