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變幻、政壇人物走馬燈式地更換的民國時期，奉行“中的哲學”的閻錫山，卻是從辛亥革命開始一直在山西掌權達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隨著形勢和利害關係的變化，閻錫山立場可以隨時變換；閻錫山最終還是在人民解放軍的凱歌聲中，結束了他在山西的統治。
夤緣時會出任都督
閻錫山字百川（伯川），號龍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緒九年九月初八），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今定襄縣河邊鎮）一個以經商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歲入私塾，讀過《三字經》等啟蒙讀物與部分四書五經。14歲輟學，隨父閻書堂（字子明）到五台縣城內自家開設的吉慶長錢鋪學商，參與放債收息及金融投機。1900年在一次投機中慘敗，負債兩千吊，父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債。金融投機雖然短暫，但卻為閻錫山後來進行政治活動積累了原始經驗。
1902年，在太原當店員的閻錫山，考上了山西武備學堂學軍。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響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會，曾會見孫中山並參與制訂了同盟會的“南響北應”的戰略決策，即同盟會在“南部各省起義時，須在晉省遙應”。從此，閻錫山登上了政治舞臺。
1909年，26歲的閻錫山畢業回國，任山西陸軍小學堂教官、監督。當年11月，奉召赴京參加陸軍部舉辦的留日歸國士官生會試，考列上等（分優上中三等），被賞給陸軍步兵科舉人並授予協軍校（相當少尉）的軍銜。當時陸軍部提出新軍協統以下軍官須以學生或帶過新軍者充任，閻錫山在幾個月之內即升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協第八十六標教練官與標統（相當於上校團長）。在此前後，閻錫山同其他同盟會員秘密進行革命活動，把山西新軍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同盟會員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義後，在太原的同盟會員密謀響應，但因新軍有槍無彈（當局害怕起義收走了子彈），未能發難。10月28日，第八十五標奉命出發南下平亂，領到了子彈，閻錫山等同盟會員當即決定起義。29日晨，該標同盟會員楊彭齡、張煌等宣佈起義，公推管帶姚以價為起義軍總司令。起義軍攻入城內，殺死山西巡撫陸鐘琦，成立軍政府，公推閻錫山為都督。
處於京畿肘腋之地的山西爆發起義，使清政府十分驚恐。立即命令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部鎮壓。吳本嚮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反清起義和華興會的長沙起義，早已是個革命者，此時準備聯合山西民軍在北方革命，遂邀閻于11月 4日在娘子關會晤，商定共組燕晉聯軍，吳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任副都督兼副總司令。閻即派兵一營開赴石家莊，與第六鎮官兵共同截斷京漢鐵路，扣留了清政府運往武漢前線的軍用物資，阻止袁世凱入京就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並擬揮師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買吳的衛隊長將吳刺死，燕晉聯軍的雄圖大略遂告失敗。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並命曹錕第三鎮進犯山西。12月13日，清軍攻佔娘子關。閻錫山採納同盟會員景梅龍的建議，決定分兵南北，繼續戰鬥。閻率民軍一部北上綏遠，曾攻克包頭、薩拉齊並向歸綏（今呼和浩特）進軍；副都督溫壽泉率民軍一部南下河東，配合山西民軍攻克運城、絳州並圍攻臨汾，在後方和側背對清政府構成極大威脅。南北議和結束、清帝退位以後，閻錫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義掌握山西的軍權。
參加辛亥革命是閻錫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頁。孫中山于1912年9月視察太原時曾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閻錫山夤緣時會登上都督寶座並獲得如此評價，在國內是僅有的一人。
擁袁稱帝保存實力
袁世凱的真面目，早為一部分革命黨人所認識，吳祿貞就是其中之一。閻錫山在吳祿貞的勸說下，與吳共組燕晉聯軍，出兵石家莊，一時在北方造成強大的革命聲勢。但當吳祿貞被刺後，閻的態度立即起了變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議和已經開始，袁世凱違約派第三鎮進攻山西民軍。在大軍壓境面前，閻既懾于袁的威力，又對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會員景梅九的建議，致函袁世凱謂，如果袁能“協同軍民，顛覆帝制，然後敷政共和，與民更始”，則擁袁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南北議和後，閻由歸綏地區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許他繼續前進（即不承認他為山西都督）的電令。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認為袁手中不僅握有重兵，而且將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整個政治天平已傾斜到袁的一邊，於是一面請求孫中山給予支援，一面派人向袁輸誠；又在建都問題上站在孫中山的對立面，贊同袁世凱建都北京的主張，並聲稱“以形勢論，以事實論，以對內對外論，目前自無舍北就南之理”。篡奪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看到閻錫山不同於其他同盟會員，遂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從此，閻即主管山西。
