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由左至右）在小院門口合影。 
蔡元培著作
【述往】
20世紀前期，中國知識界有位德高望重、領袖群倫的人物，被讚譽為“胸襟豁達而又虛心的讀書人”，他的外表看上去沉靜如水，卻著實引領了一代風氣，影響及于思想、學術乃至政治領域。林語堂評論說：“論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一生“亦學亦政”，仕途可謂順遂，但多為清譽甚高的學官，少有官僚氣派，人們更喜歡將他定位為“學界中人”。
蔡元培身上書生氣頗重，他自謂“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他追逐理想，但不得不面對現實。他熱誠倡導美育，時人少有呼應；他力推“教育獨立”，卻一再碰壁，貌似功敗垂成；他在最高學府踐行“相容並包”，效果彰顯，後世對之竟也爭議不斷；他治理北大，著力點本在學術，收益卻在社會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龍種，收穫跳蚤”之議……理想與現實屢屢錯位，蔡元培艱難地遊走其間，卻韌性十足，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內心追求，為後代留下亦實亦虛、似真似幻的精神遺存。
一
清季同光年間，浙東一帶盛行宋明理學，蔡元培在20歲之前“最崇拜宋儒”。其家鄉紹興，受鄉賢劉宗周（號蕺山）影響，“氣節和理學的風氣，深入知識分子中間，在學術方面，述宋儒的緒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
蔡元培早年信守古訓，注重修身養性，自考中秀才以後，始放膽自由讀書。他自謂，最得益的是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章學誠《文史通義》和俞正燮《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這幾部書，奠定了其文字、歷史和思想觀念的基礎。在中舉人之前的四年裏，他到古越藏書樓的前身徐氏鑄學齋讀書、校書，得以博覽，“學乃大進”。
蔡元培自述，此時治經偏于故訓及大義，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治經偏于大義，頗受乾嘉年間常州學派今文經學家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風諸家的影響，曾經“油油然寢饋于其間”。而莊、劉、宋諸位專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義比附現實，初啟後來經世致用之端緒，晚清的龔自珍、魏源等人即師承此一學脈。
青年蔡元培曾經發願編撰《公羊春秋大義》一書，對今文經學興趣濃厚，這一治學取向，與他日後投身社會變革似不無內在關聯。
蔡氏長輩中應考科舉的僅有一叔父，蔡元培是踏足科第走得最遠的家族成員，其前期科考並非一帆風順，但自23歲參加因光緒帝親政而舉行的恩科鄉試中舉，不到半年時間內，復行恩科會試，又考取貢士，兩年後補行復試和殿試，中進士，點翰林，28歲時已升補翰林院編修。一時間，令江浙學子艷羨不已，舉人吳稚暉、秀才羅振玉均在他們的憶述中有所表露，而會試主考翁同龢在日記中評價蔡元培為年少通經的“雋材”，在京做御史的同鄉大學者李慈銘邀蔡兼任其子弟的課業教師，平日即住李家，多年後蔡元培主持《越縵堂日記》輯印事宜，淵源即始於此。
甲午慘敗，震驚士林，傳統士大夫紛紛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蔡元培在翰林院開始“惡補”聲光化電等西學新知，其自況“都無做官意，唯有讀書聲”。
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對清廷大感失望，毅然請長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進而從事秘密反清活動。不過，他遊學歐洲的夙願始終不曾捨棄，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表白道：“弟數年來，視百事皆無當意，所耿耿者，唯此遊學一事耳。”為此，他甚至不惜“折節”返京銷假，尋求翰林院外派機會。
1907年，年屆“不惑”的蔡元培終於踏上歐洲大陸，先在柏林學習德語，後進入萊比錫大學研修，在校六個學期，選聽近四十門課程，從氾濫百家到後來“勉自收縮”學習範圍，由哲學到倫理學，到美學，再集中于美術史，最終形成其美育觀念。同期留學德國的顧孟余後來回憶：“蔡先生留學歐洲之年，適值專家學風已超過頂巔，綜合觀察又復抬頭之時，先生所從學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輩，此亦為影響其治學態度之成分。”
飽讀經書的東方學者，在西洋“雲遊問學”，雖博大而欠精深，但開闊了視野胸襟，則無可置疑。
這期間，蔡元培撰著的《中國倫理學史》、譯述的《倫理學原理》（泡爾生著）等，作為學校教材，均具有一定的影響。顯然，中西合璧的知識結構，使蔡元培確信東西文化融合乃大勢所趨，不可違逆，這未始不是他後來催生新文化諸多努力的根由。
二
1911年冬，蔡元培回國，隨後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先在南京，後到北京，總共任職半年時間。他提出的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教育方針，新穎而具個性，其中“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兩項，透露出他特有的哲學背景。他手訂《大學令》，任命嚴復為北京大學校長，又親自參加北大相關活動，以及選擇范源濂為教育次長，且合作愉快，這些似乎都為他五年之後“強勢”出掌最高學府埋下了伏筆。
