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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丘,生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清初著名學者,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發軔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閻若璩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是明代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飲牛叟,明末貢生,以詞章名,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祠》行世。母親丁氏亦能詩文。家學淵源,使閻若璩自幼就置身於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體弱多病,口吃,秉性遲鈍,甚至“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但仍自強不息,勤勉不怠,“潛心鑽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當同學日暮抱書歸家之後,他仍“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甚至“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面糊粘幾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積思自悟,他終於在15歲的一個冬夜“心忽開朗,如門牖頓辟,屏障壁落”。從此穎悟絕人,讀書過目不忘。順治八年(西元1651年),15歲的閻若璩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此後更是鑽研經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于柱上,以此來鞭策自己發奮學習。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使他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後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時海內名流過淮,皆與之交接,當地的學者如李明睿、方文、閻爾梅等,亦折輩和他來往,一起討考古今,切磋學問,使他獲益非淺。

 

  康熙元年(1662年),閻若璩改歸太原故籍。以後,他數次返籍鄉試,但都名落孫山。值得慶倖的是他也並未虛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兩次到太原松莊拜會了傅山,兩人切磋學問,考辨金石遺文之學,情誼篤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歸故里,恰逢顧炎武遊太原,他們一道考晉祠古跡,辨晉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晉之分封。顧炎武還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康熙十七年(1678),詔徵博學鴻儒科,閻若璩應薦赴試,落策後仍寓居京師,日以論學為事。其時國內名流學者鱗集北京,閻若璩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內閣大學士徐乾學嘆服他的學問,特意將其邀至家中,待為上賓,“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是年,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閻若璩應邀參加,並隨書局前往洞庭東山、嘉善、昆山等地。這一時期閻若璩與精於地理學的顧祖禹、黃儀等晨夕相處,對地理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參加撰書的學者們大為讚賞。在修纂《大清一統志》的同時,閻若璩還與萬斯同、顧祖禹、胡渭等學者相與討論,排比正史,參考諸書,協助徐乾學完成《資治通鑒後編》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學去世,一統志局的諸學者雲散,年近60歲的閻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陽縣。其後,他常常“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倘佯湖山煙水之間”。此時,他已“名動九重”,但使他深以為憾的是“績學窮年,未獲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時,他先後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願。後來,皇四子親王胤(礻真)(即以後的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以手書相邀。已69歲的閻若璩感到不勝榮幸,不顧年老衰病之軀,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趕赴京師。三月,被胤(礻真)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閻若璩病情加重,胤(礻真)延請御醫為他醫治。六月,閻若璩因醫治無效卒于京師。胤(礻真)遣官經紀其喪事,並親撰輓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18世紀初,清朝的統治已趨穩定,經濟逐漸恢復,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漸漸緩和,思想界、學術界也處在從清初務實經世而反對空談的學術思想和學術作風,轉為重視漢學及考據學。閻若璩可以說是清代漢學研究的先導。他的學術思想有如下特點:一、繼承了明末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指責“道學寡陋”,認為“訓詁之學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康成,認為他們“兼群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眾家,意義深遠矣”,明確表示“主漢不主宋”。二、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的博古通今的學風,離開了他們主張的經世致用的目的。閻若璩博極群書,精於考證,淹貫經史,“于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他的著述頗豐,但大都是對古文的詮釋、整理、考證,離現實很遠。三、主張對古書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實。閻若璩以懷疑的精神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籍、經注、經說問難,認為其中“不無錯誤處”。他希望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辨偽存真。以此目的出發,他讀書注重解義,凡有“一意未折,反復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後止”。每論一事,每立一說,都要詳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時甚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

 

  閻若璩一生治學,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的問世。《古文尚書》係用古文字書寫,西漢時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比當時流傳的今文《尚書》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來學者傳誦的係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漢代孔安國的《尚書傳》。但自南宋吳(木或)、朱熹開始懷疑此書是後人偽作,元吳澄著《書纂言》、明梅(上族下鳥)著《尚書考異》考辨其偽,但尚無定論。閻若璩年二十讀《尚書》,即疑其偽,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尚書古文疏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考證,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是後世偽作的定論,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視,閻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則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四庫全書總目》因此稱讚他“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復厘別,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此外,偽《古文尚書》一千多年來被人諷誦學習,視作神聖的經典,也是宋明理學的重要依據。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確證了《古文尚書》是偽作,使理學家們進退失據,非常狼狽,沉重的打擊了宋明理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其思想影響也是比較深遠的。

 

  閻若璩不僅精通經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四書釋地余論》諸書,窮力於古,考辨精實,校正了前人對古地名附會的許多錯誤,同時涉及到四書中的人名、物類、訓詁、典制等,被後人稱為歷史地理學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閻若璩還著有《潛丘札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經學和史學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學術史上,閻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的直接先驅,閻若璩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文:張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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