同盟會于1912年 8月改組為國民黨，閻錫山被任為參議。由於袁世凱對革命黨人恨之入骨，閻遂于1913年春宣佈脫離國民黨；繼而又根據袁11月 4日的命令，飭令山西“各縣知事將國民黨分設機關一律解散”，並聽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長）肆意打擊、迫害以至殺害同盟會員。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為將軍之時，又任閻為同武將軍，令其督理山西軍務。
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帝，閻錫山首先向籌安會提供經費銀幣二萬元，接著又連電勸進，把辛亥革命貶低為“新舊弟嬗時代之權宜手續”，認為“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厲行軍國主義不足以圖強，欲厲行軍國主義非先走君主立憲”不可，要求“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並懇求袁“以大有為之才，乘大有為之勢，毅然以救國救民自任，無所用其謙讓”，而登基稱帝。袁閱後喜不自勝，批復“頗有見地”。袁稱帝後，于12月21日封閻為一等候。
袁世凱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成立護國軍，發佈討袁檄文，向北京進軍之時，閻錫山仍站在袁世凱一邊，致電北京國務院，聲稱“滇黔等省竟以少數地方二三首領擅立政府，私舉總統，實屬破壞大局，不顧國家”。當袁就護國軍反對帝制徵詢各地大員意見時，閻指斥唐繼堯等為“不忠不義不仁不智”之徒，懇請皇帝“褫革唐繼堯、任可澄、蔡鍔等官職榮典，宣示罪狀”。1916年 3月，當袁被迫撤銷帝制後，閻猶通電要求滇黔諸君“痛加悛悔”，否則他將把護國軍將領“視為公敵，與眾共棄，願效前驅，以伸撻伐”。
閻錫山擁戴袁世凱稱帝，可謂不遺餘力。後來他竟然說，這乃是根據孫中山的指示，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採取的措施。
韜光養晦保境安民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統治局面並未改變，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閻又依附於段，在重大問題上惟段之馬首是瞻。
1916年 7月，閻改任山西督軍，一面排擠打擊異己，使省長孫發緒和沈銘昌難以處事，相繼離職；一面賄請內務總長湯化龍為其說項，又稱段為師，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集于閻之一身。他響應段祺瑞馬誓師，曾出兵反對張勳復辟。段重新執政後，拒絕恢復被袁廢棄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下令討伐段祺瑞。閻卻站在段的一邊，電促馮國璋等抗擊護法軍，並派晉軍第一混成旅長商震率部赴湘參戰，結果全軍覆沒。
擁袁稱帝與反對護法的相繼失敗，迫使閻錫山接受教訓，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對內，閻以興利除弊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發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處”，推行水利、蠶桑、植樹與禁煙、天足、剪髮（男人剪辮子），後來又增加種棉、造林、畜牧，合稱“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後，閻又推行積極發揮民眾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民智和民財。閻認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編村制，以 5戶為鄰設鄰長，25戶為閭設閭長，村設村長，代行警察職務，加強行政管理；頒布《人民須知》和《家庭須知》，宣揚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頒布《村禁約》，設立村公所、息訟會、監察會、人民會議等機構，對販賣和吸食毒品、窩娼、聚賭、偷盜、鬥毆、遊手好閒、忤逆不孝等壞人進行感化教育和處罰；成立“保衛團”對青壯年進行軍事訓練。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涌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閻錫山表面上韜光養晦，暗中卻在擴軍備戰。他修建了可以大量製造步槍、機槍、大炮和彈藥的兵工廠，又把軍隊由民國初年的4個旅擴編為17個師。
參加北伐雄踞華北
山西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閻錫山自覺羽毛豐滿，便“站”在娘子關上窺測形勢，伺機而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閻出兵石家莊阻截直軍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國民軍總參議續桐溪策劃的建國豫軍樊鐘秀對山西的進攻。1926年 3月，又將佔領山西雁北地區的國民軍逐出山西，並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綏遠。
在此期間，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籌劃進行北伐。國民黨極力爭取閻錫山，雙方關係開始改善。1925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太原成立。閻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張作霖的威脅和拉攏下，對北伐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北伐軍于1926年 7月誓師後，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吳佩孚；接著又取得贛、閩、浙、皖、蘇的勝利，孫傳芳潰不成軍。大勢所趨，北伐奉張，已是指日可待。閻看到這一形勢，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懸挂青天白日旗。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追認這一職務，並於 6月29日推閻為該會委員。7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任閻為委員。 7月15日，閻指揮晉軍出兵石家莊。 9月29日閻錫山誓師討奉，在京漢、京綏沿線與奉軍激戰。但是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破壞國共合作，北伐受挫，國民革命軍一時未能北上，奉軍乘勢大戰晉軍，傅作義部被圍涿州，雁北地區被奉軍佔領，山西處境危殆。閻指揮晉綏軍牽制了相當一部分奉軍，對北伐全局來說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
