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書法的總體傾向是尚質，同時分為帖學與碑學兩大發展時期。
明末書壇的放浪筆墨、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的風氣在清初進一步延伸，如朱聾、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現出自我內在的生命力和一種不可遏止的情緒表現。這一點在中期“揚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復現。於此同時，晚明的帖學傳統也同時進一步光大發揚，姜宸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等人在刻意尊幸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長時期傳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認識、調整，某種積弊也日益加深，這就使帖學的頹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正此時，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從熱衷於尺牘轉而從事金石考據之學。一時朝野內外，學碑者趨之若鶩，最後成為清朝書壇的發展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作為一種與貼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當時著名的書家和鄭簠、金農、鄭燮、李（魚單）、伊秉綬、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張裕釗、康有為等紛紛用碑意寫字作畫，達到了盡性儘量，璀燦奪目的境地，可胃是中國書法文化中的一大景觀。如果說，帖學家們力圖尋找質的願望沒有實現的話，那麼這種願望在碑學那裏實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