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一生走過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辛酸坎坷路。我還記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們談的一段話：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長百年，我已走過十之七八，回首前塵，歷歷在目，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鬥。 我出生在父親是名人的家庭裏，從而決定了我一生與大多數中國人不同的命運。父親因設計、領導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而聞名於世。多年來，有關他和此橋的歷史淵源——造橋、炸橋、修橋，已有大量文字記錄，我無須再畫蛇添足。 我曾在報刊上見過不少歌頌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還“烘雲托月”地把他們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難免噴飯！我父親顯然不是此類英雄豪傑。據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許多難題，無論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還有許許多多有關他的“私”字的，在他離開這世界以前，都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沒有能如願。這當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無法擺脫困擾“人”的種種局限、牽纏和七情六欲。 父親的五個“早” 父親有五個早，分別是大學畢業早(18歲)、留學早(21歲)、得博士學位早(24歲)、當大學教授早(25歲)、當大學校長早(29歲)。父親從唐山路礦學堂(大學)畢業時不僅年歲早，而且成績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大學裏一位送信的郵遞員，總是在學期終了來我家送信時和母親隨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個小個子姓茅的，別看他的個子小，將來一定能乾大事。”那時，他還不知道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話後來果真應驗了。之後，父親考取了清華留美研究生，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還創造了“茅氏定律”。那時，他年僅24歲。 我想接著那位郵遞員的話談談父親的學習方法：他多次告訴我們，在學校上課，最重要的，除了自身無法改變的條件——天資外，就是要徹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課的內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時間分配好，根據學科的難易合理安排時間表，嚴格執行，雷打不動。即使某一科在規定的時間內未能完成，也不延長，留諸日後補上，隨即進入下一課，使各科均不落後，齊步向前。他的這種學習方法幫助他在求學的道路上一帆風順。 我曾經照辦過，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學者都提出過不同的學習方法，各有韆鞦，不可一概而論。但無論用什麼方法，貴在鍥而不捨、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認運動好，但有多少人是經常運動的？所以，父親常說：“知而不行，無濟於事，只有堅持才是成功之母。” 把名人“之後”變為“之中” 父親因領導建造錢塘江大橋而聞名於世。我家那時都認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去美國留過學。因此，年輕時，我也把去美國留學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學習從不橫加干涉，他常對我們說，“只要學出個名堂來，學什麼都可以。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語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種叫‘白茅’的植物所編織的旌旗，它應該走在最前面。你們有幸姓‘茅’，不要辜負祖上傳給你們的這個激勵人上進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從他的子女所學的專業中得到答案：我們兄弟姐妹6人中有學物理、文學、音樂、制藥、地理、心理的，但沒有一人是學橋梁的。可是，有時過分的民主也會讓孩子們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選擇了音樂，更是有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他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堅持下盡力促成。 父親的數學很好，他年輕時能把圓周率背到小數點以後的第100位。但很遺憾，他這份基因沒有遺傳給我。我對數學不感興趣，有時還考不及格。後來，父親不知從哪聽來的，說是音樂可以陶冶、改變人的性格。於是他多方打聽，想找個音樂老師來教我音樂。那時，我大約是10歲。正好，鄰居中有一位叫丁繼高的會拉小提琴，父親就為我買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請他來教。那時，我把它當做我應該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標和最大的快樂。我暗自下了決心：將來也要做個小提琴家。 父親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橋，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教育，讓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親是個名人，因為在報上常常見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時我常看見和他來往的客人如竺可楨、侯德榜，以及科學界的許多朋友。只見他們汽車出入(那時坐汽車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們的生活比普通人優越得多。我呢，不費吹灰之力就成了個名人“之後”。這個“之後”使我近水樓臺先得月，窺見這月宮內的、蕓蕓眾生以外的、顯赫名人的另一種生活，羨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這名人“之後”變為“之中”。 書到今生讀已遲 父親常教導我：“人，一定要和某種事物聯繫在一起。