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山西臨汾9月14日電 (記者 孫自法)“‘中國’之中，始自陶寺”“陶寺遺址詮釋了最初‘中國’的概念”“出土朱書陶文‘文堯’是陶寺為堯都的直接證據”“陶寺是一個綜合性多機能的中心都市”“陶寺是華夏文明的主根”……
9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長期致力於陶寺考古發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員介紹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寺中期骨耜上刻有文字“辰”（農）字，這也是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漢字。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14日在山西臨汾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早期都邑文明的發現研究與保護傳承國際學術論壇暨紀念陶寺考古40年研討會”上，來自海內外的考古專家學者相聚一堂，共同交流陶寺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以紀念這一在中華文明形成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遺址，今年迎來其發現60週年和大規模考古發掘40週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長期致力於陶寺考古發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員介紹說，陶寺遺址位於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1958年考古調查時被發現，1978年開始大規模發掘，已發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復原文物5000余件。經碳14年代綜合測定分析，陶寺遺址總體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距今分別約4300-4100年、4100-4000年、4000-3900年。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的陶寺觀象祭祀臺，是世界範圍內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觀象臺，時代為陶寺中期；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龍盤，其龍的形象與特徵是中原龍形態形成的開始，並被不斷豐富與完善為中國龍而綿延至今；陶寺遺址還出土了陶鼓、鼉鼓、石磬、銅鈴、陶塤、口弦等樂器，尤其是在早期王墓中，陶鼓、鼉鼓、石磬通常配伍，標誌著陶寺禮樂制度的集成與初步形成。
何努指出，“中國”概念最初的誕生必須有“中”“國”兩個概念組成，“中”應是物化的“地中”概念，“國”則是國家社會形態。考古發現陶寺文化測日影立中的圭尺，既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圭尺儀器實物，也表明陶寺已經形成“地中”概念，它和陶寺社會的國家形態及都城的存在，詮釋了最初的“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9月14日，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表示，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為重要的幾處都邑遺址之一，已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特別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歷史進程的關鍵證據。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表示，對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4000多年前的陶寺人已經有了“地中”觀念，當時的王者認為自己所處的都城就是天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之中，始自陶寺。
日本和歌山大學名譽教授王妙發認為，陶寺遺址在13萬平方米規模的宮城被發現後，就聚落機能而言，已強化或證實了一個重要功能，即作為“王都”的“行政中心”機能，他得出結論稱，陶寺是一個綜合性多機能的中心都市。
“陶寺文化具有王權國家、禮樂文明、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四個特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高江濤指出，華夏文明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王權和禮制，陶寺具有明顯的這些特質，均與夏商週三代文明以及逐漸形成的華夏文明一脈相承，可以說是華夏文明這棵參天大樹眾多根系中的主根。
何努表示，陶寺遺址40年來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大致展現出中國史前邦國時代政治中心型都城的完整實例，都城功能區劃全部齊備，且從早期到晚期有著比較完整的動態變化興衰過程，對於後世中國王朝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世界早期都邑與文明中，也或多或少能找到與陶寺邦國都城相似的特徵。
他強調，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不僅詮釋了最初“中國”的概念，同時也初步建立起一條比較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陶寺為文獻記載中的堯都，使“堯舜禹”走出傳說時代，正成為信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