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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宋易代與陶淵明
華夏經緯網   2018-01-15 1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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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詩人陶淵明(365∼427)享年六十三歲,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東晉,最後幾年進入劉宋。

  晉、宋易代發生在他五十六歲那年(東晉恭帝元熙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改朝換代歷來是古代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但這一次的易代卻相對平靜,沒有產生多大的震蕩。讓出寶座的東晉恭帝司馬德文非常配合,欣然下臺,《晉書·恭帝紀》載: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於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甲子,遂遜於瑯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

  改朝換代就此實現。新王朝開局平穩,形勢大好。其原因正如晉恭帝司馬德文所說,東晉王朝失去人心已久,其合法性早已喪失殆盡。而宋武帝劉裕自打垮桓玄以來,多年苦心經營,建立了赫赫戰功,收回了不少失地,人氣指數甚高,簡直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在東晉、劉宋之正式轉換的16年前,東晉已經演習似的滅亡過一次,那是軍閥桓玄把晉安帝司馬德宗廢掉,自己上臺當皇帝,國號楚(東晉元興三年,404)。但他立即遭到劉裕等另外一些軍事實力派的反對,很快失敗被殺,司馬德宗復辟,從外地回到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從此扮演傀儡皇帝,而實際主持國政的乃是劉裕。此後劉裕又繼續奮鬥了十多年,把改朝換代的條件準備得很充分,終於水到渠成地建立了新的宋王朝。所以本來就是由劉裕扶上臺繼續扮演傀儡皇帝的的司馬德文才簡明扼要地說,他雖下臺,並無遺憾。

  陶淵明曾一度擔任桓玄的部屬,他的外公孟嘉又同桓玄的父親桓溫(他早已策劃過改朝換代,沒有來得及實現就病死了)關係密切,所以當桓玄最得意的時候,他也曾經寄予若干希望,但當時他正因母喪退出官場回家守孝——而到他守制期滿之時,桓玄已經失敗身死了。

  人們已歷滄桑,晉、宋之間的改朝換代也不算什麼驚天動地的罕見大事。

  在晉宋易代之次年(永初二年,421),五十七歲的陶淵明在新年期間組織了一次社區短途旅遊,與“二三鄰曲”一起出遊,還興高采烈地寫了一首《遊斜川》的詩。由此頗可見陶淵明和他的鄰居(也是一些隱居於潯陽郊區的知識分子)毫未因政局的大變動而產生什麼疑慮、激動,更沒有任何憤怒。生活平靜地進行,陶淵明等遊客的興致甚至比過去更高。

  永初二年(421)秋,老謀深算的劉裕忽然幹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派人幹掉了以“零陵王”頭銜退居瑯邪第的前晉恭帝司馬德文。稍後劉宋朝廷為司馬德文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宋武帝劉裕原是很有政治頭腦的人,何以出此臭棋,不容易理解,估計是他感到自己年紀大了,此後的子孫要維持局面不大容易,而眼前這位前晉恭帝司馬德文總是一個麻煩,很容易成為日後圖謀復辟晉王朝者的一面旗幟。劉裕要在自己手上徹底解決司馬德文以杜絕後患,雖遭罵名也在所不惜。但是應當說,這是他的一個誤判。東晉氣數早盡,司馬德文毫無號召力,這種人可以養起來作為一種裝飾品,而完全不必殺掉。劉裕安排的這次謀殺讓他在政治上大為失分。許多人可以同意或擁護他改朝換代,但不能完全接受他那殘酷而無謂的殺戮。

  這一點也自然會多少影響到陶淵明對新王朝的觀感。在司馬德文遇害後,他在《述酒》一詩則對劉裕的殘暴殺戮表示了一點淡淡的“憤”。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修渚,南嶽無余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靈甫雲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這首《述酒》起先也並沒有引起什麼注意,到趙宋情況才發生變化,詩人兼學者韓駒有了新的發現,指出:“見其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稍後湯漢發揮其義,為全詩詳細作注,下結論說:“決為零陵(司馬德文)哀詩也”(《陶靖節先生詩》卷三)。從此關於陶淵明反對劉宋、忠於晉王朝,大有“恥事二姓”之“忠義”,就成了陶淵明研究中的一大熱門話題。

  “山陽公”是先前東漢末代皇帝劉協下臺以後的頭銜,他向曹丕讓出了皇位,完成了漢魏之間的禪代——韓駒認為陶淵明提到其人,乃是指向眼前的東晉末代皇帝(晉恭帝司馬德文)向劉裕讓出皇位(後稱“零陵王”),實現了晉、宋的易代。沿著韓駒的思路繼續研究《述酒》一詩的學者頗有其人,後來越說越遠,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的趨勢:首先是將“忠憤”由“山陽”二句擴大到《述酒》全篇,再從此詩擴大到其他作品以至陶淵明全人。

