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南海瓊海潭門的一位老漁民在捕撈作業時，偶然發現了一艘千年沉船，水下考古工作者以地理位置為其命名——“華光礁Ⅰ號”。這是我國在西沙群島的遠海地區發現的第一艘古船。此後13年裏，511塊被海水浸泡了800餘年的木質船板，被水下考古隊員逐一托出水面。這艘宋代的遠洋航船，經過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已是滿目瘡痍，但搶救下來的三分之一船體，仍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水下考古這些年
“華光礁Ⅰ號”于1996年發現，2009年完成打撈工作，歷時13年。為什麼要這麼久？一句話——因為太年輕。中國考古學至今已走過90余載春秋，而中國水下考古學還未到而立之年。
縱觀世界，1960年，美國考古學家喬治·巴斯對土耳其格裏多亞角海域沉船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創水下考古學之先河；與此同時，歐美國家的商業打撈，也在全球打撈“二戰”沉船和古代沉船帶來的豐厚收益的誘惑下，如火如荼地進行。而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起因，卻是一段令國人不忍回望的記憶。
1986年，荷蘭佳士得的拍賣會上，一批來自一艘古代沉船的中國瓷器備受矚目，成交結果喜人，20多萬件瓷器被各方買家一搶而空。雖說國際公約規定“無人認領的沉船允許拍賣”，但業內人士對這艘沉船的來源早已心知肚明——它來自中國南海，是英國職業打撈專家邁克爾·哈徹瞞天過海的傑作。消息傳回國內，像是一記窩心腳。當時中國還沒有水下考古隊，我們確實對南海中的沉船無能為力。
20世紀90年代末，在國際職業盜寶人的逼迫下，中國開始建設水下考古隊伍。“當年學考古的小夥子，一畢業就招去幹水下考古了，沒拿手鏟，先學潛水。”已經在水下“泡”了近20年的張老師這樣描述他入行時的經歷，“現在想來，當年水下工作還是有危險的。潛水深度超過18米，就會面臨氧麻醉和氮麻醉的問題，舌頭髮麻，神志不清，判斷力下降，就像喝醉酒一樣。那時我們沒錢、沒技術、沒設備，跟著歐洲隊員下海培訓，衣服不合身，腳都快磨破了。現在好了，潛水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回憶起“華光礁Ⅰ號”水下工作的情景，他說：“沉船遺跡在礁盤上，離水面近，光線好，不用聲納儀先掃描位置。不過水下潮流變化莫測，一旦開始布設探方，每日的潮汐變化、我們的活動，都會對遺址原貌有所破壞，稍不留意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真是提著心幹活喲。”
1987年“南海一號”(南宋初期沉船，沉沒于珠江口以西、廣東省陽江市東平港以南約20海裏處)剛被發現時，在黑暗的海水中，水下手電等照明器材也無法保障工作效果，考古隊員只能依靠被海水放大的呼吸聲和吐出的氣泡位置感知方向和同伴之間的距離，發現的遺物都是僅憑雙手摸到的。中國水下考古發展之初，資金和人手都要依靠與國外合作，工作如同大海撈針一般，進展緩慢，每一次發現都充滿偶然與機遇。
從蹣跚學步到學有所成，是發掘“華光礁Ⅰ號”那13年的一個真實寫照。20多年前，一切從零起步的水下考古工作，就算在學科內也尚處於邊緣。今天，當一艘艘沉船相繼被發現，我們也有條件將沉船的故事展覽出來，告訴更多的人。
塵封在船艙裏的歷史
“華光礁Ⅰ號”被盜掘過——試掘時考古隊員就發現它的表面已經被嚴重破壞了。第一次考察“華光礁Ⅰ號”時，“由珊瑚沙下挖3到4米，可以看到遺留在船艙內的瓷器，成疊碼放著。”在打撈的遺存中，發現了很多結滿珊瑚礁狀塊的出水瓷器。這種共生關係看上去非常有趣，海底生物可以在漫長的歲月裏適應環境的變化，找到適合的“新家”安居。但當年為了清理這批出水瓷器，文物專家可是費了大力氣，除了常規的脫鹽處理，保證出水瓷器不會胎釉剝落、酥松易碎，還要將珊瑚塊與器物分離，還文物原貌。有一部分瓷器由於分離後保存困難，便保留了珊瑚塊，其實，這種組合狀態反倒更加耐看。
這批出水瓷器大部分屬於粗瓷產品，器類多樣，器形粗放，釉色駁雜，大都為福建生產，產地幾乎囊括了福建省從南到北的所有窯口。還有少量青白瓷精製品，是江西景德鎮湖田窯的產品，胎質細膩，胎體很薄，釉色光潔，造型規整。如此懸殊的比例，暗含著什麼樣的資訊？
秦漢時期，中國的外銷商品採用陸路運輸，瓷器易碎，故而並非大宗。唐朝時，外銷品以絲帛為主，但到了宋朝，中亞與日本、北韓也都有了各自擅長的絲織品，中國不能再獨享“專利”。與此同時，宋瓷生產反倒有了長足進步，這與外銷方式的改變不無關係——採用海道，運輸量大又安全，遠勝於陸路的萬里馱運之苦。經過海道，中國瓷器銷往東南亞、印度，經波斯灣或紅海到達中東，再轉運到歐洲。在當年紅海起岸轉運的港口——埃及古城福斯塔特，考古學家發現了堆積如丘的殘瓷，可以想見當時中西瓷器貿易的規模。外銷貿易帶動了很多地區的發展，其中，以產瓷為主的景德鎮日益興盛，成為宋代“四大鎮”之一，日後更躍升為一代瓷都，盛況持續數百年之久。