蔣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復出後，以繼續北伐統一全國為目標，看到雄踞山西的閻錫山有舉足輕重之勢，乃竭力拉攏：1928年 2 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3月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太原政治分會主席，3月9日國民政府又任命閻為山西省政府主席。當月，蔣介石統率北伐軍對奉軍展開全面進攻，第三集團軍轉守為攻，收復大同，佔領保定，並向京津進軍。此時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人多勢眾，蔣故意拉閻抑馮，于6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任命閻為京津（後稱平津）衛戍總司令，並讓第三集團軍部隊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閻錫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兩特別市的軍政大權。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為內政部長（由趙戴文代理）。閻錫山從此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齊名，成為雄踞華北的軍閥。1929年3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雖未出席，但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四、五屆連任）。
興師問鼎兵敗中原
1929年初，國民黨召開編遣會議。蔣介石擬利用編遣全國軍隊之機削弱異己，首先任命閻錫山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以孤立馮玉祥和李宗仁。閻在各方討價還價聲中，曾提出有利於蔣的編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被撤銷，而代之以第三編遣區辦事處後，閻成了光桿司令，方知上當受騙，遂聯馮以辭職並以相偕出洋相要挾。6 月25日馮玉祥抵達太原，閻竟然將馮軟禁以自重。蔣閻雙方函電往來，討價還價。7 月23日，國民政府特派閻為西北邊防司令長官，閻以“此時對外對內不宜設此官”為由，拒絕就職，並於 8 月27日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試探。10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閻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但蔣聲稱“在中央有職務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務委員應在京，無事不得離職”。閻知蔣為調虎離山，推諉不就；後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於11月 5日就職，但並不到南京視事。
當年12月，唐生智聯閻倒蔣，閻暗中首肯。在唐發出通電後，閻見其未將已名列于首位，在趙戴文等人的勸阻下，出爾反爾，轉而與張學良等通電擁蔣反唐。蔣令討唐軍均歸閻指揮，閻于1930年1月3日親赴鄭州指揮作戰。蔣為消滅政敵，密令何成浚與河南省主席韓復榘相機捕閻。此計被閻的部下竊聽電話獲悉，閻乃化裝遄返太原。
此後，蔣閻關係進一步惡化，雙方厲兵秣馬，準備決戰。閻將晉軍擴充為10個軍、4個保安縱隊、4個騎兵師和7個炮兵旅，共約20萬人；並與馮玉祥達成諒解，資助軍費送馮回陜，馮指揮所部共同行動。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團軍將領57人，通電擁閻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出兵討蔣。4 月 1日，閻、馮、李在駐地分別宣誓就職。閻在就職通電中，揭露蔣將國民黨變為“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為所欲為”，致使“黨不黨，政不政，國不國，民不聊生”，“猶復迫我以武力，助其剷除異己”，說自己不得已“應軍民之請求”。以戰爭手段重建黨國。國民政府則于4月5日下令免去閻錫山本兼各職並通令緝捕，國民黨中常會亦決定永遠開除閻錫山的黨籍。劍拔弩張，在津浦、隴海、平漢線上雙方陳兵百萬的中原大戰隨之全面展開。
戰爭初期，形勢對閻、馮是有利的。晉軍佔領濟南，蔣介石本人在柳河車站險被馮軍俘虜。但是烏合之眾的反蔣軍，有的觀望不前，有的投降叛變，加上指揮失當配合不力，致使會師徐州的計劃未能實現。8月1日，蔣軍全面反攻，戰局急轉直下，向著有利於蔣的方向發展。
7 月，國民黨反蔣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部擴大會議”，決定另組“國民政府”，推選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鄒魯、唐紹儀、張學良為委員，以閻為主席。9月9日，閻錫山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職。
在大戰期間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張學良，坐山觀虎鬥，當局勢日趨明朗時，于 9月18日通電擁蔣，派兵入關。面臨南北夾擊之勢，閻、馮等反蔣軍全線崩潰，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撤消太原的擴大會議、“國民政府”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隨即先後解體。閻錫山于10月15日宣佈下野，12月潛赴大連，托庇于日本帝國主義，一枕黃粱美夢就此收場。此戰軍民死傷近30萬人，豫魯兩省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國力損耗，元氣大傷；而東北軍進駐關內，邊防空虛，客觀上為日本帝國主義造成發動“九一人”事變的條件。
東山再起自強救國
