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著距今約3000∼5000年前古代蜀國的輝煌歷史。之前僅在神話傳說中留下只言片語的古蜀文明，口令一般的層層謎團，終於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漸漸得到了破譯。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使一向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歷史起點的敘述，融進了長江流域的文明起源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從1929年揭開冰山一角，接下來70多年歲月有斷裂的考古曆程。 這個發現時間僅次於百年殷墟的遺址，從另一個角度見證了中國當代考古的脈絡。在滋養著它的四川廣漢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學的範疇。這個聲名顯赫的大遺址，與生活在其中的近萬名農民、考古隊員、民間研究者以及博物館的發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個豐富的地方生態。 金杖出土·古國現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數千年之後，成為“一醒驚世人”的世界級考古發現。 回想起20年前的發掘，不能不說是個大幸運，但琢磨起來，又是對當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應。成都以北40公里的廣漢三星堆，被證實是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時期的古蜀王國核心。此前河南偃師二里頭作為4000多年前的中國最早都城遺址，被當作中國文明的源頭。 “一點黃色的物體從黑色灰渣暗淡的顏色中‘跳出’，再用竹籤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條金色的魚紋清晰顯露了出來……”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號祭祀坑發掘的第10天。 淩晨2點30分，熾熱的7月末川西平原，31歲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員陳顯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鳥的圖案，很快，一條雕刻著紋飾、彎彎曲曲的黃金製品露面了，“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帶吧？” 後半夜的三星堆田間安靜異常，當時圍觀的好奇農民已經在上半夜散去。33歲的陳德安是這次發掘工作的領隊，被值班的副領隊陳顯丹叫醒後，兩人迅速做出決定:所有正在參加發掘的人都不能離開現場;四川大學來此實習的大學生張文彥，趕緊騎自行車去廣漢縣城向當地政府報告;陳德安連夜趕去成都向單位彙報。 5點多鐘，天剛剛亮，36個武警被廣漢縣委書記派到現場。夏天早起的村民們又聚集過來。陳顯丹這才對眾人宣佈:有重大發現，金腰帶出現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們發現，這不是一個腰帶，而是1米多長的一個金權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為圓臉，嘴呈微笑之形，頭戴“玉冠”，是一個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物。與頭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魚、鷹圖案，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極有可能表達的是帶有王者之氣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記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與此有關呢？”──那就是“魚鳧氏”。陳顯丹說，“我們把金杖上刻的圖案從左至右讀下去，正好是‘魚鳧王’三個字，也就是說該金杖的主人應是‘魚鳧王’”。 隨後一號和二號祭祀坑的全面發掘，出土了青銅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銅神樹等令人震驚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遺址至少是古代蜀國的都城之一。 終於，1929年首次在月亮灣發現玉石器以來，一直迷霧重重的“三星堆遺址”因為1986年祭祀坑發掘，有了突破性進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國真真切切踩在腳底。