  可是事實上《述酒》一詩中除了“山陽歸下國”這麼一句之外,其他各句包括前前後後提到的人物皆與易代無甚相干。從東晉、劉宋之際起直到趙宋,中間好幾百年,陶詩的讀者都沒有從中讀出陶淵明的“忠憤”來。陶淵明對當年政治事件的的態度如此安閒平淡、不招人注意,實為文學生活中的重要事實。

  魯迅先生說,陶淵明生活在東晉劉宋時代,“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是他的本色。《述酒》一詩雖然涉及易代,也不過順便提到,態度毫不激烈。其中可能存在的一點微言大義在很長的歷史時段堣@直沒有引起讀者注意,學者和批評家們皆未置一辭,尤可見這種微言大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根據前人的研究,現在人們可以體會到陶淵明當時的一點感慨。晉、宋易代已經勝利實現了,而新皇帝劉裕卻拙劣地謀殺了前皇帝司馬德文,事後卻又安排隆重的國葬以掩蓋其中的血腥。這種完全不按理出牌的情形想必使陶淵明很不舒服。毫無必要的窮兇極惡,欲蓋彌彰的寬厚仁慈,都太過分了。改朝換代本來也沒有什麼,但為什麼不能放過一個完全不足為害的前任傀儡呢。司馬德文同他的前輩劉協一比,太可憐可悲了。於是陶淵明在談起酒之種種的時候順便發了一點感慨,說是“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意思說,像晉恭帝司馬德文這樣雖明智引退而仍然被弄死,才能更為有名,更能得到同情。劉裕先前北伐中原,收復了許多失地,陶淵明是很贊成的,在詩堣岩H充分肯定,還說自己準備中原去看看聖賢遺跡(詳見《贈羊長史》一詩);眼前的事實讓他大跌眼鏡,大失所望。他同情司馬德文的這一層意思不便直言,於是借評說山陽公劉協以曲折言之。

  《述酒》一詩前面六句寫秋日的景色,天高氣爽,水落石出;最後六句說自己退居於野,關心的是養生和長壽;中間十八句則浮想聯翩,都與酒有關,呈放射性的結構,而措辭隱晦,其中“山陽歸下國”這兩句的深層含義一直要等到韓駒等人出來才忽有所悟。這樣的新發現本來很可珍惜,但可惜被大大地誇張放大起來,弄到很不合理的地步。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古代的陶淵明研究者中有著太多的智者,過度的詮釋讓他們的研究迅速走向謬誤,甚至往而不返。現在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了。事實上《述酒》一詩中只有“山陽”二句可以令人聯想到晉宋易代,其他各句同當下的政治事件無然無關。《述酒》以賦為詩,多用隱語,作為一種試驗,寫得並不成功,在他的創作中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

  陶淵明對於改朝換代,態度其實是比較開通的,他看到過許多“亂”,也看到過一次貨真價實的“篡”——桓玄逼晉安帝司馬德宗把皇位度讓給自己,實行晉、楚易代。當時陶淵明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陶淵明曾經是桓玄的部下,是擁護這位領導的。搞禪讓只要按常規出牌、不亂殺人,就是好事。

  在晉末的天下大亂中,陶淵明有過一番折騰敷衍,但他歸隱的決心是下定了。天下多故,陶淵明眼中一片灰暗,只有淡出官場才是唯一明智的選擇。義熙元年(405)八月,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八十多天以後就徹底歸隱了,從此不再復出。出任彭澤令本身就是為歸隱作準備。《歸去來兮辭》的小序寫道:“余家貧……親故多勸余為長史,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倦然有懷歸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陶淵明追求心靈的自由,希望過無拘無束的自然的生活;眼前反復無常、變幻不定而且前景黯淡的政局使“質性自然”的陶淵明深感厭倦和失望,他別無選擇,只能歸隱。

  對於陶淵明的研究在趙宋以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少學者以“忠憤”論陶,把他形容成東晉王朝的忠臣和遺老,從封建主義的忠君觀念出發改塑陶淵明,結果不免曲解了他的若干作品。事實上陶淵明對政治無甚興趣,陶詩中略略有一點“憤”意的作品大抵寫于易代之初,除了用詩文淡淡地寄意以外,他別無任何慷慨激昂的行動,與先前的孔融、嵇康等人比較起來,態度確實是平和得多了。《述酒》詩中有一點政治感嘆,而非全談政治,而且措辭含蓄隱晦,其影響遠遠不能與他那些田園詩、哲理詩相提並論,一般讀者也並不去追究其深層底蘊、微言大義。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態度更為平和,與劉宋的官員頗有來往,接受過始安太守顏延之二萬錢的饋贈,他還對顏太守說:“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轉引自《陶徵士誄》)。他與劉宋的江州刺史王弘有所交往。陶淵明晚年已經沒有任何的“憤”,心態更加平和,一切都“憑化遷”了。這才是他的主流和歸宿。“哲人卷舒”一語十分有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抵有這樣一種本領,他們固然並不超越于政治之外,而亦能與時推移,中古時代的士人尤其善於卷舒自如,否則就簡直無從安身立命。(顧農)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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