閻錫山在大連蟄居期間，一面總結自己的從政經驗，一面遙控山西軍政大局，伺機而動。他根據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將自己20年的從政經驗總結為“中的哲學’，認為不偏不倚、情理兼顧、不過不及是為“中”，人事得中則成，失中則敗；承認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對消，達到適中，以求生存；認為事理有母理與子理之別，母理講的是該不該，子理講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變的，子理服從母理，人事以生為最高母理。這就是說，他研究和運用“中的哲學”，全是為了自己的存在。他還摭取並曲解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某些詞句，反對“金代值”，主張實行“物產證券”（產多少物發多少券，勞動者又以券換物）；反對“資私有”，主張實行“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認為“按勞分配是資本主義到達社會主義必經過的橋梁”。這個所謂“物勞學說”是無法實現，他也不打算實現的，但他卻定為幹部的奮鬥目標，目的是用以抵制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
與此同時，他密切注視國際與國內形勢的發展，圖謀東山再起。當他得悉日本帝國主義將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時，便以高價收買機師，于1931年8月5日乘飛機潛回大同，隨即轉赴家鄉河邊村“隱居”。
“九一八”事變後，太原學生於12月18日舉行抗日救亡的示威遊行，遭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鎮壓，學生穆光四被槍殺。閻錫山深恨國民黨人在中原大戰前後對他的攻訐，遂令太原清鄉督辦楊愛源封閉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並逮捕其負責人。這是國民黨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運。
日本帝國主義在“九一八”事變後，大舉侵佔我國東北，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一致對外、抗日救亡的呼聲日益高漲。蔣介石無奈，不得不表示捐棄前嫌，與各種反對勢力言歸於好，團結禦侮。1931年12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閻錫山的中央執行委員被恢復。閻為了取得輿論支援和蔣介石的諒解，後來向中央提出《請政府檢撥十萬勁旅死守錦州以救危亡案》和《請政府及時確定十年自強計劃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則通過各種關係向蔣表示自已力不勝任，只有閻錫山可以收拾山西殘局；不久，閻錫山又指示部下將在押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負責人以易地審判為名，押往鄭州釋放。於是，蔣介石乃授意國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主任。
閻錫山東山再起後，為了緩和他與蔣的矛盾並消除蔣對他的疑慮，提出“自強救國”、“造產救國”等口號，成立了經濟建設委員會，制訂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組建了山西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全力以赴地進行經濟建設，並把三分之一以上的軍隊用於築路，以表示不再窮兵黷武；對蔣介石的重大決策，表面上則完全擁護。1933年 3月11日，蔣介石到石家莊商討華北問題，閻在晉見之前，曾于 9日電蔣表示：“山向來追隨鈞座，受國家之優遇，亦當追隨鈞座，赴國家之危難。中央為保全國土而忍辱，錫山願與鈞座分禍；如為發揚民族精神而奮鬥，願隨鈞座犧牲。”言詞懇切恭順，從而取得蔣的諒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繼續掌權。
閻錫山充分利用爭取到的和平環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數年之內創建了包括採礦、冶金、採煤、發電、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捲煙、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修築了長達 860余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併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到抗日戰爭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 2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內名列前茅。同時，他認為不把群眾組織起來會給共產黨留下空子，須用組織來抵抗共產黨的組織，於是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後來又將其合併組成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作為他推行政令的組織保證。這樣，他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都得到了增強。
反共擁蔣聯共抗日
閻錫山的反共是由來已久的。1921年，他聽了僑居蘇俄的山西商人的報告，便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極端的錯誤，人類應謀求適中的制度”，逐召開“進山會議”。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以“人群組織究竟怎樣對？”為題展開討論。之後，閻錫山支援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反革命“圍剿”，曾派一個師赴江西參戰。1935年，紅軍在陜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閻錫山開始了“思想防共，民眾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進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來防共，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剿共”。他在山西還準備實行土地“村公有”，作為防共的根本辦法；設立“防共保衛團”和“主張公道團”組訓民眾，“防共保鄉”。