“華光礁Ⅰ號”發掘出的瓷器中，除了有少量景德鎮產品，粗瓷數量更為巨大，堪稱主角，它們更多是滿足東南亞地區的需求。中國粗瓷物美價廉，當年在東南亞非常暢銷。這種需求也帶動了中國南方地區瓷窯的興盛，憑藉地理優勢，採買運輸便利，成本更低。一時間，南方民窯四起，窯火興旺，其中尤以福建為盛。“華光礁Ⅰ號”裝載的瓷器中3/4是粗瓷，它的目的地離中國南海也許並不遙遠。
與瓷器一同出水的，還有不少銅幣。“華光礁Ⅰ號”在盤礁處擱淺，距水面很近，不排除當年船體沉沒後，船家組織人員打撈貴重貨品，以降低損失的可能性，當年船上實際攜帶的銅幣數量可能更多。既然是載貨遠航做生意，為什麼要帶那麼多自己國家的錢呢？
宋代銅幣鑄造數量多於前代，但是屬於非法的走私物品。《宋史》透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為了保證銅料夠用，當時政府限制銅器為日常所用，從日本、北韓進口銅料以彌補原料的不足，同時嚴禁銅幣出口，規定“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海船“往來興販，夾帶銅錢五百文隨行，離岸五里，便依出界條法。”還發動群眾，“重立尚格，使人告捕”。
當時各地小國的新興政治體，即使有了自己的貨幣，也未必夠用。北方的遼與西夏都進口宋銅幣，同時禁止銅幣出境流通。從全球的考古發掘報告來看，爪哇、新加坡、印度、非洲等地都發現了大量宋代銅幣，有的還發現了唐幣。如此供需關係，導致當時在外銷貿易中，“每是十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有利可圖且收益豐厚，鋌而走險者不在少數，政府法令如一紙空文，禁而不止。
“天書”指引航行的方向
中國南海是典型的季風區，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夏季盛行西南季風，颱風也經常光顧，一座座島礁成為來往船隻的避風港。但在航海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像這樣島礁構成的嶙峋海底，也是行船最大的安全隱患，觸礁沉船時有發生。據專家推測，中國南海廣闊的海床上，遺存有2000艘以上的古代沉船。
在這種狀況下，船長正確決策航路便至關重要，一船人的性命都維繫在他身上。習慣了依賴GPS定位方向的現代人，很難想像幾百年前，漁民和水手在沒有衛星導航、精確海圖的幫助下，是如何在一望無際的海洋中確定方向的。
在海南省博物館收藏有一本名為《更路簿》的手抄書，結合了八卦和十二更的時間規律，對航行方向進行定位。千百年來，有很多這種手抄書流傳于海南漁民之間，用海南方言著述，是當地漁民航行南海的“指南針”，也是每位船長必備的航海圖。
《更路簿》中記述了島礁的地貌和海況，有詳細的海浪、潮汐、風暴等氣象氣候和水文情況，對如何觀察海上風雲等知識也有記載。航行中，船長必須緊盯羅盤，根據海上的實時動態，靈活運用《更路簿》的資訊，綜合各種因素把握航向。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船長，回憶起十來歲跟師傅出海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跟師傅走船前要努力背《更路簿》，背得滾瓜爛熟。師傅對《更路簿》可是張口就來。”《更路簿》並非一成不變，一代又一代船長通過自己的航海實踐，不斷對其進行修正和補充，並傳抄開去。俗話說“走水行船三分命”，那些與大風大浪搏鬥的人們，用血汗和生命寫成了一冊冊《更路簿》。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華光礁Ⅰ號”上的瓷器大多產自福建，今日福建已不以產瓷為重，但當年的窯址，阿拉伯等番客聚族而居所遺留的生活建築、墓葬，以及各種寺院、教堂、雕像，無不提醒著人們這裡昔日的繁榮。
幾次去泉州，發現這裡的人們對“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有感情，連剛上學的娃娃都能說得頭頭是道。俗話說：“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唐宋蒙元重要的國際港口，泉州吸引了頗多的中東商人在此落戶，今日泉州的郭、丁諸姓，還可以追溯其伊斯蘭來源，在泉州的阿拉伯後裔也數以萬計。當年馬可·波羅筆下的刺桐城——泉州，儼然是當時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港口，比埃及亞歷山大港更為繁華。“漲海聲中萬國商”，“市井十洲人”，世界各地的人會集於此，帶來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形成了泉州獨特的城市性格，積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
如今泉州不復當年外舶雲集的盛景，但本地從事商業的人很多，進出口量也很大，作為傳統的海港，這裡依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以海為伴的祖先那股“愛冒險，肯拼搏”的海洋精神，已經成為泉州人DNA的一部分，世代延續。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