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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的香港:啟蒙期逛文藝書屋看新浪潮電影
華夏經緯網   2010-11-05 08: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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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中的香港 曾經的精彩與平淡

  陳冠中 1952年生於上海,香港長大,現居北京。就讀香港大學和美國波士頓大學,修社會學、政治學和傳播學。1976年創辦《號外》。監製及策劃多部香港電影,包括《等待黎明》、《花街時代》、《殺手蝴蝶夢》等,著有《我這一代香港人》、《事後:H埠本土文化志》、《香港三部曲》等。

  香港文化人陳冠中已經住在北京十年有餘,最近,他的小說《香港三部曲》第一部《什麼都沒有發生》推出簡體字本,重新編輯過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也即將出版。在陳冠中描寫的商業社會堙A遊戲規則清晰,人們各自來去,孤獨、生死、愛戀好像都不那麼重要。這一代香港人空前但未必絕後,他們的價值觀如何形成,或許能從陳冠中的敘述中尋得端倪。從他的書寫中,我們是否能讀出這一代香港人的精神氣質和歸屬。

  青春期 在尖沙咀品味老香港

  我這一代香港人,也許是趕上了最好的時代。因為相對於內地而言,我們生活得順風順水,什麼都沒有發生。

  1952年我生在上海,家堣H是小商人,1949年的時候沒有走,經過“三反五反”,資產階級被整頓,爸爸就先跑到香港,然後申請全家人出去。那是1956年,我四歲,人生第一個記憶就是媽媽帶著我和姐姐,在廣州車站露天過夜。

  到了香港,我家四口人住在一個小房間堙A大約七八平方米,在尖沙咀。如果你看過張曼玉演的《花樣年華》,就知道那種五六層樓的連排屋,有一個長長的走道,前面的房間大,後面的房間越來越小,我們住在中間。那個年代香港很多人是像我家這樣從內地過來的,還算對貧窮和節儉的生活有點記憶。

  尖沙咀的連排屋,是我在香港的第一個家。在那埵矰F五年,我讀完幼稚園,進入小學,爸爸也開始在香港站住腳,1961年終於買了房子,我們就搬了,仍然在尖沙咀。到現在我都住在尖沙咀的老區堙A感覺從小到大,這裡都沒有什麼差別——我指的是老香港的味道。如果說高樓大廈,當然現在起來很多,所有的老店也都換了招牌,房子幾乎百分之百拆過改建,但我還住在1961年買的那個房子堙C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比起廣州和內地其他城市,顯得繁華太多。我這代香港人的青春期,是從1964年開始,到1973年結束。1964年的標誌事件,就是甲殼蟲樂隊來香港演出。

  當時香港有三種文化:國語文化、粵語文化、西洋文化。對於年輕人,三種文化都能接受到,但我們覺得最時尚的是西洋文化。之前其實已經有貓王這樣的偶像影響到香港,但是1963年甲殼蟲樂隊成立,震撼了世界。英國的這支樂隊在1964年到美國演出,美國人都瘋了;跟著來香港,香港人也瘋了。他們拍了個電影叫做《一夜狂歡》,我姐姐去電影院看了整整十遍。我們男孩子都開始留長一點的頭髮,穿牛仔褲,但父母非常反感。那時候香港還沒有牛仔褲,我們到處去找,一些做成衣出口的工廠才有出口剩餘的褲子。還有就是拼命練習彈吉他,香港的一大批樂隊這時候紛紛起來。這是標誌我們成長的時間節點,嬉皮文化徹底改變了這代年輕人的思想。我們注重現世享樂,跟父輩完全不一樣了,兩代人從此沒辦法溝通。

  青春期的尾巴就是1973年的“股災”。香港股市從1971年開始狂漲,全民炒股,琤肏數從100多點漲到1700多點。大家學會了投機賺錢的思想,原來不用做事就可以賺到這麼多。可是1973年,股市又從1700多點掉回100多點,這個學習過程就完了,很多人跳樓死掉,我們則正式進入社會。