在幾無文字記載的上古蜀國，這一發現成了破譯神話傳說的“符碼”。 1986年春天的發掘和一、二號祭祀坑的出現，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將過去幾十年來破碎的發現，放進了一個系統。三星堆區域毫無疑問是祭祀區，那麼1929年發現玉石器的月亮灣極有可能是宮殿區，沿鴨子河一帶可能是手工作坊區，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為城墻勾勒出古時都城的輪廓。歷年來的發掘出土文物，跨越時間涵蓋了距今3000∼4800年的這一階段。在近2000年時間裏，三星堆遺址沒有間斷過，古蜀文化一直在這個地方生長。三星堆商代遺址，將古蜀文明的時間猛然提前了一兩千年。 “芝麻開門”·文物“救火” 考古人的那種喜悅，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張耀輝說:“太能理解他們的心情了，簡直就像阿裏巴巴叫‘芝麻開門’一樣，翻開一層土，就是一個驚天的大秘密啊！”這種重大發現還包含著另一層欣喜──三星堆遺址的價值越高，才越有利於它的保護。 今年78歲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對此深有體會，在1986年祭祀坑震驚世界之前，當地人鮮有文物價值的概念。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廣漢縣文化館工作，卻對身邊的三星堆知之甚少。一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參加長江流域的考古培訓，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指著他說:“你們廣漢三星堆很重要啊。”這位廣漢的基層文物幹部，才知道身邊文物的重要性。可是一旦意識到了這點，敖天照的內心就沒有安寧過。 遺址區跨越廣漢南興鎮的3個村莊與三星鎮的4個村子，生活著兩個鄉72個社的人。祖輩耕種的生活使他們期盼迅速改變貧困，而遺址上世紀80年代被確定前，敖天照很難去說服人家“不要動這些土，很可能藏著大寶貝”。 他1975年回到廣漢時，這個成都邊上的縣城正隨著全國形勢，“各個鄉鎮都在大辦磚廠，搞‘五項工業’，中興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成堆的破碎陶片被扔在一邊，“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11月，他從四川省博物館借來50年代發掘的9件石器，拿回廣漢做宣傳和研究。為了有個正式的名分保護遺址，“那時候就盼著省裏趕緊來人，盼考古隊的心情就像盼救火隊”。 隨著斷續的文物發現，熬天照被一種興奮和緊張牽引著。但地下到底是何種級別的遺址，那時一直是個猜想。從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看，三星堆區域確實具備了作為都城的“上好風水”。廣漢地處川西平原東北部，為沱江衝擊平原地帶，屬都江堰灌區，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實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腹心。三星堆12平方公里遺址區域，北有通連長江的鴨子河，馬牧河在遺址中心貫穿東西。肥田沃土與充足水源，在上古年代對人們的生存有著決定作用。 祭祀坑出土的早些年，村民偶爾挖到些玉石製品，原始的樣子並不讓人覺得尊貴。1978年，敖天照聽說有人幾年前發現了一坑顏色漂亮的“鵝卵石”，已經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戶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過的磨石”。村民把“石頭”留在家裏“給娃娃耍”，聽說有文物價值，也相當配合地上交了。真武村4隊在挖沼氣池時，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裏文物，在一旁盯著看，給大家宣傳“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在這裡活動了，他們還沒有銅器，就用石斧頭砸東西”。隊長余洪昌的媽媽聽到了說，“我家有一個磨過口的石片，還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幾釐米的石斧”。他給大媽拍了照片，獎勵她1塊錢，“還得讓她寫收條，我這是代表政府獎勵的”。敖天照如今還收藏著不少村民“獻寶”的照片，早年散落民間的許多三星堆遺址文物，靠他幾十年不懈的工作，不少擺放在了博物館供人參觀。 1970年月亮灣燕家所在的大隊改水溝，曾挖到過不少銅器，“那時候毛主席號召大煉鋼鐵，銅器也基本回爐了”。有一天中午，村民燕開正趁大隊不注意，自己順溝邊挖到了一堆銅器，“有銅鍋、銅壺、銅刀，好多生活用品，還有直徑四五十釐米的大銅鼎”。在“破四舊”的年代，燕開正按1.8元1斤的價格，將30斤的銅器賣給了收廢品的。看到不少文物隨著開溝被發現了，燕開正的大哥也曾到省城找過專家，“老專家在關牛棚呢，沒人管這塊”。敖天照說，他推斷手工作坊區就在遺址北面，也是因為這片經常發現手工製品。
