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考古發現
陶寺遺址發現堯舜之都 現中國最早文字
華夏經緯網   2010-08-03 0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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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壺上,兩個硃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

 

    形似齒輪的陶寺文化器物。

    

    陶寺文化早期的銅鈴。 本報記者胡雪柏攝

    社科院考古所稱發現堯舜之都遭各方質疑

    回應質疑:中華文明推前500年 證據有三

    西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

    在這裡,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堯舜之都”聯繫起來。這裡出土的一件陶壺上,兩個硃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一處半圓形遺跡,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然而,圍繞這些結論、推斷和分析,爭議之聲從未止息。

    在7月30日開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首次向民眾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堣懦q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這位謙和寡言的學者,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罈罈罐罐才會興奮起來,娓娓道來不知疲倦。他說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在他眼堻ㄛO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腦海堣ㄝ仱{現,“跟電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倍,社會更趨繁盛。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晲c固,府庫充盈。官營的手工作坊堙A工匠們開始掌握青銅鑄造技術,最初的文字被用於稱頌“王”者。

    文明持續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晼B挖祖墳。“王”們不見蹤影,成為千古之謎。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偉大的人物對話。”何努說,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分享。

    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限樂趣的陶寺遺址,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總是一語帶過,真正讓他記憶深刻的,是發掘、求證過程的曲折。

    更大的壓力則在於,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推測,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考古學界都質疑者甚眾。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徐蘋芳等人都出現在質疑者名單中。

    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之師,或是他現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老前輩,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他們的質疑對於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門師弟、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面對眾多質疑,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不過何努表示,這些前輩學者的質疑都屬於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現于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山西臨汾地區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模發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後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掘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並無關聯。考古隊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呈現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

    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充分說明瞭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說中的堯帝聯繫在一起。

    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經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86%、鉛1.54%、鋅0.16%,採用合范澆鑄技術製造。雖然鑄造工藝粗糙,器壁厚度不勻,但合范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舉。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

    在陶寺遺址發現的一把殘破陶制扁壺,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硃砂書寫的符號,多數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何努將其解釋為“堯”,“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另有專家將後一個符號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專家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字。

    “(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甲骨文被發現時,經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遺址,目前發現的只有這麼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說那時已經出現文字證據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立為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陶寺遺址再次成為焦點。

    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的何努從北大畢業,隨後進入社科院考古所,並被派往山西擔綱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作為領隊,何努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在兩年內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佈局。

    一個一個探洞打下去,一鏟一鏟黃土挖上來,大地兩易寒暑,一座龐大的古城,漸次展現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寬約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宮殿區位於城址東北部,在這裡發現了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築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晱痋C宮殿周邊有一道20米左右寬度的空白地帶形成隔離,表明在這個時期,日後為都城所特有的“雙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層貴族居住區和大型倉儲區離宮殿區不遠,分別位於宮殿區的西南側和東南側。普通居民區位於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區則在城址最南邊。在陶寺城址東南部,有兩個相距約300米的墓地。何努說,這分別是陶寺早期(西元前2300年—西元前2100年)和中期(西元前2100年—西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這兩個時期的王族之間不存在宗族關係,據此可以推斷,從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區經歷過一次政權更疊。

    陶寺文化在中期達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長5米、寬3.7米、深8.4米,在同一時期墓葬中,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都難尋能與之匹敵者。出土的隨葬品也令人驚嘆,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豬下頜骨,兩側立著6把玉鉞,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達9把。何努介紹,豬的下頜骨象徵財富,鉞則是王權、兵權的標誌。在此前的考古發掘中,從未見過二者以這樣的組合方式出現。

    4000多年前的這位“王”,究竟想向後人表達什麼?後來何努查到,《周易》有雲:“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說潛匿住豬的尖牙,吉祥。寄意通過威懾力將對方壓服,是為上策。何努分析認為,用豬的下頜骨和鉞組合起來使用,說明當時這位手握兵權的最高統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過威懾力而非殺伐捍衛政權。

    大約在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前1900年間,陶寺文化進入晚期並迅速衰敗。何努推測,陶寺文化可能敗于內亂。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禮崩樂壞的末世圖景清晰呈現:宮殿、城晼B王陵悉數被毀,隨處可見死相慘烈棄于溝渠的亡者,連草草掩埋的跡象都沒有。

    受質疑的“觀象臺”

    位於城址東南部的一處建築基址,是這一輪考古發掘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圍繞它的爭議也最多。何努稱之為觀象祭祀臺。

    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在它的圓心觀測點,考古隊員發現一個堨~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何努發現,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釐米左右。這些豁口是做什麼用的呢?何努假設: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

    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助下,何努和考古隊員歷經數年模擬觀測發現,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節氣,正好可以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何努據此分析,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來確定節氣和農時的,這個遺跡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臺,同時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學界,何努的發現和推斷獲得較廣泛的認同。已故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把陶寺觀象臺的發現,稱為“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在中國科學技術館,陶寺觀象臺得以模擬復原,被當做華夏先民的一項重要科技成果介紹給參觀者。

    然而,天文學界的肯定並不能消解考古學界的質疑。正反兩方爭議巨大。支援者稱,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觀象臺,這一發現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

    一位不願具名的考古大家則表示,該處遺跡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不復存在,僅僅憑藉地基上的幾道縫隙不足以向上復原。這种先行假設,再根據假設去尋找證據的方法,簡直是“學術背叛”和“胡鬧”。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牽頭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也對何努提出質疑。“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挖到哪兒,說到哪兒。你現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說到地基。至於地基上面有什麼,是做什麼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證據,現在缺少這方面的證據。”身為何努師兄的趙輝直言不諱,但他並不認為何努是在“胡鬧”。

    趙輝說,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學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評也比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沒有價值,“但是你下結論不要太著急,你說‘可能是個天文臺’也行”。

    “再幹一百年”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已經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於夏朝後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掘項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

    對於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傳說,靠不靠譜還兩說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至於陶寺遺址,就現有考古發現的規模、內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趙輝這樣說。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說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記者 歐欽平 張然

來源:京華時報

 

責任編輯: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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