  《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主人公名字叫張得志,我整本書就在寫他的價值觀:做專業的事,賺錢,享受美食、紅酒、女人,一切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東西。“我們是國際資本的港籍雇傭兵。為誰?無所謂。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只愛自己。”

  啟蒙期 逛文藝書屋看新浪潮電影

  我在香港的生活地圖中,形態各異的書店是重要站點。上學的時候最常去的,算得上我的啟蒙書店,是開在尖沙咀一座大廈五樓的文藝書屋。

  其實香港一直都有很多街頭的小書店,因為租金高昂,租不起底層的商鋪,所以通常都開在高層單位堶情C但是我自己對於書店比較注意,可能要到念大學第一年的時候。大概是在某份報紙上看到,就摸到了文藝書屋。感覺不算早也不算晚,踏進了對的地方。那堻ㄛO盜版台灣的書,這太重要了,因為當時的台灣才是中國文化最有創意的地方,很多好作家都在台北。在文藝書屋堙A我看到林語堂、梁實秋的作品,張愛玲的東西也在重印,還有白先勇、李敖、柏楊、余光中、殷海光這些不一樣的書。台灣的書是最有意思的,我認為如果當時不是在很短的一年時間堙A我頻繁造訪文藝書屋,可能在我的知識結構媟|丟掉很大一塊。那樣的話,我會比較像正常的香港年輕人。

  和我同齡的這一代,所謂“正常”的香港年輕人,崇尚西洋文化,也在學校媥ИЕ峈漱什磥憭ヾA背唐詩宋詞,因為要考試的。可是這種教育沒有現代,歷史書講到清末就沒有了,不再講下去,我們不知道現代都發生了什麼。台灣這個窗口就顯得很重要,打開了我對現當代中國的眼界。台灣文化的趣味,是民國的趣味,如果沒有這一塊,我們都會從傳統中國直接跳到西洋去。

  那時候也不光依賴文藝書屋,我還自己找東西來看。從《中國學生週報》上面知道,電影很重要,而且不應當只看市面上的好萊塢電影,歐洲電影也很重要。當時香港的電影院已經非常多,而且香港有影會,就是電影愛好者們業餘組成的俱樂部,最重要的一個是“第一影視”。影會這種形式最早是在香港的外國人發起的,專門放電影院堣ㄘ顒漱糷l,租用會所的場地,也對觀眾收門票。所有當時最重要的藝術片,幾乎都可以同步在“第一影視”看到,那是在60年代初,在電影方面我們已經和歐洲同步了。大家覺得特別時尚,去影會看電影顯得比較有文化,所以自認是文藝青年的都要去看藝術片。

  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是法國文化中心,專放法國電影,我在那堿搢鴗F很多新浪潮作品。現在北京也有了法國文化中心,不過都是放DVD了,很方便,不像當年膠片時代,要申請拿拷貝才能放電影,所以需要一個組織去做這些事。

  年輕時的讀書和觀影經歷培養了我的興趣。那時候大家認為最好的工作是做醫生,然後是政府公務員,再後面是進企業做事。律師還不像現在這樣吃香,香港大學在70年代剛成立法律學院,頭兩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學生,因為大家對這個職業不太理解。結果香港經濟在70年代突然轉型,金融資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間都要找律師、會計師。可當時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要去做什麼,就去念了新聞學位,想拖延時間,另外也覺得做新聞好像什麼領域都能看到,應該有趣。

  在香港大學和美國波士頓大學念完新聞,我進了香港的一家英文報紙做了9個月記者,所有報道都做遍。有時候去法庭,有時候去火災現場,有時候去政府。每天很早起來,聽我們老總的指令,把中文報紙的重要新聞翻譯成英文,然後去採訪,非常累。9個月夠了,什麼都學到了,我開始想辦自己的雜誌,於是有了《號外》。

