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中國的文物保護 中國是世界文明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歷史悠久，文物眾多。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為文物保護工作嘔心瀝血，作過許多重要指示和要求。在舊中國爛攤子的基礎上，他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使大批珍貴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他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揮文物的作用，對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指示成立文物收購小組，秘密收購海外中國珍稀文物 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到文物大省陜西視察時，就對文博系統的同志說：“我到哪個地方，都愛看這些東西，因為它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這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早在全國解放前夕，周恩來就指示前線部隊要注意保護全國各地的重要古建築。1949年5月7日，周恩來發出指示，要求前線部隊對浙江南潯鎮劉氏嘉業堂藏書樓和山西太原城內藏有南宋雕刻磧砂版《大藏經》的普善寺“特予保護，以重文化”。由於周恩來的過問，劉氏嘉業堂重要的藏書得以保存。後來劉家將這批藏書捐給了人民政府。寧波天一閣原為明代嘉靖年間兵部右侍郎范欽的私人藏書樓，始建於1561年，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古籍浩瀚，素有“南國書城”之盛譽。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餘卷，幾經流失，不斷受到破壞和掠奪，到1949年時僅存1.3萬卷。寧波解放前夕，周恩來要求三野九兵團，在攻城時必須保護好天一閣藏書樓，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重獲新生。周恩來還指示編印了《全國古建築文物簡目》，分發給解放軍各部，請他們注意保護。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會議上，多次討論文物保護問題，從建立機構、培養幹部到制定方針政策，對文博事業的發展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援。政務院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規，如《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等。 周恩來非常關心文物徵集工作。唐代著名畫家韓滉的唯一傳世之作《五牛圖》，堪稱稀世珍品，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被掠走，從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華僑託人致信周恩來，稱《五牛圖》出現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來想從畫商手中收購以獻給國家，但苦於財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購回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國繪畫珍品。周恩來立即給當時負責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條指示：一、派專家赴港鑒定，確定真偽，如係真品，立即購買；二、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保安全；三、文物運回後，交給收藏條件好的單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來指示後，立即組織專家赴港，鑒定《五牛圖》確係真跡，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幣買下。 解放前，由於戰亂，許多國寶級文物流落各地，有些不知去向。新中國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獲悉：流失出去的大批古書畫及古錢幣等珍貴文物被人帶到了香港。經再三思量，鄭振鐸向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作了緊急彙報。三人經反復研討，決定以文化部的名義向周恩來彙報這一情況。1951年3月，周恩來接到報告後，在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立即同意由國家撥專款搶救文物，並成立文物收購小組，秘密進行文物收購，將一批珍貴文物及時搶救了回來。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從香港購回的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體現了新中國的文物政策。 此後，文物收購小組在香港陸續收購了許多珍貴文物，如董源的《瀟湘圖》、宋徽宗（趙佶）的《祥龍石圖》、馬遠的《踏歌圖》、李唐的《採薇圖》、吳鎮的《漁父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40余件書畫作品，這些都是古代繪畫藝術的珍品。 主持制定《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 20世紀50年代，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時期，這也給文物保護工作帶來新的課題。在建設中，常常會觸動地下和地面的文物。這些文物，該不該保留，哪些要保留，哪些該拆除，應該遵循什麼原則，周恩來在1953年的一次政務院會議上說：“我對文物問題很感興趣，然而面對今天大規模建設事業，假使在保存歷史文物問題上主導思想不一致，北京的城市規劃就會遇到問題。”他又說：“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遺產，就要使其發揚光大。我不是說我們要前進，要發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遺產，不是的，我是強調要推陳出新。”“不加選擇、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僅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周恩來認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們的發展結合起來，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發展前途，至少是一種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長遠的看法。只有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傳之久遠，對全人類的文化有所貢獻。 1954年，北京的城市建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原來的街道太窄，早已不適應飛速發展的交通要求。當時在城內的大街小巷還保存著許多牌樓，有的已成為城市交通發展的嚴重障礙，對這些牌樓是保存還是拆除，提到了國務院會議上進行討論。有人主張全部拆除，也有人力主保留，甚至慷慨陳詞，潸然淚下。周恩來耐心地聽完雙方的爭論，最後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嚴肅地指出那種完全不考慮城市建設發展的需要，而片面強調要保護牌樓的人的“黃昏”思想，並且決定把那些嚴重妨礙交通的牌樓拆除，其中有一定藝術價值的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加以保存。 