“村民們還是很淳樸的，很配合。”但是當地經濟要發展，很難向幾個文物工作者妥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員和磚廠搶地盤是常事。熬天照記得，他和陳顯丹一度追著磚廠廠長跑，廠長最後說:“這裡也不能挖，那裏也不能挖，你們給我圈出個可以挖的地方來。”幾處後來被確定為城墻的遺址，經過磚廠取土，也被挖了不少。 發掘報告·“三星堆學”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後，各級政府要求停辦了遺址區內的磚廠，並在遺址北邊修築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文物局也早已撥專款支援這裡的考古發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館與四川大學歷史系對三星堆遺址有過多次發掘。王家佑、馮漢驥等成為當時研究三星堆的專家。根據長期擔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長的陳德安記載，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廣漢縣等有過數次聯合發掘。西城墻、南城墻等得到確認，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發現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積。2005年，在新關山考古發現大型夯土建築臺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在近20年裏，成為公認的長江上游的文明中心。這幾年因為三峽庫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考古學家據此提出了“楠木園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命名，初步構建起三峽庫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從另一個層面隱約得到了旁證，長江流域的文明起源絲毫不遜於黃河流域。 但是記者採訪時發現，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遺址聲名顯赫，卻少見系統的學術著作。80年代參與重要發掘的考古人員，有的很快從政，離開了一線考古;有的雖然現場發掘十幾年，卻幾乎沒有發掘報告。1986年兩大祭祀坑發現，發掘報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一些專家焦急地感慨:“本來這樣一個大遺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輩子守白了頭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價值，卻沒有出現一個相應的考古大家。”上世紀50年代，30歲出頭的石興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寫的發掘報告成為考古學經典，自己也成為考古大家。可是充滿神秘與探究價值的三星堆，卻很難找到一線的考古學者，對之進行系統的敘述。 三星堆博物館名譽館長肖先進提到，一個考古大家，要有現場參與發掘的經驗，這種現場工作需要多年連續性，再加上統領全局的水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對他從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剛剛換了站長，新舊站長都不願意接受採訪。沉默背後的現實是，三星堆近20年組織了十幾次發掘，卻沒有系統的文字報告。國家文物局一度暫停三星堆的發掘，現任站長目前最大的壓力是，“要趕在明年底，把綜合性的發掘報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開的“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20週年暨史前遺址博物館國際學會研討會”上，三星堆博物館成立了一個三星堆研究院，有學者呼籲建立“三星堆學”。肖先進兼任研究院的院長，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內外學者組織起來，聘用為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再按照課題來系統研究。“人種問題、起源問題、與金沙遺址的關係等等，裏邊大有學問啊。” 