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衰亡，是因為太康驕奢貪逸；商紂亡國，也是因本人和官員貪賄而私放文王所致；周厲王被國人趕走，還是因重用貪臣；吳王夫差被越國滅，也是犯了和商紂王一樣的錯——貪婪受賄。
可見，因貪亡國的教訓數不勝數。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因貪而亡國”的鮮活悲劇，對於後來2000年的封建史，猶如長鳴警鐘！於是，歷代賢君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不僅舉起“肅貪”大旗，而且手段不斷翻新，真可謂亮點頻出、精彩紛呈。
夏初太康失國，太康弟弟編寫了《五子之歌》，告誡統治者不要驕奢貪逸。周公作《周禮》，規定把“廉”作為考察官吏政績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為國家大廈的四根大柱之一，如果任一柱子倒了，那麼大廈也就岌岌可危。
朱元璋更是別出心裁，不僅親自編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貪簡要錄》，而且教材編寫思路很吸引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幫你算政治賬、經濟賬：書裏先詳細計算官員所得俸祿，如折合成稻穀是多少？按照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喚醒官吏的良心，可謂用心良苦！
一些開國君王不僅重視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也行”的道理，十分注重以身作則，感化百官。
春秋時魯國宰相公儀休喜歡吃魚，但從不接受別人送的魚。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風濕病，不能住在陰冷潮濕的地方，很長時間他卻住在隋朝陰暗潮濕的舊宮殿裏。他多次對太子和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感化和教育儘管必要，但同樣並非萬能！於是一些君王為震懾貪官，強調以嚴刑肅貪，一是體現在量刑上，懲治貪官比平民重；二是不赦貪官。
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四年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卻特別聲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宋王朝視貪贓為不赦之罪，並將貪官與“十惡殺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顏雍也規定：“吏犯贓罪，雖令赦不敘”。
一些王朝特別重視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不僅鼓勵百姓舉報，還鼓勵百姓“越級上訪”，讓貪官無藏身之地。
秦漢時設有“公車司馬”官職，專門接待上訪直訴者。魏晉以下各朝，正式設置“登聞鼓”，便於百姓“擊鼓喊冤”。明朝允許百姓將害民貪官直接越級“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
清朝也鼓勵百姓越級上告貪官，甚至可直接攔皇帝龍駕，明確規定不允許“截訪”，而且嚴厲警告各衙門，“凡扣壓平民上書者，全家族誅”。
遺憾的是，儘管一些王朝“肅貪”亮點頻出，甚至出現“允許百姓越級上訪、而且對截訪者嚴懲不貸”等非常舉措，但無論什麼朝代，都沒有跳出肅貪“開始重視，中期疏忽，後期放任”的歷史週期律。封建社會的本質，決定了“肅貪”不可能徹底。（太原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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