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歷史人物
解讀三蘇父子
華夏經緯網   2010-04-08 09: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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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三蘇”,人們都會想到他們是文學家;一提起蘇軾,人們就會想到他是通才。其實,“三蘇”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僅在文學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學史、藝術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蘇軾的貢獻更大,影響更深遠而已。《宋史·蘇轍傳》說:“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但世上沒有什麼“無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蘇父子的性格、政治態度、學術思想及文學風格的差異都很大,蘇轍政治主張的激烈、學術思想的複雜都超過了蘇軾。

這裡,我想比較全面地講述他們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異同。

    大器晚成與少年得志

    蘇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後的他地位也很低。蘇軾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績顯著,在朝廷官至禮部尚書。蘇轍一生的政績主要表現在元祐年間,由一個小小的縣令升至副相,比蘇軾的官位還高。

    蘇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學,而喜歡遊覽祖國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歲才開始發憤讀書,但應進士及茂材異等試皆不中。如果說蘇洵初舉進士不中可能與他“少不喜學”分不開,那麼他二十九歲再舉進士不中,特別是三十七歲舉茂材異等亦不中,就要怪科舉考試製度窒息人才了。

    蘇洵在《廣士》中說:“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茍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不能為”,是說不長於此道;“不幸而不為”,是說不屑於此道。蘇洵兼有二者,結果他這位“奇才絕智”之人就難免“有時而窮”了。

    蘇洵的可貴就在於,他沒有繼續讓自己去適應不合理的科舉考試製度。相反,在“舉茂材異等不中”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此不足為學也”(歐陽修《蘇洵墓誌銘》),於是決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韓丞相書》中說:“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學術。”他在二十七歲後“發憤”于科舉,而在三十七歲後則開始“發憤”于學術。這是蘇洵生活道路上的一個轉捩點。他告別了科舉考試,燒掉了為應付考試而作的數百篇文章,開始憑興趣讀書,想讀什麼就讀什麼。過去是為應付科舉考試不得不為文而文,沒話找話說,現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製”(《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才著《幾策》、《權書》、《衡論》數十篇,系統提出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的革新主張。

    蘇洵48歲那年,他送蘇軾兄弟入京應試,知益州張方平向歐陽修極力舉薦蘇洵。張方平與歐陽修是有矛盾的。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說:“張安道(方平)與歐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修)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歐陽修上其書于朝,公卿士大夫爭傳誦之,蘇軾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蘇洵可說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後的地位也很低,“爵不過於九品”,只做過試秘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修,相當於現在的科級幹部。

    蘇軾兄弟的經歷與蘇洵剛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進士及第,名動京師時,蘇軾二十二歲,蘇轍才十九歲,五年後又同舉制科入等。蘇軾一生八典名郡,先後知密、徐、湖、登、杭、潁、揚、定八州,地方政績顯著,在朝廷官至禮部尚書。蘇軾《應制舉上兩制書》自稱他參加制科考試的策論是“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而蘇轍的《禦試製科策》比蘇軾更加激列、尖銳,矛頭直接對準了年老的仁宗,指責仁宗“沉湎于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結果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蘇軾制科考試“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試,一二等都是虛設,從沒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實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吳育一人入過三等。司馬光參與崇政殿復試,認為蘇轍在應試者中最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認為,蘇轍之策以致亂之君況盛世,力請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蘇轍《遺老齋記》)仁宗同時還讀到蘇軾的《制科策》,高興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史·蘇軾傳》)於是以蘇軾入第三等,蘇轍入第四等次。但鬥爭還沒有結束。蘇轍既入等,於是以他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今陜西商縣)軍事推官。知制誥王安石認為蘇轍袒護宰相,專攻人主,不肯撰制詞。蘇轍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辭不赴任。這當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蘇軾的《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說:“答策不堪宜落此。”《禦試製科策》對蘇轍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迫使他當時辭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遺老齋記》),一直擔任幕職,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績溪(今屬安徽)縣令。

    蘇轍一生的政績主要表現在元祐年間,由一個小小的縣令升至副相,比蘇軾的官位還高。南宋何萬在《蘇文定公(蘇轍)謚議》中說:“元祐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辟,忠賢相望,貴幸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居多焉。”這段話對元祐之政雖有過份美化之嫌,但對蘇轍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計,是大體符合實際的。蘇轍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間才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