文物賣點·遺址生存 “有遊人參觀後說，原來還以為三星堆是核反應爐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氣雖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內涵，副館長張耀輝提到，怎樣給三星堆博物館定位，成為最直接的問題。這種定位顯然不是考古學範疇，對於當地政府來說，讓普通公眾接觸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館、發展旅遊和保護文物的複雜工程。如何讓懸謎的三星堆文明成為一個賣點？怎樣做到既“賣得好”，又保護了文物？ 記者7月底趕往廣漢時，三星堆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剛利用週末去了一趟重慶，“建在市中心的中國三峽博物館真漂亮”，讓他們羨慕的是，三峽博物館是北京以外直接以“中國”命名的博物館，“國家直接撥款6個億呀”。不久前改組的三星堆博物館領導班子，正在為重新打造三星堆形象奔波。博物館去年的門票收入接近2000萬元，已經算國內少數能夠自己運轉的博物館了，“不過我們現在是門票經濟，收入全靠門票，缺乏項目費，以後想變成複合型經濟模式”。 張耀輝說，他們一直在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較研究。比如與兵馬俑博物館相比，秦始皇“名氣大”，作為中國的始皇帝是一個常識，“外國人只要學中國歷史，必然提到這一塊”。兵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館的大棚子直接建在發掘現場，背景知識也簡單，遊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幾千年的上古文化，依舊迷霧重重，多數問題還在爭論中。“我們在想，三星堆乾脆圍繞‘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時間上限、哪些人創造的，都還是謎。“神”還指古蜀王國的神權統治，張耀輝認為鬆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國，正是靠神權統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現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將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學教材，“那公眾就有更多的知識背景了”。 依附於廣漢這片土地的三星堆博物館，曾經經歷地方政府建博物館的不少艱辛。曾任廣漢市文化局局長的肖先進說，1989年廣漢市開始組織設計單位招標建館。建立三星堆博物館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和展示文物，將廣漢的文物資源變成旅遊資源。可領導班子到全國考察一圈，發現“除了兵馬俑、故宮，幾乎所有博物館都靠財政養”。辦博物館在當時看來是個“無底洞”，只能不斷往裏邊砸錢。 肖先進執著地看好博物前景，向廣漢政府爭取到了200萬撥款，開始建博物館，他的想法是:“博物館不能遠離遺址;景區不應濃縮在一個地方，這樣難以形成旅遊氛圍;廣漢的城市佈局應該沿著鴨子河呈帶狀發展。”博物館前後修了5年，“到處借錢，還貸款了1000多萬元，這在全國是第一家。”最後投入3100萬元建好。 博物館建好了，廣漢市政府卻主張“送出去”。只要有人願意承擔貸款，廣漢不僅奉送博物館，還每年撥款20萬元，給人員發工資。當時領導的想法是:“如果每年貼20萬元，就只虧20萬元，自己拿在手裏，還不知要虧多少。”結果四川省內協調過後，沒有人願意接手，廣漢人一度急得感慨，“連送出去都沒有人要”。 博物館在1997年開館後，效果遠比想像中好。肖先進自告奮勇當了館長，“第一年門票收入250萬元，第二年450萬元，現在一年接近2000萬元”。肖先進說，三星堆遺址經歷了一個極端的過程，“當地政府一開始沒有意識到它的價值，後來又過度開發它的價值”，徘徊了十餘年之久，博物館開始尋找更符合市場的道路。 在肖先進看來，三星堆遺址有很好的優勢，遺址面積僅次於鄭州商城。鄭州商城由於很多新城掩蓋了舊城，不夠完整。三星堆處在廣漢郊區，遺址內比較完整地保留著農業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現的蜀國文化的地域特色，迥異於中原文化。 幾千年的滄海桑田，並未給這片土地帶來太大變化。12平方公里的遺址內，如今居住著9000多農民，其中有388戶住在城墻上。城墻上的農民列入了重點搬遷戶，但是這個巨大的工程，如今只開展了第一期，200戶。由於生活在文物保護區域內，這裡的農民不許建廠，沒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圍村子要差。 大遺址內到底該不該有住戶，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護的標準？張耀輝說，全國都沒有一個大遺址保護的理論模式，“你說12平方公里承載多少居民合適？這是個很難量化的問題”。肖先進和敖天照不主張把所有人口都遷出去:“遺址和當地老百姓分不開，這才是遺址的真實性，它是承載生命的。”張耀輝說，前兩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遺址保護和農民之間有了不少矛盾，現在希望調動整個大遺址中的農民積極保護文物，讓遺址遺跡展示促進旅遊發展，老百姓生活水準也能提高。 燕家院子及其後人
