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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陽文化之瑰寶 戲劇
2008-10-13 15:39:20    華夏經緯網


  山西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晉南地區是中國戲曲藝術的搖籃。作為晉陽文化中的戲劇,在晉劇的形成發展中佔有重要位置。

  一、晉陽戲劇的形成與興起

  原始社會末期,山西的樂舞就具有很高水準。據最近在太原晉源區、晉水流域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成套編鐘、編磐證實,那一時期在統治階級上層社會,樂舞活動就很活躍頻繁。

  據記載,西周初年(大約西元前1106年),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在封地(太原晉源區晉祠)就常舉辦“樂舞”。而且“樂舞”名稱繁多,歸納為“六代舞”與“六小舞”之稱。

  西周時期,宮庭採侍官每逢春秋兩季都要到民間採集歌謠。加工譜曲後,用於祭祀和宴會等場合的演唱,其中所唱的“唐風”,就來源於太原地區。如《椒聊》、《綢繆》、《鴨羽》,《葛生》等,就是“唐風”中的優秀篇章。這些歌謠都具有較高的人民性,很受百姓歡迎,流傳比較廣泛。

  漢代,隨著社會的相對穩定,“樂舞”活動就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漢高祖八年(西元前199年)劉邦為祭祀“神農”而命人創作了由16名男童表演的《靈星舞》(見《後漢書·祭祀志》)。很快,這個舞蹈被當時的代王劉琚A帶到了他的封地——太原,《靈星舞》在太原地區又增添了新的生機。

  1979年,在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發掘的北齊太師墓中,發現了有歌舞樂伎,列旗羽葆的場面,這些足以證實,北齊皇帝經常往來的別都晉陽,在統治階層,樂舞活動相當盛行。在北齊的樂舞中,其中有一個舞蹈叫《蘭陵王入陣曲》,這支舞,是由士兵們創作的,也可以說是產生於民間的樂舞作品。歌舞中記述了蘭陵王長恭,多次戴著假面破陣殺敵而大獲全勝的故事。

  東晉建武一年(西元317年),來自民間的樂舞《并州歌》以它懲惡揚善的積極主題,受到了人民的頌揚。

  從《并州歌》的出現,到《蘭陵王入陣曲》的誕生,充分說明瞭廣大人民群眾對樂舞的健康發展,起著不容低估的主導作用。這些由勞動人民所創作的樂舞,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表現手法,都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

  西晉永嘉六年(西元312年)匈奴攻陷晉陽,到東晉太元二十一年(西元396年),鮮卑族的北魏政權統治晉陽,可以說在南北朝期間,統治太原的主要是鮮卑族。由於鮮卑族是一個愛好歌舞的民族,不少樂舞也隨之傳了進來。其中有《北歌》、《真人代歌》、《敕勒歌》等。這些樂舞對漢民族的樂舞,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由於太原是李唐王朝起兵的根據地,所以自唐朝立國之後就倍受皇家的重視。晉陽被立為盛唐時期的三都之一(即首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部晉陽),當繁盛的藝術的活動,在京都長安盛行的時候,太原地區的樂舞活動,也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盛況。

  開元二十三年(西元735年),詩人李白遊晉祠時寫下了“翠蛾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白雲飛”的詩句。後白居易在遊晉水時也寫下了“笙歌聞四面,樓閣在中央”的詩句,對當時歌舞演出的情景做了生動的描述。

  從太原小店區金勝村唐墓出土的舞俑看,舞者“頭梳高髻,穿朱赭色開領短上衣,腰係朱赭色拂地花裙,手執薄巾翩翩起舞”,也證實了當時樂舞活動的形態及盛況。這種樂舞活動,不僅貫穿了整個唐代,直到北宋仍有方興未艾之勢。

  北宋以後,深深紮根於民間的樂舞活動,在不斷地吸收藝術營養的同時,戲曲也逐步地成熟起採,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于金元之際登上了太原地區的舞臺。以其獨特的形式和藝術特色,為晉陽文化之寶庫又增添了一枝亮麗的奇葩。