在北京修建地鐵的初步規劃中，要經過建國門元代古觀象臺。施工指揮部提出了拆遷建國門古觀象臺的方案。北京古觀象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觀象臺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保存的大型古天文儀器數量最多和完整而著稱。同時，古觀象臺還保存了一批珍貴的古代天文、氣象觀測記錄和數據資料等，其中包括從1724年至1902年近180年間的氣象記錄完備資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氣象觀測記錄，一旦被拆毀，一個重要文物遺跡就將永不復存。如果搬遷，也將會對古往今來從現址觀測到的天文資料、天體變化的寶貴數據等造成重大損失。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要求地鐵改線，以保護古觀象臺。周恩來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的報告上批示：“這個天文臺不要拆，看繞過成不成，有什麼困難，寫個報告來。”這座當今世界上保存天文儀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臺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 2008年7月1日，北京石景山區首次為轄區內的兩棵古銀杏樹立碑。從碑文中人們首次得知，在北京修建地鐵一號線時，為保護這兩棵古樹，周恩來批示，修改地鐵建設方案。這兩棵古樹位於玉泉路口西北側路邊，已有700多歲的“高齡”，是元代靈福寺遺址遺存的樹木，目前都是國家一級古樹。在地鐵原建設方案中，這兩棵古樹正好處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為保護古樹，周恩來批示，修改地鐵建設方案，延長玉泉路站至八寶山站地鐵的距離，兩棵珍貴的古樹得以存活至今。 1961年，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保護管理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經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公佈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和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確和強調了文物保護管理的方針。從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進一步納入了計劃管理的軌道。所有這些，都是與周恩來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示分不開的。 關心文物維護與修復，敦煌莫高窟成為其中的代表 加強文物保護，維護和修復工作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項。周恩來始終關注著文物的保護、維護和修復工作。 敦煌莫高窟的搶救，是周恩來關心文物維護與修復的範例之一。 1951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敦煌藝術研究所（後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等人把敦煌壁畫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展出之前，周恩來專程到展廳與常書鴻親切交談，從重慶相遇談到現在工作人員的生活情況，並對展覽的陳列、佈置、說明、參觀路線等一一作了具體指示。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佈敦煌莫高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為了進一步推進文物保護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關於加強保護莫高窟群的報告》，提出防止鳴沙山山體向前移動，以免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畫、彩塑毀於一旦的具體加固意見。報告呈送國務院後，受到周恩來的高度重視。1961年9月，國務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率領的10余名專家學者，組成敦煌工作組前往莫高窟進行考證。專家們發現，維修這座歷經1600多年、規模宏大、屢遭人為嚴重破壞和風雨侵蝕的石窟，耗資巨大。而當時我國正處於困難時期，內憂外患，財力十分拮據。為此，專家們制訂了一個先搶救最危險地段，再分期分段實施全面保護的長遠規劃。 10月17日，文化部黨組根據調查情況給周恩來呈遞了報告。為保證洞內壁畫和彩塑的安全，文化部提出了搶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見，申報經費25萬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來在第二天就作出明確批示：“請計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計劃中加以安排，並於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經費中預撥五萬元。”1962年，我國國民經濟還十分困難，國民經濟調整剛剛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對搶修莫高窟經費給予特別批准，可見對文物事業的高度重視。這樣，新中國對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搶修拉開了序幕。搶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歷時3年，于1966年竣工。層層疊疊、巍峨壯觀的堅固棧道，為工作人員和中外遊客提供了安全、舒適、暢通、便捷的通道。敦煌莫高窟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為止保護最好的石窟，也成為周恩來關心和保護敦煌藝術的歷史見證。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發生了好幾起古代文物建築遭雷擊起火被毀的事件。1952年，坐落于河北遵化縣的清東陵康熙景陵大碑樓，因遭遇雷擊全部被燒燬。1956年6月的一個夜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又接到消息，位於北京明十三陵長陵的祾恩殿（楠木大殿）被雷擊起火。中國的古代文物建築，大多為木結構或磚木結構，最怕的就是火災。許多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天火”即雷擊引起古建築火災的事例比比皆是。 長陵棱恩殿起火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那裏。他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會同北京市有關部門人員，一起前去檢查處理。局長鄭振鐸接到周恩來指示後，立即約請梁思成等一同去現場察看。大家發現，大殿的後金柱柱頂被雷劈裂，柱頂呈現黑色被燒焦的痕跡，但整個大殿的外觀並沒有受到破壞，依然完好。這時，大家的心情才放鬆下來，因為棱恩殿是全國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是彌足珍貴的國寶級文物建築。一旦焚燬于雷擊火災，將會讓國人痛心疾首。隨後，鄭振鐸、梁思成給周恩來呈遞了一份報告。周恩來很快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在全國重要的古代建築上都要安裝避雷針。避雷針的安裝，有效地防範了雷擊導致的火災，保護了一大批古代建築。 