  辦刊物 主流之外生存的《號外》

  《號外》在80年代比較成功,其實香港的70年代才是真正的百家爭鳴,非常多的小刊物,有些做一兩期就沒有了,也有的能做幾十年。

  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有很多小報,知識青年們創立,不公開發行。有名的除了剛才提到的《中國學生週報》,還有《年青人週報》,後來還有一份激進青年辦的《70年代》雙週刊。大學預科那年我開始看《明報月刊》,一期不缺,感覺摸到了中文知識分子的真正趣味所在。像我這樣的文藝青年們都惟《明報月刊》馬首是瞻,以至我大學畢業後兩年,用中文寫的第一篇上萬字的長文,就是投給《明報月刊》而不是自己辦出來的《號外》。

  1974年我去美國,看到當地嬉皮文化最後一波地下報紙,比如波士頓的《The Boston Phoenix》、《The Real Paper》,紐約的《村聲》。這些報紙的特性就是依照同代人的趣味來定位,一面談論世界大事、政府醜聞,一面談論文學、電影、音樂。凡是這代人喜歡什麼,堶探N有什麼,我回到香港以後就想做這樣一種綜合性的刊物。但還是從香港的報紙傳統起步,最初的五期是報紙,開本差不多就是現在《新京報》這樣大小,中文名字叫《號外》,英文名字是《The Tabloid》,意為“小報”。出到第六期,改成16開的月刊,英文名也改為《City》。

  我找了三四個朋友一起辦《號外》,第一期印了一萬份,發行出去一兩千份,因為發行商看我們寒酸,不願發行。最後賣掉兩三百份,剩下的我用手推車送去灣仔橫街後巷的廢紙回收站。本來雙週報,改成月刊,也是因為在報攤放太久,報紙都爛掉了,雜誌會好一些。

  我們叫《號外》,就是想做香港主流媒體之外的東西,後來發現很難。開始是我自己出錢做,後來招股,朋友們陸續加進來,招到20多個股東。我們一直虧本6年,之後慢慢收支打平,應該是運氣好,很多人願意免費幫忙來做這本雜誌。我自己從1976年到1980年做出版人,沒有拿過薪水,這樣熬過來。

  現在看內地的局面也比較豐富了,但是辦雜誌的成本已經太高,每天就是燒錢,連《SOHO小報》最近也停刊了。實際上我覺得,今天內地的媒體,已經比香港做得更好,像南方報業旗下很多報刊的深度調查,還有《財經》這樣的雜誌,更是遠遠超過香港同類媒體。要知道香港財經刊物都是很爛的,他們怕得罪企業,基本都是一邊倒的公關文章,深入的報道沒人做。

  我做雜誌一直沒收入,到1981年扛不住。當時有小孩了,我只好去做編劇賺點錢,就這樣進入電影圈,正趕上香港電影的所謂“黃金十年”。一批留學外國學電影的人,像徐克他們,70年代末回到香港,還有一批是TVB訓練班出來的人,比如譚家明等人,從電視轉戰電影,這樣兩批人就匯集出了新的風格。一些新導演看到我寫的文章挺有意思,就叫我去寫劇本。80年代香港文化有種整體要轉型的趨勢,老闆們寧願試一些新人,都不要老人們做下去。我進入電影圈一看,40歲以上都不要了,全是我這樣二三十歲的人。機會洶湧而來,大家都成功了。

  “嬰兒潮” 好運氣的一代香港人

  我最近的《什麼都沒有發生》和《我這一代香港人》,描寫的是香港所謂“嬰兒潮”的一代,今天香港的主導力量,就是生於1949年到1960年的這一代人。

  這代人運氣特別好,在安定的社會長大,沒有吃過太多苦,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生活。小時候可能住在貧民區,拿到扶助金進大學,畢業正趕上70年代香港經濟膨脹,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記得港大1973年畢業的社會科學院的同學,一下子被美資銀行請去30幾個人,我們都傻了。以前哪有外資企業請這麼多人?因為70年代初外企拼命在香港設立總部,請好多剛畢業的新人進去訓練,後來做到港府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就是這批人堛漱@個。他的很多同學也都運氣很好,30歲左右就紛紛做到外企的副總裁位置。

