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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鵬

劉大鵬(1857——1942),字友鳳,號臥虎山人,別號夢醒子,晚年又號遁世翁,山西太原縣(現為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人。

 

  劉大鵬幼年從師受業,23歲畢業于太原縣桐封書院,翌年入省城崇修書院學習,為書院山長楊深秀賞識,學識大進,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舉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以懷才不遇,隱居家鄉。其間,他曾在山西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20年。1914年回到家鄉大原縣,任縣立小學校長,兼營小煤窯,並種有少量土地。他一生基本上生活在晉中農村,對下層社會生活有較多的接觸;在地方上辦過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資修葺晉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興辦過晉水水利,在地方上有相當的名望。光緒三十四年,山西省咨議局成立時,任省咨議局議員,民國建立以後擔任過縣議會的議長、縣教育會副會長、縣清查財政公所經理和公款局經理等職務。他長期寓居鄉村,對農民疾苦體察頗深,親懷“康濟斯民之願”,常以不得行其志為恨。對官吏貪暴與政治腐敗,多有譴責。清光緒三年(1877),太原縣境遭受旱災,晉祠邊山一帶餓死者十之八九。他在記述此事時,憤然寫道;“丁醜災荒酷虐特甚,而晉省賑務亦至太極渥,可窮鄉僻壤之饑民,得實惠者百不獲一耳。蓋由州縣官紳奉行不善,或親現衰鴻,賑恤延緩;或侵吞賑款,飽其私囊……”,表示了對貪官污吏的憤慨。1934年因目睹閻錫山政權搜刮民財,橫徵暴斂。曾上書南京中央政府,為民請願,指斥山西當局“捐涉于苛,大傷治國之本,稅成為雜,必失民眾之心”,促使南京政府轉飭山西省署,豁免苛捐雜稅,上書署名“鮑伯坪”,意為抱不平。此訊傳出,晉民稱快。

 

  晉祠一區,在太原縣治西南十里懸甕山麓,水繞山環,境極名勝,甲于三晉名勝之首。但向無專志以志其盛,劉大鵬有鋻於此,踏遍晉祠一帶山川寺院,尋幽訪古,鈔碑錄碣,又博覽古典書籍文獻資料,採集故老傳聞,于光緒二十八年編著《晉祠志》。五易寒暑,光緒三十二年成書(該書已由慕湘點校,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42卷,有祠宇、亭榭、山水、古跡、宸翰、祭賽、金石、鄉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藝、植物、故事、雜編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該書匯集歷代有關晉祠的文獻記載與民間故老傳聞,詳細描繪了當時晉祠風物。其河例公案則如實記載了晉水流域歷代的水利紛爭及統治者欺壓、剝削農民的史實。書中還記述有明、清以來歷次農民起義與庚子以後當地反帝運動的史實,為研究歷史者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劉大鵬博學多才,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主要有:《醒夢廬文集》 8卷、《臥虎山房詩集》35卷、《從心所欲妄齱n50卷、《琢玉聞吟》8卷、《砭愚錄》8卷、《銜恤錄》10卷、《寄慨錄》12卷、《隨意錄》4卷、《潛園瑣記》6卷、《遊綿山記》2卷、《唾壺草》2卷、《遁庵隨筆》2卷、《迷信叢話》17卷、《慍群筆譚》25卷、《乙未公車日記》4卷、《劉氏世系譜》3卷、《藜照堂家訓》2卷、《夢醒子年譜》12卷。惜其均係手稿,未能刊行問世。當時士人以讀書為求仕進,退居林下也多是詩酒自娛,消遣歲月。而劉大鵬能自甘淡泊,累月窮年,跋山涉水,遍搜廣求,在古跡淹沒、文獻零散的情況下,僅憑個人奔波,于重重困難中而成洋洋巨著,誠屬難能可貴。

 

  劉大鵬很關心地方公益,對地方水利也頗有研究。當時晉水灌溉稻田三萬多畝,而太原縣受益者30多村,他編撰了《晉水志》13卷。書中詳述了晉水之源,分水口岸,核實溉畝情況,水程定規;及有關迷信。“祀事”,渠甲分佈等。各卷之首又冠以小序與河圖,閱者能窮其源而究其流。又別著《汾水河渠志》若干卷。對本縣河害較大的北河邊孫家溝,他又殫精竭謀改築堤堰,並撰寫了《重修孫家溝幻跡》2卷,希望後人能繼往開來,除害興利。

 

  他的這些考察和研究,不僅為當時的地方公益和水利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今天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劉大鵬一生為保護文物古跡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晚年貢獻更為卓著。1932年以前,晉祠天龍山石窟石雕文物被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劣僧盜竊嚴重。劉大鵬當時是太原縣保存古跡文物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是追查被盜事件的主要成員。其所著《柳子峪志》便記述了當時太原縣追查和保護文物古跡的史實及相應措施。書中既寫了天龍神像嚴重損傷情況,也論列了“太原縣天龍山古跡文物保護委員會組織大綱”、“太原縣天龍山古跡文物保存規則”等文獻資料,是研究天龍山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史料。他曾呈請省署撙節太原縣經費、葺修晉祠廟宇,並著有《重修晉祠雜記》 2卷。他為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可謂嘔心瀝血,功垂後世。

 