1935年冬，日本侵略軍炮製“華北事變’，接著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1936年2 月，紅軍渡河東征，晉軍慘敗，閻錫山告急，蔣介石乘機派5個師開進山西。紅軍于5月初回師陜北，蔣軍卻賴著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並以陳誠為總指揮，對閻構成威脅。在這三種力量面前，閻錫山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開始“在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蔣介石是事實上的國家元首，應該擁護，但又是自己的頭號政敵，必須拒絕蔣的勢力進入山西；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但他怕引火燒身，不提抗日，當日軍鐵蹄已進入綏遠時，他才于 8月有條件地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中共及紅軍雖然是危險的敵人，但暫時不會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戰堅決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於是他停止反共叫囂，產生了聯共的設想。擁蔣拒蔣，恐日抗日，反共聯共，成了他制訂各項政策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其中心是要玩聯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付即將來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左傾進步人士于 9月18日發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閻怕觸怒日本帝國主義，更名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十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從此，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產黨員戴著山西帽子，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後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11月，閻錫山與蔣介石會商後，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對侵入綏東的日偽軍進行反擊，24日收復百靈廟。全國人民祝捷慰勞，士氣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5日閻錫山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表示擁護全面抗戰，受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當月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協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進入山西作戰，國共合作在山西進行抗戰的局面形成。閻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同意由犧盟會組建新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和太原工人武裝自衛隊，並給予武器裝備。9 月20日，根據中共的建議，又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組建新軍暫一師，以續范亭為師長。
日本侵略軍佔領平津後，其一路指向山西。閻錫山于 8月27日赴雁門關內的太和嶺口指揮作戰。 9月初，日軍侵入山西，晉綏軍在天鎮和廣靈未能阻敵前進。 9月下旬，國共兩黨軍隊配合進行了平型關戰役，人路軍殲敵1000余人，取得抗戰以來的首次勝利，給抗日軍民以極大鼓舞。接著，閻部署晉綏軍與中央軍共同扼守忻口，與敵展開大規模戰鬥。忻口我軍堅守23天，予敵重創，在戰略上具有重大意義。由於敵強我弱，11月 8日太原失守。閻錫山于 4日離開太原南撤臨汾。
在此期間，閻錫山看到他的舊軍大部潰散，文官多數棄職，遂希望由犧盟會和決死隊幫助他支撐和扭轉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援下，新軍到1939年夏已發展為 4個決死縱隊、一個工兵旅和一個暫編師，共轄50個團，約5萬餘人；在山西的7政區中，有 5個行政區及其所屬縣的政權由犧盟會掌握，在 105個縣中有70個縣長由犧盟特派員（共產黨員）擔任。山西成為全國實現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的模範地區。
動搖妥協聯日圖存
閻錫山撤退至臨汾進行整頓，成立民族革命大學，公佈了與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綱領》。1938年2月16日閻成立了以舊派人物為骨幹的“民族革命同志會”，自任會長，以之與犧盟會和國民黨抗衡。
1938年 2月，日軍大舉南侵。閻錫山經吉縣渡過黃河到陜西宜川縣秋林鎮避難。在八路軍、山西新軍和晉綏軍的打擊下，日軍退縮于鐵路沿線和平原地帶，廣大山區成為抗日軍民的根據地，中共領導的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邊區相繼成立。閻錫山根據形勢遊弋于黃河兩岸。山西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閻錫山眼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新軍和犧盟會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繼續下去勢將動搖自己的統治，於是決心消除中國共產黨對新軍和犧盟會的影響。 8月，他在吉縣古賢村召開的由軍師長參加的“古賢會議”上，即鼓動舊軍反對新軍，舊派反對新派，並說“天要下雨，趕快準備雨傘。一落人後，便要吃虧”。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在討論繼續抗戰、強化國民黨的同時，還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閻錫山積極貫徹實施，于三月在陜西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秋林會議”，公開提出取消新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企圖把新軍統一于舊軍；還說“不能抬上棺材抗戰，仗總要有個了結，汪（精衛）先生走的路，未嘗不可取”。