清朝馮繪所作《三蘇圖》

    北宋變法前後的政論家、政治家

    蘇洵雖被譽為“王佐才”,但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只能算作政論家。蘇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

    蘇洵雖被譽為“王佐才”,但從未成為“王佐”,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只能算作政論家。蘇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變法時,三蘇強調革新吏治。在蘇洵生前,王安石變法還未開始,但爭論已經開始。蘇洵在《衡論》中已經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觀點。嘉佑三年(1058),蘇洵與王安石分別有《上皇帝書》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們未必看到過對方的上書,故很難說是誰反駁誰。但比較一下這兩篇上書的內容,便能看出蘇、王分歧的實質。王安石認為,當時形勢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於“變革天下之弊法”。蘇洵卻認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蘇洵在《上皇帝書》中才大談改革吏治,主張重爵祿,罷任子,嚴考課,尊小吏,復武舉,信大臣,重名器,專使節,停郊赦,遠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條外,其餘九條都談的是吏治改革。

    蘇軾兄弟後來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實為蘇洵與王安石分歧的的繼續。熙寧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喪期滿返京時,王安石變法已經開始,以蘇軾為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以蘇轍為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王安石以呂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蘇轍徵求意見。蘇轍說:“以錢貨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還)錢,雖富家不免違限。如此,則鞭棰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也。”王安石變法期間還加強鹽禁,嚴禁私人煮鹽販鹽。王安石也曾同蘇轍討論這個問題。蘇轍說:“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王安石有辦法,他說,一村百傢俱販私鹽,敗者止一二,故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蘇轍回答道:“如此,誠不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為他變矣!”(蘇轍《龍川略志》卷三)熙寧二年八月,他寫了《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對新法作了全面批評,同時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條例司檢詳文字的職務。為人“謹重”的蘇轍,上書反對新法比蘇軾早四個月,而要求離京外任比蘇軾將近早兩年。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準備變科舉,興學校。神宗對此有些懷疑,徵詢意見,蘇軾上《議學校貢舉狀》。神宗對蘇軾的意見很重視,他說:“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神宗立即召見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並說: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蘇軾也不客氣,批評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當即表示:“卿三言,朕當熟思之。”並鼓勵蘇軾說:“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宋史·蘇軾傳》)故蘇軾又有《上神宗皇帝書》,對王安石變法作了全面批評。變法派於是下決心把他趕出朝廷。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奏蘇軾扶父喪返川時,曾在舟中販運私鹽,並追捕當時船工進行拷問,想獲得“罪”證。蘇軾“實無其事”,不屑同這些人爭辯,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禍。於是被命通判杭州。蘇軾一生多次被誣陷,這是其中的第一次。

    對元祐之政的態度,也表明蘇轍在政治上往往比蘇軾更激烈。蘇轍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擔任右司諫期間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蘇軾同期所上奏章為二十篇),幾乎涉及當時所有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主張嚴懲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對執行新法的小臣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八次上書要求責降右仆射韓縝,三次乞誅竄呂惠卿,並一論章惇,再論安燾,五論蔡京。大家都知道,蘇軾草擬的《呂惠卿責授節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詞,卻不一定知道這篇制詞主要是根據蘇轍的《乞誅竄呂惠卿狀》起草的。此狀歷數呂之過惡說:“呂惠卿賦性兇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實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為人更加陰狠險毒:“(王)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以致“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擇,不遺餘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蘇轍主張對這樣的人應“略正典刑,縱未以污鈇锧,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

    蘇軾兄弟在元祐年間的主張也不盡相同。例如蘇軾只是私下勸告章惇說,司馬光“時望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誌銘》)。蘇轍卻上章要求罷免章惇樞密使之職。在役法問題上,蘇軾認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樂”。蘇轍卻認為,“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司馬光恢復詩賦取士,蘇軾作《復改科賦》稱美此事,但蘇轍比哥哥冷靜得多,他雖然不反對司馬光恢復詩賦取士,但主張推遲一屆施行,並因此得罪了司馬光,“君實(司馬光)始不悅矣”(《潁濱遺老傳》)。

 

責任編輯: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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