最先揭開地下古國神秘一角的，是祖輩生活在真武村月亮灣的燕道誠父子。 在提及1929年的無意發現時，人們多半知道燕家是當地農民，卻容易忽略燕道誠是一個鄉間文化人。他的第四代孫、59歲的燕開正向記者講述到，祖宗燕道誠從小讀了不少書，37歲時因為和堂兄弟的家庭矛盾，被迫到了成都。燕道誠在那兒結識了賞識他的都統，投考後當了3年縣令，這才回鄉養老。燕道誠是否當過縣令已經很難考正，但他至少在縣衙做過事，當地人稱他“燕師爺”。 1929年的一次偶然發現，將燕家祖輩幾代的生活，與他們腳底下沉睡了幾千年的祖先聯繫在了一起。 從後來確定的整個遺址範圍來說，遺址區中心部分生活著三星村和真武村，兩個村子隔馬牧河、南北而居。三星堆頂部有起伏相連的三個土堆，寬10米左右，因與馬牧河北岸的月亮灣臺地隔河相望，清嘉慶《漢州志·山川志》中有“三星伴月”的美稱。1929年偶然發現的玉石器在馬牧河北岸的燕家;1986年兩大祭祀坑的偶然發現，則說明瞭祭祀區在三星堆這片區域。 記者看到的燕家院子，房屋雖然近年來整修較新，7畝的宅基地卻從來沒有動過。有趣的是，幾十戶的真武村二社，唯獨燕家的屋子建在水溝以南，靠近南面的馬牧河，燕開正說，“祖上就是這麼選的地方”;其他人家，安家在水溝以北靠近鴨子河河床邊，地勢略高，格局更開闊。 敖天照說，燕家現在看來處在古城遺址中心略偏東北一點，但是“北邊的鴨子河肯定氾濫過，所以城內面積縮小了，燕家應該正處在古蜀都城的正中心，是宮殿區”。月亮灣的這塊隆起的地面不算大，卻按照1.5公里的間距，分佈著三道土梁子，一條水溝縱向貫穿三道梁子，當地人從小就聽老人說，“這三橫一縱的格局，就是個‘王’字”。 1929年春，燕道誠同他兒子燕保青去溝底淘水車尾部，把車廂提開，用鋤頭深淘溝底時，突然發現了一堆玉器。 燕道誠一看這些大小石環堆積，“疑其內藏有金珠寶物”，不敢聲張，原土掩埋，夜深人靜才全家一起連夜搬運回家，其中有“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後來燕家淘溝挖寶的事，在當地逐漸傳開了。 這種傳言引起了在廣漢的英國傳教士董宜的興趣，這位康橋大學哲學博士很感興趣，又聯繫了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美國人葛維漢。1934年，葛維漢、林名均等在燕家院子附近進行了發掘。1937年，旅日的郭沫若知道此事後，將之稱為“華西科學考古的先鋒隊”。作為三星堆遺址的一部分，月亮灣遺址的發現轟動了國內考古界，其發掘資訊還傳到了國外。 燕家家規嚴，好幾代人讀過書，雖然不斷發現寶貝，祖先卻害怕後人因此遭禍，所以平安本分是家規的第一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2000年，考古人員又在這一帶進行過發掘，燕家人也配合參與。 如今燕道誠這一支傳下來已有200多人，基本生活在真武村。燕家院子裏住著燕道誠二子燕青保這一支60多口人。燕青保的5個孫子和2個孫女的家人住在這裡，門口綠油油的稻田仍舊是他們承襲祖上的生存方式，只是年輕人有的外出打工去了。
長年和地下寶貝打交道，一些當地人有了不少考古發掘和文物鑒別的知識。燕開正說，他摸摸看看，就能辨別三星堆文物的真假，“比如說玉琮，中間有大孔，但孔是分別從兩邊打出來的，有個錯位，一直穿下來的孔就是假貨”。 雖然祖上有這段歷史，在相對封閉的廣漢農村，大家並未完全意識到這塊土地的神奇。春耕秋種的生活看上去和別人沒有不同。要真往神奇的方面說，當地人也能想到不少“神神怪怪”的事情。上世紀70年代末，有村民整理萬家梁子上的墳堆，挖出一個被埋了30多年的女屍，“保存得真好，那女人死時也就30多歲，頭髮黝黑，面貌如生，把她的玉鐲子從手上褪下來，手腕的皮膚一下子就恢復了，彈性特別好”。另一個村民被埋了50多年的爺爺，“鬍子還往上翹著呢，眼睛都好好的”。 燕開正記得打小起，這一帶就有遠近聞名的三塊大玉石。最大的一塊是青玉，重達噸余，就在燕家門口的水溝邊，小時候孩子們喜歡坐在上邊洗澡;真武宮廟子側面水溝中有塊半紅半白的玉石，在上游方向;蔣家院子附近的紅玉石最小，處於下游方向，可是這塊玉石“每年過來和我們燕家的玉會合一下呢”。燕開正說，紅玉石會隨水衝到青玉石邊，每年一次，人們再把它搬回蔣家那邊去。後來隨著重整水溝，大玉石就埋在了溝邊的土地裏。 燕家人近百年來與地底古都的和平相處，卻在2005年幾乎被打破。去年，有不少商人想高價買下這個名聲在外的院子，建成“燕家大院博物館”，倣造出歷年來這裡出土文物的情形。提到這些，平靜的莊稼漢子燕開正眼圈有些發紅，“我們一向支援考古，發現文物就上交了，也配合發掘，但為何非要我們離開這裡，賣給商人呢？”