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1906——1970），原名趙樹禮，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著名小說作家。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文聯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協會主席，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致力於革命文藝的通俗化、大眾化工作，寫出了許多反映農村社會生活、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福貴》等。全國解放以後，繼續深入農村生活，耕筆不輟，馳聘于中國文壇。短篇小說《鍛鍊鍛鍊》、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集），以及《實干家潘永福》、長篇小說《三里灣》等，都令人愛不釋手。 十年浩劫中，趙樹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終年64歲。 趙樹理是我國真正熟悉農村、熱愛人民的少有的傑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了我國農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革，而且具有獨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在弘揚我國優秀民族文藝的傳統、促進革命文藝的大眾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貢獻。 趙樹理小說與晉東南民俗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個小說流派“山藥蛋派”。這個流派以著名作家趙樹理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鮮樸素的民族形式，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清新濃郁的鄉土氣息，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這個流派還包括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一批小說家。在50年代後期，他們結成了一個作家群體，創作出眾多帶有“山藥蛋味”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三里灣》、《李家莊的變遷》、《登記》，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西戎的《蓋馬棚》、《姑娘的秘密》，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兩個巧媳婦》，以及年青作家韓文洲、楊茂林、李逸民、義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藥蛋派”的開創者趙樹理，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被稱為現代小說的“鐵筆”、“聖手”，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晉東南這片家鄉的土壤，熟悉農村，熱愛人民，大量描寫了晉東南獨特的區域民俗事象，或作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進人物性格發展的手段，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趙樹理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通過自己的審美加工，把混沌稚樸的民俗變成活生生的文學創作題村，具體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區的農村生活，為找們展出了一軸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卷。 趙樹理小說幾乎涉及了晉東南民俗的各個方面，舉凡生產勞動、飲食居住、婚喪嫁娶、宗教信仰、民間文藝都有描寫，最突出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鄉里社會的民俗。在《三里灣》第二節裏，介紹了王寶全、王金生的居住環境，按東西南北的順序介紹了窯洞房子及使用習俗。例如西邊四孔窯洞的分工是這樣的：金生、玉生兄弟倆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寶全老兩口住一孔。女兒玉梅住一孔，但卻是套窯，與父母住的那孔窯相通，有窗無門，進進出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門。這表明，一方面閨女大了，需和父母分開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謹防越軌亂禮，和父母的窯洞串在一起，一舉一動都可受到父母的監督、約束。在這裡，窯洞已不是簡單的物質客體，而是寄寓了傳統的民俗心理，成為一種綜合的文化現象。 《三里灣》還描寫兩個舊式大家庭的勞動分工、經濟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複雜的關係，揭示了家長權威和舊倫理觀念對舊式家庭的影響。《李家莊的變遷》裏“吃烙餅”這一晉東南鄉里民俗的描寫，更富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吃烙餅”的民俗特點是，村裏發生了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請村落的頭人、族長或地方上有影響的人物，在吃烙餅的過程中評理，地點設在村子的廟堂裏。等評理人作出裁決後，輸了的一方要承擔責任並付給吃烙餅的費用。小說中寫農民張鐵鎖與村長李如珍的侄兒發生糾紛，村長武斷地評張鐵鎖輸理，霸佔了張鐵鎖的土地，並讓他付出吃烙餅的費用。張鐵鎖回家後氣憤之下說了幾句過頭話，被村長的人聽到，就把他們夫婦鋃鐺入獄，最後賠了土地與房產，才了結此難。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權、政權于一身的封建勢力代理人，依靠軍閥統治者支援，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壓迫。 二、戀愛婚姻習俗。趙樹理小說中有大量戀愛婚姻習俗描寫，藉以反映農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時代精神。《小二黑結婚》裏的三仙姑，30年代嫁給於福時，剛剛15歲，是前後莊第一個俊俏的媳婦。但是在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影響下，漸漸成了一個裝神弄鬼、爭艷賣俏的女人。她“雖然已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褪上仍要鑲邊”，每天都要塗脂抹粉，喬裝打扮一番。作者活畫出了一個病態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買賣婚姻帶來的惡果。《登記》裏的小飛蛾本來已有個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卻把她嫁給了張木匠。她雖然極不情願，可還得按照傳統婚俗頂著紅頭蓋，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夥子鬧新房，照慣例在大年初一由兩個婦女攙著到各家磕頭、拜年，帶丈夫“回娘家”。後來因和保安交換了愛情信物，而被張木匠毒打，婆婆和鄰里也認為她“名聲不正”。小飛蛾的婚姻悲劇，也是由封建禮教造成的。《邪不壓正》則表現了婦女對以勢壓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當時錯綜複雜的階級矛盾和時代的變遷。《登記》中的“羅漢錢”，是小飛蛾和艾艾母女兩代人都曾用過的愛情信物，也是晉東南特有的習俗，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 三、民間文藝表現手法的運用。趙樹理成功地借鑒民間文藝裏“講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設環扣，引人入勝，使情節既一氣貫通，又起伏多變。語言運用上，大量提煉晉東南地區的群眾口語，通俗淺近而又極富表現力，使小說表現出一種“本色美”。 摘自《汾河兩岸的民俗與旅遊》，旅遊教育出版社，段友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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