這種破壞團結準備投降的論調，受到犧盟會和決死隊領導人薄一波等的堅決反對。12月初，閻又配合蔣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動了旨在消滅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十二月事變”（晉西事變）。新軍各部聞警應變，閻的陰謀未能得逞。“十二月事變”標誌著閻錫山聯共抗日路線的終結。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閻錫山繼續抗戰，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飛、蕭勁光與閻談判，確定以汾陽經離石到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北與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北為八路軍和新軍的活動區域，晉西南為晉綏軍的活動區域。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保持了中共同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係。從此，閻錫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晉西南的二十幾個縣。
這時，閻錫山又運用“中的哲學”研究他同三方面的關係。他認為大敵當前，蔣無暇整治他，毋須顧慮；共產黨和八路軍日益強大，群眾十分擁護，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會同犧盟會和新軍聯合起來反對他，是威脅他存在的主要敵人；日本侵略軍仍是難以戰勝的，抗戰前途非常渺茫：於是產生了玩勾結日本這張牌以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念頭。日本帝國主義也有誘閻投降以便把軍隊轉用於其他戰場的想法。雙方勾結的條件逐漸成熟。
1940年夏，閻錫山開始同日軍代表接觸。11月，閻令其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根據“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原則，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達成雙方合作、日方為閻裝備30個團的口頭協議。1941年 6月，日軍將孝縣城讓給閻軍接管。8 月11日，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敵佔區汾陽縣城內簽訂了《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俗稱《汾陽協定》），商定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閻通電脫離重慶國民政府，日將山西政權交閻併為閻軍提供武器裝備等。會後，閻在敵佔區太原、汾陽、臨汾等地設立了辦事處。至此，閻錫山已由聯共抗日轉變到聯日反共的危險境地。
與此同時，閻錫山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在駐地吉縣克難坡由“民族革命同志會”對其軍政人員進行“洪爐訓練”，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謬論。《洪爐歌》詞則強調“精神整體，合作分工，組織領導，決議是從”，為集體降日進行思想和組織準備。為了掃除降日障礙，閻強化“同志會”的組織領導，命令所有軍政經人員及中學以上學生，都須參加“同志會”，開會必呼“會長萬歲”等口號，以樹立絕對權威；還令其特務組織“政衛組”和“隰汾區戰工團”（後改組為“同志會流動作隊”）“肅清偽裝分子”，大肆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犧盟會員、決死隊官兵和進步人士。
對閻錫山與日軍秘密勾結的行徑，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為了大舉侵略東南亞地區，迫切希望閻錫山履行（汾陽協定）的各項條款。1942年5月6日，閻錫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岩松義雄等在吉縣安平村舉行了所謂的“安平會議”。日本侵略軍頭目要求閻立即宣佈脫離重慶政府；閻由於受到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處長王世英的規勸與警告，又見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同時覺得當漢奸將遺臭萬年，乃採取應付態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應給他的武器裝備。雙方各持己見，未能達成協定。閻恐被劫持，在午休時刻乘機逃走。會後，日軍進行報復，擊潰閻部第三十四軍並俘虜騎兵軍兩個師。不久，各自為了自身的利益，雙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結。這時的閻錫山一變依靠日軍而為利用日軍。除了交流物資外，他派幹部到敵區擔任縣長等偽職，並對其他偽縣長髮給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狀，以便在抗戰勝利後迅速摘取勝利果實。至此，閻錫山運用“中的哲學”又為自己營造了新窟：蔣介石怕閻投降，增加了對他的支援；中共為了使閻繼續留在抗日營壘，減少了對他的壓力；日軍為了誘閻就範，停止了對閻的進攻，並進一步勾結。閻錫山營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茍安於晉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後，閻錫山得悉日本將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即派趙承綬到太原與日軍頭目商定：日軍在原防區防堵共產黨及八路軍並聽候閻錫山受降；又派部隊向太原挺進。30日，閻在日軍保護下回到太原，隨即宣佈“行者”（抗戰人員）和“居者”（漢奸）同樣有功，並委任偽省長蘇體仁、馮司直、王驤為高級顧問或高級參事，改編偽軍為省防軍，留用日俘萬餘人，作為他進行反共內戰的資本。八年抗戰的結果，在山西閻管區不過是閻日偽合流而已。
挑起內戰“不倒”亦倒