一個正式的家庭會議召開，燕家人于2005年末做出了一個決定，將“燕家大院”4個字註冊了。 燕開正覺得，與其賣給商人複製文物展出，為何不在考古發掘地展出文物呢？田間地頭的發掘坑就是最好的“天然博物館”，“原汁原味的”。敖天照非常贊同這個想法，“把文物放在它們出土的地方，讓整個古城遺址活起來，將川西平原的風光和古國結合起來，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剛剛改組過的博物館領導班子，尋思著復原燕家當年景象和系列考古發現，讓燕家後人向遊客講祖上的故事，“把當地人生活和腳下文物聯繫起來”。 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分層
三星堆遺址發掘出土的文化層，可劃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 最早的文化層堆積，距今約4000∼4800年，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4800年前，成都平原北部的黃土臺地區域，逐漸形成了一支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體。三星堆、月亮灣、西泉坎、大堰村等臺地上，也有許多氏族定居下來，過著漁獵、農耕和制陶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生活。隨著社會財富增加，月亮灣臺地憑藉優越的自然條件，形成中心聚落。 (1929年首次發現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即位於月亮灣。) 第二期 文化遺存，距今約3600∼4000年，相當於夏代至商代前期，已經進入早期蜀文化時期。 當時成都平原還是一片水域，善於捕魚的水鳥“魚鳧”隨處可見。從岷山等地進入成都平原的蜀人與當地土著人結合，一面在平原耕種，一面學會馴養魚鳧捕魚。這些蜀人後來被稱為“魚鳧氏”，其子孫也以魚鳧為圖騰。 大約在商代早期，階級矛盾加劇，為了維護統治者利益，強大富裕的魚鳧部落，利用月亮灣古城堡，擴建三星堆城市，建立古蜀王朝，成都平原進入奴隸社會。 第三期 文化遺存，距今約3200∼3600年，相當於商代中晚期，是三星堆古蜀王國最繁盛的頂峰。 這時的三星堆蜀國國力強盛，青銅冶煉、黃金製品等手工業發達。三星堆晚期地層出土的房址密集，由此可以看出其人口眾多。參照西安半坡等處的人口估測，古城人口約有7萬。從“三星堆”到“祭祀坑”一帶，成了蜀國古都的宗廟祭祀活動中心。有專家認為，一號祭祀坑是杜宇取代魚鳧時“毀其宗廟，移其重器”的遺存，二號坑是開明氏取代杜宇的遺存。相當於商代晚期的古蜀王國，已經發展成雄踞一方的古代文明中心。 第四期 文化遺存，距今約2800∼3200年，相當於商末周初。 這一時期出土的器物面貌有了明顯變化，強烈反映出三星堆古國發生突變，近4平方公里的古城突然變成廢墟。古城的廢棄還是一個謎，有學者認為，三星堆古城的突然消亡大概因為特大洪水，根據成都西郊金沙村出土的文物看來，三星堆古城毀於洪災後，其後權力中心都邑很可能從廣漢轉移到成都市區來了。有學者認為與蜀國內部政權更替有關，有人認為成都十二橋開明氏，取代了三星堆杜宇氏，說法不一。-(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三星堆遺址佈局及結構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北部。東鄰龍泉山脈，西為岷山山脈南麓的茶坪山，地處沱江上游的鴨子河與馬牧河之間，屬沖積平原的二級階地。 遺址內的古城遺存十分豐富，有上層貴族居住面積大於60平方米的卯榫屋架的廳堂，也有平民居住的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墻小屋，還有僅2∼3平方米的棚屋，可見社會貧富貴賤分層已經形成。
城中心發現大量精美的陶質飲食器、漆器、玉器、禮器、樂器和陶塑藝術品等社會上層人物享用的物件，生產工具卻不多，說明城內主要居民是貴族統治者及為其服役的民眾。 城內的大型建築物未能辨明是否有廟堂宮殿，而在城的中軸線偏南、三星堆土堆旁發掘的兩個祭祀坑中，有神巫們在進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動後埋下的祭品:成噸的青銅神像、人像、神樹和禮儀器，罕見的金權杖、金面具等。有龍的神樹是其祖神崇拜的中心，“群巫之長”的大立人像、黃金權杖與雙手反縛砍頭的人牲石像，證明瞭具備宗教禮儀中心、政教合一的權力機構——國家機器已經形成。故此城應該是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的中心都城。 來源：國際線上 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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