1917年至1923年年初的六年間，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段經歷，可謂他一生事業的頂端，也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轉型的典範時期。在他的引領和努力下，對於思想和學問的追求，開始抑制住往昔所謂“官僚養成所”的積習，學術探索和爭鳴為這所最高學府注入了活力，煥發出生機。研討高深學問，偏重於學理，推崇著述成果；鼓勵個性生長，崇尚自主學習，引入選科和學分制；打破文理科界限，嘗試通識教學設想，注重全才之培養；倡行教授治校，權責下移，力主教育家辦教育。
這一系列舉措漸次展開，蔡元培變革北大的成效始露端倪。其中，最大的變化，莫過於風氣的轉移，新文化新思潮即發軔於此。
蔡元培上任後，大力延攬“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等相繼來校任教，同時，像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等有才學而觀念保守的學者亦得任用和留聘。蔡元培選聘教師的標準，看重其學術造詣，其他尚屬次要因素，因為他深感“人才至為難得”。文科之外，理科則新聘留學歸來的李四光、丁燮林、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何傑、翁文灝、朱家驊等。法科相繼招聘了馬寅初、陶孟和、陳啟修、周鯁生、王世傑等。加之留聘的知名學者諸如陳黻宸、陳漢章、康寶忠、沈尹默、馬敘倫、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等，如此極一時之選的教師群體，構成蔡元培辦學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他選擇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主要看重其主編《新青年》雜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力，他破格選聘並無大學學歷的梁漱溟，因為欣賞其所作《究元決疑論》一文顯露出的印度哲學功底，而他請吳梅來校授課，則緣于賞識其在詞曲方面的學力和才華。研治經學、造詣頗深的崔適，著有《春秋復始》等書，對《公羊春秋》詳解有加，闡釋甚明，蔡元培特意邀請他來校開設課程，講述研究心得。素以研究甲骨文著稱的羅振玉、王國維，因政見相異，與北大疏離，蔡元培連續數年誠邀，二人終於應允擔任通信導師。
伴隨不同學術背景，不同學術主張的各路學人們的到來，北大講堂和校園呈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各類刊物和學術社團相繼涌現。
《新青年》雜誌幾乎成為北大新派教師的同人刊物，而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楊振聲、俞平伯、汪敬熙、康白情等青年學生創編和參與的《新潮》月刊，則大有“青勝於藍”之勢。信守傳統文化價值的一些教師編印《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也頗吸引了一批熱心的師生參與其間。
在新舊兩派之間持調和折中觀點的也大有人在，段錫朋、許德珩、易家鉞、黃日葵等北大學生組成《國民》雜誌社，仍採用文言文，但持論呈中性色彩。同時，包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內的數十個學生社團相繼展開各自活動，探索研究之風盛行。
蔡元培認為，大學乃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地，應當包容各類學問、各種觀點，“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他將自己的辦學主旨總結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並借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訓，說明眾家學說爭鳴于大學之中，似相反而實相成。
蔡元培確信，在北大辦學，是按“世界各大學之通例”行事，舍此，難有教育學術的進益。他“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家”的做法，希望讀書人革除“專己守殘之陋見”，因為“思想學術，則世界所公，本無國別”，而學術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並非永遠不相容。
三
“五四”運動以後，北大的辦學環境發生某些變化，學生“遇事生風”，教師罷教索薪，校政管理難度加大，學界期望“恢復五四以前的教育現狀”，已難以做到。北大歐美派教授群體參與政治的熱情不斷升溫，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如此，初來北大時揭明“不涉政事”的蔡元培亦如此。梁啟超的舊“研究係”甚至期待與北大“清流”合組新黨，雖為蔡元培所拒，但後來“好人政府”的出現，確係北大諸君的催生。蔡元培的最終辭離北大，冠以“不合作”，其實主要也是政治原因。
從初期一意辦學，到後來分心涉政，看似缺乏定力，實則凸顯了知識界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搖擺與無奈。孫中山從“五四”學生運動中得到啟悟，醞釀國民革命，而共產黨人視該事件為新時代的開啟。“五四”的政治成果反過來加倍放大了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功效，恐怕連他本人也是始料未及。不過，北大校慶之際，胡適、李大釗等頻發冷靜之言，強調提升學術地位和影響，方為根本。