閻錫山在得悉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時，即令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部1．7萬餘人，向上黨地區（今晉東南地區）挺進，從日軍手裏和平接收長治、屯留、長子、襄垣等縣。 9月初，八路軍發起反擊，將史部圍于長治。閻錫山急令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率部 2萬餘人，由太原奔赴馳援。10月中旬，史、彭兩部先後被殲。
1946年 1月，國共雙方達成停戰協議。閻錫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戰協定生效前，搶佔地盤並向八路軍進攻。3月3日，軍事調解處三人小組來太原視察，閻錫山口頭上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國是，私下卻表示要準備大打，並且反對遣送日本戰俘。在此關鍵時刻，第二戰區參謀長郭宗汾曾有過實現“局部和平”的設想，但是閻錫山拋棄“中的哲學”，拒絕了這個建議，全力備戰，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築碉堡7000余個。 6月下旬，蔣介石公開撕毀停戰協定，內戰全面展開。閻錫山亦步亦趨，在山西各地向八路軍展開進攻。
第二戰區撤銷後，閻錫山乙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義，繼續掌握著山西的軍政大權。他繼續推行在抗戰期間為解決兵源和糧食問題而制訂的“兵農合一”政策，將18歲至48歲的壯丁每三人編為一組，一人為常備兵入伍當兵，二人為國民兵各領一份“份地”在家種地，打糧食供給常備兵家屬。他在晉中抓丁 7萬餘人，為他充當炮灰；加上橫徵暴斂，致使土地荒蕪，民不聊生。他繼續強化特務統治，除由“政衛組”負責軍隊內部的“肅偽”外，又將“民族革命同志會流動工作隊”改組為“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並在各縣成立“特警隊”，專門在社會上進行“肅偽”，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死於這兩個特務組織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閻錫山變本加厲，在晉中各縣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傳訓”（自清、自衛、自治），目標為“十除一，一變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個共產黨員或革命群眾，把原有的一個擁閻的人變為九個。推行結果，僅據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兩月的統計，即用亂棍打死3000余人。
隨著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軍在山西進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為紅海孤島。閻錫山準備了數百瓶氰化鉀，表示要與“同志會”“基幹”（主要為縣團級以上骨幹） 500余人在城破時共同“成仁”，同時卻以公營事業的流動資金搶購金銀，運往上海營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閻錫山看到統治山西的末日將臨，示意在南京的親信徐永昌、賈景德等人，向代總統李宗仁建議邀他赴南京商討國是。3 月29日接到邀請電後，立即起飛。4 月24日，人民解放軍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種警憲指揮處特務40余人畏罪自殺。閻錫山在山西執掌38年之久的政權被徹底摧毀。
負隅掙扎病逝台灣
太原解放後，閻錫山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他以反共守城名將的姿態出現，編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謊言到處吹噓，以撈取政治資本；又借蔣、李之間的矛盾，居中調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遷往廣州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他就職後宣稱“以爭取勝利為第一要著”，要在“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犧牲，不顧一切障礙，勇往直前”。還發行“銀圓券”以代替如同廢紙的“金圓券”；還提出了《扭轉時局方案》和《反共救國實施方案》，企圖在華南西南再作負隅掙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飛赴綏遠、新疆，阻撓和平談判。但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聲中，閻錫山的負隅掙扎不過螳臂擋車而已。由於閻錫山唯蔣介石之命是從，不把李宗仁放在眼裏，李宗仁與閻的矛盾日趨尖銳。李要閻辭去國防部長，閻則予以拒絕。他說：“我兼國防部長必滅亡，換人或滅亡或不滅亡，我願意辭。即使我兼亦亡，換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換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辭。”但亡，我亦願辭。假使我兼亡的慢，換人亡的快，我就不辭是他這名“國防部長”指揮的軍隊在人民解放軍進攻下，卻風聲鶴唳，潰不成軍。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人民解放軍入川作戰，閻錫山于12月 8日帶領他的“政府”從成都飛往台灣。從此，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宣告結束。
退到台灣的蔣介石，繼續沿用“中華民國”稱號，于1950年3月1日宣佈恢復“總統”職務。閻錫山辭去“行政院長”，獲得“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兩個頭銜，居於台北市金山之麓。他無事可做，乃從事著述，先後寫了20多本小冊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揚他的“物勞主張”和“中的哲學”為內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終年77。
閻錫山的言論彙編成冊的主要有《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閻伯川先生抗戰復興言論集》等。
摘自《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青年出版社，本文作者：劉存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