  《退想齋日記》 200冊,是他長達半個世紀耳聞目睹的親身閱歷,也是他為我們留下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日記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描述了當時當地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情況。如氣候、水旱災害、祈雨活動、農業生產、農產品品種、產量、價格、雇工工價、賦稅、差徭,以及當時的民間生活風俗。如歲時節日人們的種種慶賀、祭祀、演唱活動,結婚、訂婚的各種程式、禮品、費用、婚令和禮節,同時真實地揭示了舊社會婦女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如1918 515日他的日記中記載說:“堣丹章靚二十余歲,于前數日再醮,姑家得錢三百二十千文,娘家得錢一百千文,此外村禮、社禮、媒妁等錢又費數十千文,合共五百千有奇。”一個婦女就如此被商品一樣地出賣,而她本人竟不得作主,也得不到一文錢。又如1922 615日他記載說:“堣H劉金牛之妾于昨日死,來求予作訃聞帖。予告來人曰:妾雖年六十有八,並未有所出。據喪禮,有所出則兒為期服,無所出則無服矣!此帖予不能出稿。”六十多歲的祖母死了,就只因為她是妾的身份,就沒有發訃聞的資格。《退想齋日記》中這類資料很多,揭示出當時婦女受歧視的嚴重程度。同時,《日記》對民間喪葬禮俗、辛亥革命後的剪辮、放腳、民間服飾、飲食、宴客習慣、新式建築物、當時交通工具以及開始演電影、騎腳踏車、火車、汽車及種牛痘等社會新現象都有描述。此外,對社會生活的風貌也有記載。如城鎮集市貿易,他在18971018日記述說:“太谷陽春會上十分熱鬧,賣貨物者甚多。綢緞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車馬皮套棚一巷。其餘,磁器、鐵器、紙張棚雖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雜貨、舊貨小攤不可勝數。去趕會之車輛約有數千乘,可謂之大會矣。”可以想見當時集市貿易熙熙攘攘之情景。另外《日記》對當時瘟疫的發生、死亡情況、盜賊劫掠等災害也都有記述。

 

  較為引人注意的是《日記》中記錄了清末農村中種植、吸食鴉片帶來的災難。對鴉片及以後來其他毒品的危害記述很多,很具體。舉1892年所記幾例可見一斑:“當今之世,城鎮村莊盡為賣煙館,窮鄉僻壤多是吸煙鬼。約略計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雖說這個估計有些誇張,但可見危害之大。他描繪一個吸食鴉片者說:“有四旬余歲,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發長數寸,辮卷如氈,衣裳襤褸,神氣沮喪。”記述了一個鴉片吸食者行竊、賣妻鬻子的慘狀。他還回憶農村種植鴉片情景說:在光緒初年,鴉片“吾鄉尚不敢多種,不過深僻之處種些。至戊子、已醜間(1888——1889年間),加徵厚稅,明張告示,謂以不禁為禁,民於是公行無忌,而遍地皆種鴉片煙。”在他的日記中大量勾畫的當時這一社會問題,使人怵目驚心。

 

  《日記》對舊社會的一些社會不平也作了不少記敘。1892 922日他記述一件士紳霸道的事情說:“吾在太谷縣西街,見一大車與轎車爭路,大車所載者重貨,轎車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車夫將大車車夫痛打,大車車夫始猶支架不讓,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車,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將汝送縣,再吃大虧。車夫聞之,鼠竄而退。”他的《日記》中貪官污吏、苛捐雜稅記載更多,不勝枚舉。對清末的“捐納”也有敘述如下:“光緒辛醜,為賠洋款,捐納實官大減成數。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余而得州縣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經,縣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檢、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在作者的筆下也展示了清末民初農民悽慘生活的畫面。如1893 210日日記中寫道:“今日午後,余去鄰村訪友,有一人負四五歲小兒,賣與鄰村農家。”他也記載過人民群眾對清朝政府的反抗鬥。爭。1892 524日,他在省城太原親眼看到:“午後忽有百姓成群,約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撫衙門喊冤。皆雲:此時旱魃為虐,吾儕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陽曲縣官催科愈迫,每兩銀以八千錢為限。吾等赴縣署鳴冤,而縣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無奈始赴大人轅下。”1893 825日還記載:“太原縣小店鎮劉仙洲言:伊村糧店皆閉門不做生意。詢之,乃因縣尊奉上憲命,從鬥行起錢,以備荒年,每鬥糧起三文錢。”這實際上是當時商民的罷市活動。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群眾對清政府十分不滿,他記載了當時各種苛捐雜稅之後也提出:“所到之處,人心莫不思亂,每聞人談論,動輒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亂之好也。雖係憤激之言,究見人心離散矣。”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會動蕩不安、民心思變的情況。至於對當時的歷史事件,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初期,在《日記》中都有反映。有的是傳聞,也有的是目睹親歷,既表現了作者的態度,也反映了民間的情感。總之,《日記》涉及面十分廣泛,從作者的視野和角度反映了時代的各個方面。

 

  然而,由於作者的階級局限與歷史局限,在他的著作中謬誤和不妥之處也在所難免。如對農民群眾的輕鄙,對農民革命的仇視,對清朝的某種留戀與對民國的不滿,誣李自成為“闖賊”,稱太平天國為“發逆”,名義和團為“拳匪”,視反清運動為“亂黨”,傳播迷信,倡說因果報應。後期甚至把紅軍東征說成“共匪”擾晉,並著有《共軍擾晉紀略》(未刊行),此書雖觀點錯誤,但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它卻如實記述了當時紅軍東征的情況,是研究紅軍歷史難得的史料。

 

  總之,先生一生的貢獻很大。我們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作為文化遺產,仍有不可泯沒的價值。

 

  劉大鵬先生被鄉里人稱為急公好義,遺愛在民。民國三十年(1944),邑人在晉祠聖母殿南側,立劉友鳳先生碑銘,碑末銘曰:“鄉邦文獻,關懷有緣,表揚潛德,著述連篇,天不應遺,殺青何年。晉水潺潺,相與嗚咽,韆鞦萬祖,其視此鐫。”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作者:郭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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