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史事留痕
“出版學”一詞在中國何時出現?
華夏經緯網   2019-03-06 1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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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曾說:“凡學之起,常在其對象特別發展以後。烹飪、裁縫、運輸、建築之學舊矣,積久而始有理化;樹藝、畜牧之業舊矣,積久而始有生物學、農學;思想、辯論、信仰之事舊矣,積久而始有心理、論理、宗教諸學;音樂、圖畫、雕刻之術舊矣,積久而始有美學。”(見徐寶璜《新聞學》序言)出版學是研究出版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在我國,出版活動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出版學”一詞的出現歷史並不久遠。

  一

  關於“出版學”一詞的由來,學術界一度認為是日本學者提出來的,後經南京大學張志強教授考證,該詞最早見於中國學者楊家駱在上世紀30年代出版的《圖書年鑒》中,該書的“出版事業志”堶探ㄗ鴗F“出版學研究概況”(見《編輯學刊》2001年第2期《“出版學”概念的歷史考察》)。此後,國內外的學者在論著中談及“出版學”一詞的最早提出時,大都認可張志強教授的考證結果。例如,商務印書館2015年出版的全國出版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輔導教材《出版專業基礎(中級)》,以及南韓出版學會會長李鐘國在我國的《出版科學》雜誌2008年第6期上發表的《對出版學研究過程的理解——以南韓出版學研究為例》一文,其中都採納了“出版學”源於楊家駱的《圖書年鑒》說。

  其實,“出版學”一詞早在1925年就已經兩度出現在上海南洋大學的《南洋週刊》上。《南洋週刊》1925年第六卷第六號第11∼14頁,發表了作者署名為“逵”的文章《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的商榷(八續)》,其中第13頁分類法第“六五五”類即為“刷印術,出版學”。同頁還出現了“廣告學”“運輸學”“製造學通論”“交通學及商學通論”等分類。《南洋週刊》1925年第六卷第九號第36∼43頁,發表了作者署名為“逵”的文章《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的商榷(十)》,其中第41頁“別集”部分寫到了“別集以學術分別”,並將“別集”分為“目錄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圖書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字典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出版學家傳及言行錄等”“新聞學家傳及言行錄等”。

  由上述《南洋週刊》的兩篇文章可見:在1925年時,出版學就曾與廣告學、目錄學、新聞學等具有同樣的學術地位,被學者當成一門學科、一門學問來分類;出版學家在那時即與目錄學家、新聞學家並稱。因此可以說,與當代出版學內涵基本相當的“出版學”在那時已然形成。

  《南洋週刊》1919年創刊,南洋大學學生會南洋週刊社出版發行,曾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多地有代派處所,內容涉及校內外新聞、時事評論、人物訪談、詩詞、散文、小說等等。1926年南洋大學編印的《南洋大學概況》稱“學生會之《南洋週刊》、經濟學會之《經濟學報》、工程學會之《工程學報》內容均甚豐富”。

  二

  根據上述《南洋週刊》兩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完全相同、兩篇文章的題目除序號不同外其他文字完全相同以及兩篇文章末尾的標注“(未完)”可以判斷,這兩篇文章應是同一作者同一系列文章中的兩篇。進一步查閱《南洋週刊》,可以在該刊1924年第5卷第3期,1925年第5卷第7期、第8期,1925年第6卷第3期、第4期、第5期、第7期,1925年第7卷第2期上看到署名為“逵”的另外幾篇同名文章,除1924年那篇以“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之商榷”為題目外,其他幾篇都以“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的商榷”為題目,文章題目附帶不同的序號。雖然上述《南洋週刊》中的這些文章從刊登時間來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連載,但各期內容是連貫延續、有機統一的。

  署名為“逵”的作者是誰呢?(在《南洋週刊》以及其他民國期刊上,可以看到當時很多作者署名時只署一個字。)這位作者對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竟有如此深入系統的研究。經多方查閱文獻可知,這位作者全名叫陳伯逵。

  陳伯逵,又名陳天鴻,民國時期圖書館學家,曾在上海的南洋大學圖書館任職,他在1926年出版有《中外一貫實用圖書分類法》一書。該書的內容正是作者對之前發表在《南洋週刊》上的系列文章的彙編。在《中外一貫實用圖書分類法》中,“出版學”共出現三次:第一次出現在第34頁,即分類法“六五五”類“刷印術,出版學”(《南洋週刊》中《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的商榷(八續)》的內容);第二次出現在第46頁,即“目錄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圖書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字典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出版學家傳及言行錄等”“新聞學家傳及言行錄等”(《南洋週刊》中《吾國圖書館應採何種分類法的商榷(十)》的內容);第三次出現在第70頁,“出版學 六五五·二”,這頁為該書後面附錄的內容索引頁。