  二、晉陽戲劇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元朝時期,活躍在太原地區的“北雜劇”,不僅培育出了技藝全面的優秀藝人,而且還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劇作家。其演員善唱《梅花》,《水龍吟》等曲的梁梅,就是當時的著名歌伎。在全國的劇作家中,光太原籍作家就有五名。如李壽卿、劉唐卿、喬吉、羅貫中和李務等。他們創作的作品眾多,其中《吳員吹簫》、《秋蓮夢》、《度柳翠》、《吳越春秋》、《趙氏孤兒》、《白兔記》等,就都深受觀眾的喜愛,甚至延演至今。

  明清時期,太原地區除北雜劇外,崑曲也從外流入,有鄉土味的地方梆子戲也開始興起。在王易風先生《山右戲曲雜記》中記有“孤笛橫吹南部曲,悲笳頻咽并州腔。” 清朝乾隆年間,梆子戲的演出活動,不僅在山西境內,而且還涉足到了都城北京。清人朱維魚在《汾河旅話》中寫道:“村社演戲皆曰梆子腔”。

  隨著科班及演出班社的逐漸增多,以及音樂,唱腔、樂器的進一步改進,晉劇——這顆在晉陽藝術殿堂中閃耀的明珠,也就脫穎而出。晉劇也就成了代表一方水土的地方劇種,而且在不斷的演出提煉中,晉劇逐漸壯大成熟起來。

  民國年間,晉劇在太原地區活躍頻繁,各個晉劇班讓也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演員,如丁果仙、丁巧雲、花艷君、蓋天紅,十三紅、十四紅、中頭黑、獅子黑等等,數不勝數的名老藝人。這些生活絕技的優秀藝人,不但活躍在本土地區,而且還流動到內蒙古、張家口、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在關內外都極有影響。在他們演出的劇目中,光大本戲就有五十余出,摺子戲就有上百齣之多;後由於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戲劇呈一派蕭條景象,多數藝人都生存艱難。

  三、晉陽戲劇的興盛和壯大

  解放後,由於黨和政府對戲劇工作的重視和關懷,戲劇隊伍終於獲得了新生,各演出團體紛紛排練整理富有現實意義、主題鮮明健康的劇目,又積極配合形勢,上演新創劇目。有《小女婿》、《春香傳》、《張羽煮海》、《屈原》、《一個志願軍的未婚妻》,《三打祝家莊》、《逼上梁山》、《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等。緊接著不久成立了太原有史以來第一所“戲劇學校”。又成立了既能對悠久戲劇歷史加以深入研究,又能對各戲劇團體、編寫新戲的專門機構——“太原戲劇研究室”。為培養戲劇的後起之秀,發揚光大民族文化,“戲劇學校”學生走出去到全國各地“拜師學藝”,向兄弟各大劇種交流學習。接著,又排出了由“戲劇研究室”創作的新戲《翠雲嶺》,《礦山烽火》、《陽春姐妹》、《汾水長流》、《紅鑽頌》等。丁果仙等名老演員還率團赴京參加了戲劇觀摩會演。丁果仙等還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會見。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太原的戲曲事業呈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

  “文革”十年,給戲劇事業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

  粉碎“四人幫”後,在黨和政府的“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政策鼓舞下,在“雙百”方針的正確指引下,一度蕭條了的戲劇又煥發出了新生。各文藝團體不但積極恢復傳統戲,又很快編演出了富有時代氣息的新創劇目在并州上演。

  緊接著,又恢復了在“文革”中被撤銷了的“戲劇研究室”,後改為“太原市戲劇研究所”、“太原市藝術研究所”,並組建了強有力的戲劇創作隊伍,為繁榮太原市的戲劇文化事業,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在黨和政府及各類領導對戲劇建設的高度重視和關懷下,戲劇隊伍有五名演員摘取了國家對演員設立的最高獎項——梅花獎。他們分別是郭彩萍、高翠英、謝濤、武淩雲、胡嫦娥。

  光輝燦爛的晉陽文化源遠流長,戲劇文化作為其中一支,將秉承和弘揚這一優良傳統,使中華文明以萬古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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