堅決制止大規模發掘帝王陵的風潮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聯名向國務院遞交《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得到批准。由於長陵的勘察工作進展緩慢，發掘轉移到定陵。定陵開掘工作自1956年5月破土動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結束，歷時兩年零兩個月，以總計用工2萬餘人、耗資40余萬元的代價，終於使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玄宮重見天日。1958年9月，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新中國考古學家發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動。但是，以當時簡陋的保護設備和考古技術水準，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復原方面還未過關，大量文物尤其是絲織品未能保存下來。“文革”中，萬曆皇帝及兩位皇后的屍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 定陵發掘後，有的省份立即組織人力，準備向帝王陵墓進軍，還有些省份不甘落後，紛紛效倣，要挖掘漢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這種情況下，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等人上書周恩來，要求停止帝王陵發掘。國務院迅速下發了“停止對一切帝王陵墓發掘”的文件，堅決制止了這種極不正常的發掘之風，使行將遭滅頂之災的中國文化遺產免於劫難。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館建成。1965年9月，周恩來陪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來定陵參觀，隨行的還有陳毅、吳晗等人。從地宮出來，阿尤布·汗總統蹺起大拇指說：“這地下宮殿，有如此輝煌的建築和氣勢，太偉大了！”周恩來臉上也流露出興奮之情：“這裡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這個樣子。”吳晗接過周恩來的話：“長陵比這定陵規模還要大，要是發掘，一定更為壯觀，研究價值也大於定陵。” 自定陵發掘後，吳晗還一直想著開挖長陵。他問周恩來：“我們是否再發掘長陵？”周恩來問：“需要多少錢？”吳晗回答：“大約要四十萬。”周恩來沉默了，向停放在不遠處的轎車走去。吳晗急忙追問：“總理，您看這長陵發掘的事？”周恩來沉思片刻後說道：“我對死人不感興趣。”也正因為這句話，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寢裏安睡至今。此後，國家文物局再未批准發掘帝王陵。 “文革”期間，簽發保護敦煌莫高窟文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炮製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在毛澤東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上，林彪在講話中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狂熱而缺乏理智的紅衛兵，正是在這篇充滿火藥味的講話號召和鼓舞下，迅速殺出校園衝向社會。“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毀，浙江大禹廟被拆毀…… 在“破四舊”運動中，就連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地中南海新華門前的石獅子，也引起了紅衛兵的注意，上了“破四舊”的黑名單。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是北京城裏最大的一對石獅子。8月26日，周恩來從保護文物古跡出發，耐心地說服了紅衛兵，下令將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搬走，有效地將這一古跡保護起來。後來，這對石獅子又回到了新華門前。 在北京紅衛兵率先發起“破四舊”之後，杭州的中學生紅衛兵也蠢蠢欲動。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學生紅衛兵搗毀了岳王廟後，把下一個目標對準了靈隱寺。浙江大學部分有正義感的學生得知消息後，挺身而出，保護靈隱寺。經浙大廣播站廣播後，大批學生前往靈隱寺，表示聲援，雙方形成了對峙局面。靈隱寺周邊的村民，自發地組織了一批青壯年，靈隱寺園林管理處的部分職工，都前來支援守護靈隱寺的浙大學生。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報國務院，並要求雙方在接到國務院的答覆之前，都必須保持克制，停止一切過激的行動。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援，浙大學子向市民散發了保護靈隱寺歷史文物古跡的《告全市人民書》，引起很大震動。杭州街頭貼滿了大字報，群眾紛紛起來譴責紅衛兵，表示堅決支援浙大革命師生保護靈隱寺的行動。 8月27日，周恩來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領導同志對紅衛兵做好說服工作，並採取有效措施保護靈隱寺。當聽到周恩來希望保留靈隱寺的指示時，浙大學子歡呼起來。迫於來自各方的壓力，中學生紅衛兵撤出了靈隱寺。在“破四舊”運動中，全國古剎舊廟被砸被毀的不計其數，能夠部分保存下來已算是僥倖。像靈隱寺這樣毫發未損、完整地保護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 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統稱“三孔”。孔廟大成殿前十二根雙龍戲珠深雕鏤空柱是中國最好的龍柱，其工藝水準超過了北京故宮。“文革”爆發後，北師大紅衛兵頭頭譚厚蘭在康生的授意下，帶領200余人去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焚燬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余軸，砸毀歷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余件、珍版書籍1000余冊，近兩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紅衛兵砸成了七八塊碎石，給孔廟造成了極為慘重的損失。周恩來知道這些情況後痛心疾首，立即下達了保護文物名勝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龍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難。1994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孔府、孔廟、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66年10月，在江青的煽動下，紅衛兵從北京、蘭州、酒泉、敦煌，氣勢洶洶地殺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員遭到揪鬥，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嚴重的是，一場滅頂之災正在危及敦煌莫高窟。1967年夏，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發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兵已準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兵會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敦煌縣委、縣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態嚴重，情況危急，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作了彙報。