  即便遇到1973年“股災”,外企仍然蜂擁進入香港,合力造就繁榮。這也讓我們這代人接受了西方現代商業理念。大家整天想的就是怎樣投入較少而回報較多,而且只要眼前回報多了就好,將來的事先不管。我們父輩不見得有這種心態。

  如果說這代人的經歷中發生過什麼,1967年的街頭運動應該是有影響到我們,尤其是外省移民。第一撥移民的感覺好像是逃工來香港,差不多要穩定下來了,誰想到爆發運動。那年房價跌得厲害,街頭有騷動,有些膽大的,並且也決心留下來的人就去買房子,後來賺到很多。所以1967年是香港財富轉移很厲害的一年,很多本地商人,包括李嘉誠他們,就是在1967年崛起。他們對香港有信心,不怕。港英政府經歷1967年事件之後也開始改變,做了很多善政來安撫民心,包括提供公共房屋、設立廉政公署等等。如果沒有1967年的衝突,也許還不會這麼快改變。

  我那時候讀中學三年級,看到街上有衝突,有對陣,有示威,當然有點害怕。我們的父輩是有種“過客”的心理,本來只打算在香港暫留而已。可是我們這代人開始覺得,香港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是我們的家,一生要在香港終老。所以我一直都說,我其實挺理解2008年中國青年表現出的那種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跟我們那代人對香港的自豪相似,就是要經歷一些事件才會激發出來。香港那時候也還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人家批評香港,我們會跟他翻臉,因為我們覺得香港好,大家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我們這代人的公共意識也沒有那麼強,大部分人還是沉默的。70年代也是香港學生運動最強的時候,最大的那次遊行我去了,可是只見到一兩個同宿捨得同學,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參與。後來很多人說,那是個火紅的年代,實際上它的影響,並沒有現在回顧歷史時候說的那麼大。

  居北京 看香港之外的中國

  1992年我來到北京,想多看看香港之外的中國,北京是最好的看臺,這裡混雜太多不同的人,太強大的氣場,香港和台北都找不到這种經驗。

  《什麼都沒有發生》的結尾,我讓張得志在街頭中槍死掉,他的人生終究還是不能圓滿。這代香港人的故事,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算是一個節點。1997年也有金融風暴襲來,經歷過1973年的香港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我們每次最多低迷幾個月就會回來。經濟總有調整,調整完畢就會更快更強地上升——這是香港人的思維慣性,沒想到1997年這次風暴,深深打擊了香港人的自信,一直到2004年左右才恢復過來。當時大家覺得,可能真的不行了,這一代人的好運氣到頭了。

  出於對1997年的擔心,80年代很多中產階級香港人移居海外,但年輕人已經有了歸屬感。即便走掉的人其實也挺懷念香港,很多人把老婆小孩搬出去,自己再回到香港做事。不能沒有歸屬感,沒有地方可去啊,香港是唯一的家。如果是60年代出去留學的人,可能會千方百計留在美國,但是我70年代出去,留學才一年零三個月,都很想回香港。年輕人有改變社會的雄心壯志,在國外讀了一點書,覺得有點想法的時候,就特別想回去改變香港。

  我想一定要住在北京,就花很大力氣,把放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書都搬過來,不準備再回去了。香港曾經很精彩,現在已經沒什麼故事再發生,而北京的大戲才剛剛開演。2000年我開始定居北京。

  記得看過一個調查,讓大家列出最崇拜的十個人,在北京做這樣的調查,可能十個人會有各行各業。如果在香港,我想結果九個會是大商人,剩下一個是明星。起碼從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開始,偶像要麼是做生意的,要麼是演藝界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文化影響這代香港人。

  所以張得志沒有別的出路。他自己也沒想過做別的事,就是寄生在資本堶情A按照遊戲規則出牌,但隨時可以破例。他學到一些看報表、寫計劃書的技術,可以活在任何一個世界,全看機會選擇。只是靠自己,沒有回家的方向,“我又有何損失?”

  這就是一代香港人的生存哲學。如果把香港的故事拍成電影,我們一定是平淡的最終章。

  采寫/本報記者 武雲溥 攝影/本報記者 孫純霞

來源:新京報

 

責任編輯: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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