  陳伯逵還曾在1931、1932年的《中國圖書館聲》雜誌發表過多篇以“中外一貫實用圖書分類法子目增補”為題的文章,對《中外一貫實用圖書分類法》一書進行後續拓展和研究。此外,陳伯逵還有《袖珍算學公式大全》等著作行世。另外,陳伯逵還曾在《中國圖書館聲》雜誌1931年第2期發表《代電:督促圕界共起喚醒閱眾抗日救國》一文,為喚醒讀書人的抗日救國熱情鼓與呼。因此可以說,“出版學”一詞的提出者陳伯逵為我國圖書館事業、出版事業和抗日救國事業的發展都曾作出過一定貢獻。

  三

  “出版學”在1925年出現絕非偶然,它的出現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的。

  其一,我國有數千年的出版史。從竹木簡牘的出版,再到寫本、印本的出版,出版活動一路薪火相傳,為中華文明的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出版學”一詞出現較晚,但出版活動從未間斷,生生不息,這為出版學的出現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

  其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考量,“出版學”這個詞在當時出現也是恰逢其時。清朝末年,“出版”一詞在國內已廣為流行;到了民國初年,“出版界”“出版家”“出版人”“出版物”“出版法”“出版業”“出版發行”“出版事業”等詞語均已在媒體和社會上廣泛出現和應用,這都為“出版學”一詞的出現提供了現實環境和語言可能。

  其三,從當時的法律角度來看,1925年前,已經有《出版法》《著作權法》《出版法實施細則》《報紙條例》等諸多與出版有關的法律法規出臺,雖然這些法律法規在很大程度上鉗制了公民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出版行業在當時社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有了這樣一個重要行業(出版行業)的存在,研究這個行業的學問(出版學)自然會應運而生。

  其四,到了20世紀20年代,我國的出版業尤其是上海地區的出版業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期,社會各界對出版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蔚然成風,這為“出版學”在上海出現提供了理論可能。這一時期,上海的出版單位林立,出版及相關行業從業人員多,出版家輩出,圖書、報紙、期刊等出版物的數量和品質都較以前有很大飛躍,出版屆對出版學的研究也悄然興起。僅以商務印書館為例,1925年之前,就出版過兩種名稱中含有“出版”二字的期刊:1914年創刊的《出版界》、1924年創刊的《出版週刊》。從這兩種專業的出版類期刊的出現,就能從一個側面管窺出當年出版學在上海形成的理論基礎。

  此外,1925年前,相關學者已經在各類媒體上發表了大量的對出版領域深入研究的文章。單以《東方雜誌》為例,1924年就發表了《俄國的出版事業》《一九二二年歐美出版書籍統計》《現代之出版自由》等大量出版類文章。其中王世傑發表在《東方雜誌》1924年第1期的文章《現代之出版自由》至今讀來仍鏗鏘有聲、震撼人心。

  另外,從新聞媒體對出版的關注也可以管窺出版學的興起。例如,民國時期的著名媒體《民國日報》曾高度關注出版界,僅以該報1921年“覺悟”副刊為例,當年就刊發了《出版物底愆期》《出版界底一個忠告》《出版物底愆期與早產》《出版物愆期底分別》《杭州最近的兩種出版物和兩個團體》《旅東隨感錄:出版界與讀書界底系統組織》等大量聚焦出版領域的文章。當時,其他媒體刊發的與出版有關的學術文章更是難以勝數,這都為出版學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學術氛圍。

  其五,1925年前,我國的出版教育已經發端。1922年9月24日《申報》刊登了《中華書局委託開辦國語商業夜校招考》廣告,其中第三條為:“本校教科分為三類如下(甲)國語,細目凡五,注音字母、國語會話、國語文法、作語體文、發音學及音韻學大意(乙)商業,細目凡四,商事要項、簿記、文牘、廣告(丙)書業常識,如編輯、出版、印刷等。”此廣告明確將編輯、出版教育列入學校課程,這也是出版學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中華書局的這則廣告在《申報》1922年9月29日、10月1日、10月3日有重復發佈,足見當時招生宣傳力度之大。

  綜上可知,作為學科術語的“出版學”一詞在1925年就已經出現在《南洋週刊》陳伯逵的文章中。它的出現與民國時期蓬勃發展的出版業以及學者對相關學科的深入研究以及當時的政治、文化等諸多社會因素密切相關。 (王佳偉 陳兵枝)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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