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岸大三通的啟動，海峽之間終於拉近了距離，而身在內陸山西的我，也對兩岸的這個舉措感到了由衷的興奮。特別是這許多年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時常在兩岸之間奔走，每每取道第三地轉機往返讓人身心疲憊。雖然此時的山西還不是直航點，但是回家的路近了……
2004年我第一次來到了山西。剛下飛機的時候，見到的第一幕就是黃土和稀疏綠樹環抱的武宿機場。這裡難道就是自己的故土？心中有幾分欣喜也在心底感覺到有些淒涼。此後的近五年間，我紮根在了山西，見證了山西社會經濟的飛躍成長，城市建設也日新月異，心中激動並欣喜萬分，尤其是太原武宿機場，現在儼然成為一座國際級的飛航轉運點。作為省會城市，太原市這幾年來大動作頻頻，投入相當大的力量來改善城市條件，隨著迎澤東西大街的拓寬，濱河東西路的快速化改造，平陽路、柳巷、南內環、新建路的重新規劃整飭，讓整座城市有了嶄新的面貌，更感受到這座城市動起來了。而且，山西也漸漸向世界張開了她的懷抱，在多方的推動下，煤炭能源博覽會也落戶太原，成為山西向世界推介的優秀平臺。這個城市的飛速發展，體現在很多方面，在基礎設施條件改善的同時，我也看到了民眾生活條件的進步，政府部門在關注民生方面顯然下了功夫，改善了居民居住條件，賦予了民眾豐富多彩的生活便利。
在山西工作的這幾年間，每有閒暇便會週游一番。山西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有“三千年文化看陜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之美譽，山西有很多的人文特色，也保存了許多厚重歷史的古跡，還有享譽中外的晉商文化。喬家大院就很具有代表性。晉中的祁縣喬家大院、平遙古城墻、平遙明清街、介休張避古堡，都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跡。還讓人忘不了的就是祁縣名吃“八碗八碟”和平遙小吃“石頭餅”。山西也是根祖文化的故里，“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大槐樹下的移民遍佈五洲四海，有時候我也會想，我的祖先會不會也是從這裡遷徙而來？
晉商文化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這幾年的時間裏，山西地方政府在構建新晉商文化上付出了很大心血，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團體如今又有新的使命。晉商始於宋代，稱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紀初。考察其數百年的發展圖景，晉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到了商業經營，在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商業文化和經營理念。誠實守信、義利並舉就是其中最為本質的兩個內容，它們支撐著山西商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業績，並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于商場的精神動力。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伕，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裏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還表現在他們不畏艱辛，敢於冒風險方面。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開闢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清代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躍之地，並進而“遠賈安息”（今伊朗）。由上可見，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於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商業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群體作用。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重地，現代是能源大省，這與他的人傑地靈是分不開的。山西地處黃河中游，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古以來經濟文化發達，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乙太谷、祁縣、平遙等晉中商人為代表的山西商業票號，曾“富甲華夏”，“匯通天下”，聞名於世，為近代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至今仍然是很多商業人士津津樂道的傳奇。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我的身體裏流淌著祖先的血液，使用著同祖同宗的漢民族語言，如今我在山西和普通人一樣，從事著自己的工作也為地方發展在做著微薄的貢獻。台灣，雖有海天之隔，卻不會割斷血脈的親情，無論身在何處，我的心將永遠情係故土。（郭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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