敦煌的緊急彙報很快上報到了國務院。周恩來果斷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立即讓文物局和甘肅省採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庫受到損壞。”他還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衝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文件。 關注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保護 在“文革”期間，我國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墓葬，出土了罕見的金縷玉衣、長信宮燈等文物。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佚失了2000多年的《孫臏兵法》以及其他先秦諸子的著作殘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長沙丞相、轪侯利蒼夫婦和兒子的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屍。陜西臨潼秦始皇陵東側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兵馬俑。這些重大的考古發掘中，有些得到了周恩來的直接指示。 周恩來在日夜操勞國家大事的同時，在1972年對長沙馬王堆三座漢墓的發掘作了五次指示。由於當時是“文革”期間，一些機構尚不健全，對一號墓出土的女屍如何處理，意見不一。有人說屍體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將女屍在沒有經過處理的情況下放在長沙的公園裏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屍保存完好成為當時長沙的一件奇聞。參觀者人山人海，一時間公園內擠得水泄不通，擠傷踩傷了不少人。 時任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冶秋知道這個情況後非常氣憤，立即到長沙制止了女屍展覽，並將情況報告給了周恩來。 1972年6月17日，周恩來指示說：“湖南軍區挖出不報告省委，更未報告中央、國務院。後來又人山人海，還有刮妖風的，出土屍身和衣著（著）、帛文非變質不可。請告卜佔亞、李振軍同志立即採取辦法轉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處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館。這是可以向群眾說得通的，非當機立斷不可。務請打電話去，速辦勿延。”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將女屍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館，對女屍進行了消毒、防腐處理。從發掘領導小組的組成到技術力量的安排，周恩來都作了十分週到的佈置。有些細節，甚至比專業人員還考慮得週密。在解剖女屍過程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國務院請示彙報，得到了周恩來的親切關懷。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績，是與周恩來的具體指示密不可分的。 親自修改介紹故宮的小冊子 周恩來對於文物的宣傳工作也十分重視。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時候，規模宏大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周恩來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發後，周恩來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學報》的復刊，並批准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對文物書刊印刷設備的更新也作了具體指示。 周恩來要求，文物部門在向觀眾宣傳文物時要處處為觀眾著想。觀眾是不是看得懂，聽得明白，解說是不是回答了觀眾可能產生的疑難問題。1971年7月，周恩來在審閱新華社報道考古新發現的新聞稿時，因為新聞稿關於金縷玉衣圖片的說明很籠統，沒有交代清楚出土時的情況，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注（按：指金縷玉衣照片的說明文字）未回答：兩件葬服是否還裹在男女骷髏上，還是遺落散開，後經我們加工的。”1973年4月，新華社準備播發關於馬王堆漢墓女屍被解剖的新聞稿。周恩來審閱了新聞稿後，特別指示：“關於名詞要改為通俗的話語，讓讀者能看懂。” 1971年7月，故宮博物院即將重新開放，需要出一本介紹故宮的小冊子。周恩來請郭沫若組織班子編寫《故宮簡介》。1971年6月27日，郭沫若和王冶秋主持召開編寫《故宮簡介》的會議，出席會議的學者有夏鼐、白壽彝、劉大年、林甘泉、徐大齡等13人。郭沫若說：“故宮準備重新開放。周總理批示，要我和王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請各位把故宮博物院為重新開放編寫的《簡介》和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見提出來寫在上面，也可以補充修改，一個半鐘頭，十一點交卷。”郭沫若當時很風趣地說：“這是‘殿試’。”當天下午，王冶秋把13份改稿整理完畢，送郭沫若、周恩來審閱。周恩來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定稿。 從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周恩來先後對修改《故宮簡介》作了三次批示，其間還在淩晨召開一次會議。又經郭沫若主持兩次修改，待江青等人圈閱後才算最後定案。1971年7月5日，《故宮簡介》在故宮重新開放時與觀眾見面了。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後，參觀者非常踴躍，每日遊客達4萬人次。這本思想性強、通俗易懂的小冊子，不僅成為各地博物館重新開放時編寫文字說明的範本，而且極其暢銷，日銷量達7500冊。 1972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使各項工作出現轉機。周恩來抓住這一契機，大刀闊斧地恢復文博系統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關心和領導下，故宮舉辦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出土文物大型展覽”。隨著中美關係大門的打開，為了讓更多的西方國家進一步了解中國，周恩來又提出組織出土文物到國外展覽的意見。他審閱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錄。出展文物中包括許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滿城漢代中山靖王金縷玉衣、長信宮燈，甘肅武威銅奔馬，長沙馬王堆帛畫，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銀器等。這次展覽辦得非常成功，在國外引起強烈反響，不僅使國外許多人士折服於中國古代的燦爛文化，而且對拓展我國的外交活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讚譽為周恩來的“文物外交”。■ 何立波 （《黨史博覽》）（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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