蔡元培在北大最後一年，發表《教育獨立議》，主張由教育家辦教育，排除軍閥政治對大學的干擾，而其中最實質性訴求，是首先保證“教育經費獨立”。學校經費拮據，捉襟見肘，1922年冬北大發生“講義費風潮”，反映了當年辦學的窘境和苦楚。北大的這段經歷，強化了蔡元培長久以來縈繞胸中的夙願，即“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他選取的實現“教育獨立”最佳方案，便是倣行法國的大學區制。
1927年，蔡元培以“黨國元老”身份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他提出變更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國實行大學區制議案，獲得通過。這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實現自己理想的一個絕佳契機。有觀察家認為“蔡先生之進于廟堂，是為了實現他的主張”。此後一年，在浙江、江蘇和北平先後試行大學區制，取代省教育廳，由學者組成專門委員會“議決學術教育上一切重要問題”，達致“以學術化代替官僚化”的設想。同時，擬議設立教育銀行，劃撥各項附稅，成立基金，專用於教育支出。
可是，移植過來的大學區制，在中國竟成“逾淮之橘”，大學區內風潮疊起，行政效率極低，重學術而輕教育，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失衡，而“以學術機關與政治機關相混，遂使清高學府，反一變而為競爭逐鹿之場。”
這一結果，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力推此次變革的諸元老之間亦發生嚴重分歧，他不得不辭職。至1929年夏，大學區制草草收束，大學院亦恢復為教育部，教育家的理想試驗在現實面前黯然退場。有評論認為，這是蔡元培“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失敗。”此後，他轉而從事國立中央研究院的事業，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效力終身……
後人深切感念蔡元培先生開創新教育新文化一代風氣的可貴功績，高度讚譽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尚人格。中外研究者對這位“文化巨子”則給予更多“同情之理解”，認為蔡先生乃理想主義者，他的抱負，大到濟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學術志向，似乎挫折多於實現。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做成了什麼，而在於他究竟試圖做什麼？應當說，蔡元培一生為理想所驅動，奮力引領民族和國家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縱使荊棘滿地仍一路前行，堪稱為理想而搏擊的讀書人的典範。
北大學人眼中的“相容並包”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相容並包”，成為中國知識界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當年的北大學生馮友蘭晚年評價說：“所謂相容並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相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的。”
然而當年的青年教授胡適並不認同，他認為“蔡先生欲兼收並蓄，宗旨錯了”，應獨力扶助新學。陳獨秀不同意這一看法，致函胡適謂：“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
梁漱溟在20世紀40年代初寫過一篇文章，議及“相容並包”，視角獨特：“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相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相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相容並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儘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正因如此，“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張曉唯，1957年生，天津人，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教育文化史、中外大學歷史與文化、近世以來文化人物及思想、當代高等教育熱點問題等。主要著作：《蔡元培評傳》《蔡元培與胡適——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今雨舊雨兩相知——民國文化人史事鉤沉》《舊時的大學與學人》《蔡元培傳》《民國學人的盛年與黃昏》)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虞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