現在人們一提到‘橋’就會想到我，希望以後人們一談到‘小提琴’就會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1943年，我見到我校一位同學去了美國。她父親是當時國民黨的財政部次長。受其影響，我這留美夙願不由得萌動，遂向父親提出：“我也想去美國。”父親造了錢塘江大橋後，在舊社會出了名，一個人有了“名”，就會有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我就是在他的這些社會關係的幫助下圓了這場美國夢。 我赴美前夕，父親親自為我買了《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宋詞選》等書籍，還有毛筆、硯臺、墨、宣紙這些“文房四寶”。他在機場給我的臨別贈言，我至今仍記憶猶新。“你到美國去，千萬不要把中文丟掉。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將來中文必有大用處。除了你的專業外，當然要在美國花大力氣、大工夫把英文學好。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不花大工夫、大力氣，是學不好的。千萬不要學成個假洋鬼子，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語句子，只會在中文裏夾幾個英文單詞，而且別人還聽不懂！一國的語言當然可以譯成別國文字，但只能譯故事情節，不能譯‘詩’。各國語言都有它們自身的美，這個‘美’是翻譯不出來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譯唐詩、宋詞；也不相信中文能譯出莎翁和勃朗寧的詩的‘詩’意。唐詩之‘美’只能用中文來表現。所以，中文要學好，僅僅看白話文還不夠，還要學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覺有一大部分來自古文，沒有一定的古文修養，中文也難學好、寫好。”但來美後，我忙於學校的功課、練琴、學英文，連一頁中文也沒有看過，一個毛筆字也沒有寫過，辜負了父親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不少人都知道，30多年前，翻譯家傅雷先生寫給他兒子的信札《傅雷家書》傳播甚廣。聽到傅先生這本“家書”，我就聯想到，父親其實也有值得一談的“家書”。1944年赴美留學期間，父親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準，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錯誤改正後寄回，作為我的一種英文作文練習。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語法上、拼法上、習慣用法上的種種錯誤，我後來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適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準，對我的學習方法、為人處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們當做至寶珍藏著，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紅小兵抄走。 當時年幼無知，我完全不知道學音樂、學藝術、學文學，還需要具備與生俱來的種種條件，否則為什麼古人說過那樣一句至理名言——“書到今生讀已遲”這條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會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沒有一位成功的音樂家是不具備這些條件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收穫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夢！使我懂得：美國並不能把庸才變成天才！於是，我就從雲霧中的“音樂家”之夢墜落，在地面上安於做一個與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萬八千里，標有“教授”、“主任”、“演奏員”等頭銜的音樂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 父親于1933年至1937年間在杭州領導建造錢塘江大橋時，我們兄弟姐妹也在那裏度過了童年。當時，他工作繁忙，我們雖有時同居一處，也常一兩日不見。只要他偶爾回來早些，我們就拉他到客廳裏去天南地北地話家常。談話內容總離不開我們各自的“鴻鵠之志”：有的要當科學家，有的要當文學家，有的要當音樂家，有的要當心理學家，有的要當醫生……父親聽後總是說：“無論你們要成什麼名，當什麼家，都要有真才實學，千萬不可做個貌似巨人而實為欺世盜名的江湖騙子！此類怪物我確實見過不少，他們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曇花一現而已。” 他的話有新意、有深意，我們都銘刻在心，作為我們行動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們一家人撤離到大後方。此後，這錢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記憶。2007年，在闊別了杭州70年之後，我專程前往，重溫舊日兒時夢。我最想見到的當然是我生活過的舊居和父親辦過公的一幢大樓。幸而我還記得那時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開化路8號，我訪問了幾位老人才找到。 從大門外見到它坍塌的圍墻時，我感到恍如隔世。一進門，見到的是一切皆破舊。整個房屋經過“文革”浩劫、違章搭建、年久失修，千瘡百孔。花園早已不復存在。草地上擠滿了簡易房屋，住了多戶人家，大人、孩子，人聲嘈雜，走廊上還挂著尿布，下面放著小馬桶。這一景象令我驚愕不已。 我記得父親當年使用過的辦公大樓坐落在杭州閘口的一處小山岡上，父親帶我去過多次。他常在此用望遠鏡遠眺大橋工程的進展，沒想到這棟大樓已蕩然無存。我站在小山岡上遠眺，父親的銅像和晨曦中的大橋盡收眼底。橋下江水滔滔，風帆點點，薄霧濛濛，如夢似幻。 70年來，我去過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見到過紐約的摩天大樓、斯德哥爾摩內海上燈光閃爍的夜景、孟買的一望無際的海灘……但常使我縈懷在心的還是錢塘江水流過的這塊平常的、我獨一無二的故鄉。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彥的一詩句：“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錢塘江水從大橋下奔流東去，也帶著父親一生的辛勞和成功的喜悅，從他子女們的心坎上流過。 父親，您安息吧！ （《環球人物》2011年第33期 茅于潤 口述 鐵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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