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遺產雲岡石窟，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絢麗多彩的雕刻藝術而馳名中外。是中國早期石窟的典型代表之一，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具有其他早期石窟不可替代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從20世紀初期，雲岡石窟重新走進學者及人們的視線以來，國內外石窟寺考古及美術史、宗教史、文化史等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使雲岡石窟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一、考古調查與發掘
雲岡石窟的考古調查工作始於上個世紀初。1902年6月，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學家伊東忠太在大同調查遼金建築的同時，偶然發現了雲岡石窟，寫有《雲岡旅行記》一文，引起世人對雲岡石窟的注目。並於1906年發表了對雲岡石窟研究的考察報告《北清建築調查報告》。同年又將雲岡之行的經歷匯集為《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發表。伊東忠太是將雲岡石窟“推薦”給世界各國學界的第一人。同時，他還首次運用了比較學原理對雲岡石窟進行系統研究，併發表了近代雲岡研究的第一篇報告和遊記。他是近代雲岡石窟學術研究的拓荒者，使雲岡石窟重新進入國內外研究家的視線。
1906年，法國學者夏凡諾在雲岡拍攝了大量照片。于1907年完成《華北考古學使命記》。
1907年，法國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調查雲岡石窟，之後發表《北中國考古圖錄》文字一卷、圖片二卷。其中有雲岡石窟圖片多幅，這是關於雲岡石窟最早的圖像記錄，圖片解說仲介紹了雲岡石窟的基本情況。首次用圖片形式向世人披露了雲岡石窟的風貌，並引起歐洲學者對雲岡石窟的關注。
瑞典喜龍仁是西方研究雲岡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他在《中國雕刻——從五世紀到十四世紀》一書中對雲岡石窟雕刻的藝術風格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於1939~1944年先後7次在雲岡石窟考察，利用夏至秋3個月的時間對石窟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調查、拍照、實測、拓印，並對第7~13窟窟前、14~20窟窟前及山頂佛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遼代、北魏上下兩層文化層以及其中包含的建築遺物，在西部窟群頂部和東部山頂發現了北魏建築遺跡，在龍王廟溝發現了一處遼代建築遺址。在大量佔有資料的前提下，結合史料文獻撰寫調查報告，于1951~1956年間，陸續出版了《雲岡石窟——西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十六卷，三十二本。
從20年代中葉到50年代，關野貞、常盤大定、小川晴 等對雲岡石窟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與研究，併發表了觀點鮮明、影響深遠的論文、論著，就雲岡石窟特點、造像淵源、服制、題材、裝飾紋樣等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國內最早研究雲岡石窟的學者當屬陳垣先生。1918年，陳垣考察雲岡石窟，于1919年發表《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從史料方面較全面系統地考證了雲岡石窟。後在《雲岡石窟寺的譯經與劉孝標》一文中，首次論及雲岡的譯經活動。接踵而來的是葉恭綽、鄭振鐸等人到雲岡石窟的調查。1933年，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調查大同地區古建築及雲岡石窟，發表《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系統地分析了雲岡石窟所保存的北魏建築樣式，指出了雲岡北魏建築的西方因素和漢地傳統因素。
大同學者白志謙編寫的《雲岡石窟寺記》，對雲岡當時保存狀況做了客觀的記述，並注意到對雲岡窟檐遺跡的記錄，這是當時學者比較詳盡的一份調查報告。
1947年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整理善本書時，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抄本。50年代初期以來，又對雲岡石窟進行了多次實地考察，先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雲岡石窟的建置沿革、洞窟佈局及石窟編年提出了新的學說。閆文儒先生在多次對雲岡石窟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雲岡石窟研究》、《中國石窟藝術總論》。
1950年，中央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派裴文中率領雁北文物勘查團到山西北部，對古代遺址、墓葬、石窟寺和古建築進行調查，之後發表了《雁北文物勘查報告》一書，是建國初期國家組織的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查行動。
70~90年代，山西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係、中國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等諸多單位的專家對雲岡石窟及周邊石窟進行了深入廣泛的調查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資料。發表了一批中小石窟的調查簡報與文章。
1972~1973年，在雲岡石窟加固維修工程中，清理髮掘了第9、10窟窟前遺址及窟頂平臺，清理出北魏巨蓮和龜背紋圖案、遼代五間建築遺跡。
1987年6~12月，在石窟維修加固工程中，對龍王廟溝西側第5窟附窟進行清理，發現建築遺存3處，出土文物30余件，說明遼代曾在此處修有木構建築。之後，對龍王廟溝東側臺地亦進行了試掘調查，發現了古代建築遺存。
1992年~1993年，為配合雲岡石窟“八五工程”，對第1~20窟窟前地面進行全面考古調查發掘，發現的北魏遺跡有：在曇曜五窟前和第9、10窟前發現了兩組與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對應的北魏建築遺跡，有地面上排列整齊的柱穴和含豐富北魏磨光瓦片的燒土層；第20窟前發現北魏時修建的臺階、坍塌的立壁石塊堆積、用石屑和石塊向南堆積擴展的兩層石壩和一條斜坡踏道。在第9、10窟前發現了北魏窟檐建築室內地面上的5個團形蓮花圖案和龜背形圖案的雕刻紋。在第3窟前發現了如何開窟取石的許多重要痕跡。發現其他時期的遺跡有：曇曜五窟前遼金時代的部分鋪地磚、含遼金時期建築瓦礫的文化層；第9~13窟前地面排列整齊的遼金時期的柱穴遺跡，並與立壁上的方孔相對應；第3窟前，發現了唐、遼時期的文化層以及金代“九間靈岩大閣”地面柱穴排列遺跡。其中第3窟前遺址的發現被評為199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二、研究成果概述
隨著石窟寺調查工作的不斷深入，東西方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的著作陸續出版問世。主要著作有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1915），小野玄妙《極東之三大藝術》（1924），松本文三郎《佛像之美術研究》（1916），新海竹太郎、中川忠順《雲岡石佛》（1921）。常盤大定《參拜古聖之跡》（1921），關野貞與常盤大定合作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跡》（1925）、《支那文化史跡》（1926），書仲介紹的內容與照片比沙畹更進一步。喜龍仁《中國雕刻——從五世紀到十四世紀》（1925），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造像的大型圖冊。水野清一《雲岡石窟及其時代》（1939）出版。日本學者岩崎繼生在大同居住期間撰寫了《大同風土記》，記錄了雲岡石窟。水野清一著《雲岡古佛群》（1941）。長廣敏雄《大同石佛藝術論》（1946），長廣敏雄的《雲岡日記》（1987）等論文、論著，對推動雲岡石窟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1951年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撰著的《雲岡石窟——西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陸續出版，標誌著當時日人研究雲岡石窟的最高水準。全書共16卷，每卷分為2冊，有兩篇論文、近百張照片。該書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主體洞窟內容記錄，詳細記錄了石窟形制、造像題材、造像內容及現狀。第二部分是研究論文，主要有“雲岡石窟譜係”、“從雲岡樣式到龍門樣式”、“雲岡石窟雕刻中的西方樣式”、“雲岡石窟營造次第”、“中國的石窟寺院”、“曇曜與雲岡石窟”、 “雲岡石佛寺”、“雲岡石窟歷史背景”、“雲岡石窟的裝飾意義”、“雲岡石窟佛傳故事”、“雲岡的圖像學”。第三部分為圖版，包括洞窟實測圖、拓片及大量的洞窟照片。第四部分為附錄。這部著作內容廣博、卷帙浩大、資料較為齊全，其影響深遠至今。
近年來，國際雲岡研究異常活躍，涌現出一批新生代學者，如日本的八木春生、石鬆日奈子、小森陽子，美國的汪悅進、蔣人和等，他們積極著書立說，逐漸成熟，成為研究雲岡石窟隊伍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陳垣先生的《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開國人研究雲岡石窟的先河。先生廣證博引，用豐富的史料，對雲岡石窟的歷史沿革進行了認真的梳理。指出曇曜不僅是石窟的創始者，也是雲岡石窟譯經的第一人。之後，佛教史專家湯用彤先生在其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詳細論述了開鑿石窟與重視修禪這一北魏佛教信仰的重要特點，成為研究中國早期石窟突破性的成果。30年代，梁思成等人所著《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是雲岡石窟專題研究的典型範例。文中指出：雲岡石窟是西域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實物例證，在“建築上並沒有動搖中國基本結構。在雕刻是只強烈地觸動了中國雕刻藝術的新創造——其精神、氣魄、格調，根本保持著中國固有的。”稍後的趙邦彥、週一良、戴蕃豫等人撰文就雲岡石窟的開鑿歷史、造像內容、藝術源流、雕刻、與西域的關係等諸多問題進行了多方位、深層次的探討，推動雲岡石窟研究水準向縱深發展。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使雲岡石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1956年，宿白髮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對新發現的雲岡石窟這一歷史材料的內容及價值做了介紹。認為《金碑》的重要性有兩點：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二是“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也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依據《金碑》所提供的新資料，對雲岡石窟的歷史和分期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後圍繞《金碑》一文中日兩國專家就有關雲岡石窟開鑿歷史、分期排年引發一場學術爭論。宿白先生先後發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雲岡石窟分期試論》，對雲岡石窟的分期及其歷史背景做了全面的論述，這場有關中國石窟寺研究方法論的大辯論，對推動雲岡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87年，宿白先生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中，提出“雲岡模式”的新概念，強調了雲岡石窟在中國石窟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統治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伎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自然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鑿石窟所參考的典型。”“雲岡石窟的影響範圍之廣及其影響延續時間之長，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擬的”。
雲岡石窟研究院的前身是山西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成立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擔負著雲岡石窟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開放管理等任務。半個多世紀以來，雲岡石窟研究院的專業人員從基礎工作抓起，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積累資料，首先逐一對洞窟進行調查，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佔有資料的前提下，積極開展研究工作，先後在國內外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00余篇。80年代中期，與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國石窟·雲岡石窟》兩卷，標誌著雲岡石窟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批年青的新生力量在研究方面嶄露頭角，顯示出紮實地基本功底，是雲岡研究的中堅力量。在該書中首次刊載“雲岡石窟內容總錄”，是研究雲岡石窟最基礎的洞窟資料，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90年代編輯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雲岡石窟雕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雲岡石窟》等大型圖冊，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雲岡石窟最新的畫冊，是研究工作深入進行的發端。隨著雲岡石窟窟前遺址發掘工作的結束、雲岡石窟保護工作的深入進行，為雲岡石窟的專題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院內專業人員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如李治國、丁明夷《雲岡石窟開鑿歷程》，王恒撰寫的《〈魏書·釋老志〉與雲岡石窟》，陸屹峰、員海瑞《雲岡石窟開創問題新探》，張焯《金元之際全真道入據雲岡石窟》，李立芬《雲岡石窟的佛經故事畫雕刻內容及其特徵》，劉建軍《洞窟開鑿技術揭秘——雲岡石窟第三窟遺址》，李雪芹《試論雲岡石窟供養人的服飾特徵》，張華《雲岡石窟中的北魏石雕佛塔》，趙曙光《龍王廟溝西側古代遺址清理簡報》，趙昆雨《雲岡本緣故事雕刻內容及其特徵》。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雲岡石窟開鑿的歷史、題材考證、考古發掘、建築形式、服飾特點進行了深入地探討，受到有關專家學者的肯定。
近幾年，由王恒撰著的《雲岡佛經故事》、《雲岡石窟佛教造像》，趙一德《雲岡石窟文化》，王建舜《雲岡石窟藝術審美論》、《雲岡石窟雙窟論》，李雪芹、李立芬合著的《解讀雲岡》等書相繼出版發行，從不同的視角探討雲岡石窟的歷史、藝術、宗教，提出了許多新穎而獨到的見解。之後山西雲岡石窟文物研究所編輯出版《雲岡百年論文選集》一、二卷、《雲岡石窟大事記》、《名人與雲岡》、《雲岡石窟保護50年》等著作，將百年來研究雲岡石窟的重要論著匯集成冊，以感謝曾經為雲岡研究做出卓越貢獻的中外學人。2005年7月，在雲岡石窟成功舉辦了2005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編輯出版《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護卷》共收入論文120篇。2007年，張焯編撰的《雲岡石窟編年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深厚的史學功底，將雲岡石窟的歷史作清晰梳理，全書60余萬字，資料翔實，內容豐厚。是近年研究雲岡石窟的一部力作。
一個世紀以來，雲岡石窟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但由於各種原因還存在有不少缺憾。雲岡石窟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人不懈地努力，雲岡石窟的研究任重而道遠。我們相信，雲岡的明天會更好，雲岡石窟的研究一定會結出更多更新的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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