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編成影視劇及舞臺作品，比如 《推拿》 先後有了電視劇和電影版，《青衣》 更是被改編成電視劇、舞劇、京劇、贛劇等。不過，在畢飛宇看來，這些都跟所謂的IP沒什麼關係，只是文學藝術最傳統的衍生方式。左圖為畢飛宇，上圖為電影 《推拿》劇照。 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最近特別受關注，原因是輯錄了他在南京大學等高校課堂上與學生談小說的講稿 《小說課》 出版了。出現在各種為新書而設的公眾場合，畢飛宇總是能保持著一個型男的時尚感覺，而他的說話又體現出一個優秀作家的善思，眼神閃爍反應急智，和他在書中分析解讀古今中外名著經典時獨特的眼光保持高度一致。在新書中，寫小說逾30年的他，有意識地規避了學院派的方法，而是從一個實踐者的經驗出發，試圖去厘清一流作品之所以成為一流的原因，及偉大作家之所以被稱為大師的門道。 畢飛宇說，“作為一個生活經歷比較蒼白的人，我是通過看小說學會寫小說的。”而在 《小說課》 後記中，他寫道，這些講稿，重點是文本分析，對像是“渴望寫作的年輕人”。因此，他真誠地認為，自己通過閱讀得到的心得和領悟，會對年輕人的寫作有所裨益。但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畢飛宇也坦言，自己並沒有搶佔真理的願望。 他說出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朋友看了他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寫就的專欄文章後特地給他打來電話，問:“你把別人的小說分析得那麼仔細，雖然聽上去蠻有道理，但是，你怎麼知道作者是怎麼想的? 你確定作者這樣寫就一定是這樣想的麼?” “是的，我不確定。”畢飛宇說，“作者是怎麼想的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關心作者，我只是閱讀文本而已。”至於他的經驗是不是真的有用，畢飛宇則認為，是不是有用有時也不是當下可以判斷的。他甚至謙虛地認為，自己的書很可能從根本上是無用的。但是，有些東西會潛伏在你的身體裏，不知隔了多久，也許你會發現它已成為你的一部分。誰知道呢? ——採訪後記 嘉賓:畢飛宇 作家，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採訪:記者 陳熙涵 我們要承認，有些經典作家的高度我們此生是達不到的。美學形態是時代賦予的，時代過去了，那個時代的美學形態就再也不會有了。 記者:剛剛聽說你參加了 《朗讀者》 這個欄目，最近，類似于 《朗讀者》 《中國詩詞大會》 《見字如面》 等有比較濃郁文化氣息的軟綜藝欄目很火，你對此怎麼看? 你覺得文化類綜藝節目受關注能推動和促進閱讀嗎? 畢飛宇: 《朗讀者》 現在很受關注，贏得了幾乎是奇跡一般的口碑，我希望它能推動全民閱讀，這是太大的事情了。有一句話我幾乎一直挂在嘴邊:一個人的品質是讀出來的，一個民族的品質也是讀出來的。如果通過一個欄目能帶動中國萬分之一的閱讀率———萬分之一，看起來渺小，可累積起來那是一個什麼概念? 《中國詩詞大會》 我看了，它煥發了一種力量，詩歌的魅力重又被召喚起來了，這股力量甚至輻射到我的身上。前陣子，我去清華大學演講，我的能力其實並不適合講詩詞，但主辦方堅持讓我講，他們說，你是作家，怎麼能不做貢獻呢? 雖然我的演講很一般，可現場的氛圍非常好，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年輕人對詩歌的熱愛。 記者:你在南大上課時，有沒有學生提出，畢老師你選的那些經典，離我們太遠了，或我們不看那些了?在那個過程中，你對經典的文學標準有沒有產生過懷疑? 你認為作家應該對大眾審美保持警惕還是一致? 畢飛宇:我相信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正是因為經過了時間的篩選。你問我有沒有懷疑過經典的標準，問得好，我認認真真地回答你:我沒有。經過我仔細的、幾乎是苛刻的備課閱讀，我想說，經典就是經典。我所講的那些作家都不是我的親戚，我犯不著替他們站臺，作為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作家，我們要誠實，我們要承認，有些經典作家的高度我們此生是達不到的，承認這個不丟人。美學形態是時代賦予的，時代過去了，那個時代的美學形態就再也不會有了。馬克思說，古希臘藝術是人類“高不可及的範本”，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原因很簡單，人類不可能再一次回到那種單純與透明的狀態裏去了。 在審美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作家必須對大眾審美要保持距離和警惕。作家們都經歷過特殊的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在審美能力上一定高於大眾，這個不能謙虛。在這個問題上謙虛是很無聊的，其實在回避責任。你可以寫得不好，但你寫了一部每一個讀者都覺得自己也可以寫出來的作品，那是不可以的。 我有一個擔心，怕大家誤解，以為寫小說像做木工，先鋸，後刨，再鑿，最後油漆，一道一道是有流程的。寫小說可不是這樣。 記者:你的 《小說課》 試圖為學生、年輕寫作者講述哪些關於寫小說的常識? 從去年年初開始，教怎樣寫小說的出版物，一下子多了起來，有一些是引進國外的，有一些是中國作家寫的，你覺得 《小說課》是怎樣一個定位? 靠什麼取勝? 畢飛宇:比方說，語言，比方說，結構，還有風格和腔調，當然也有直覺、想像、抒情、描寫、敘事和對話。對小說而言，這些就是小說的ABC，屬於技術層面。但我沒有把這些概念單獨地拎出來講，反而把它們放到具體的小說文本裏去了。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有一個擔心，怕大家誤解，以為寫小說像做木工，先鋸，後刨，再鑿，最後油漆，一道一道走流程。寫小說不是這樣，它是綜合著各種要素一起推進的。實際上，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絕不可能分析得這樣清晰，他往往是混沌的，許多概念也有著相互交叉的部分。 《小說課》 從頭到尾就是一本關於閱讀小說的書，我努力把話說清楚，努力把我從經典作品中所能領悟到的東西講明白。它的說話風格都是我的，可我要說，就閱讀小說而言，我沒有搶佔真理的願望，更沒有豪奪終極答案的衝動。文學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自由，我們作為讀者都是大地上的樹、大地上的花朵，一樹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實際上，《小說課》 不是獨體書，它隸屬於“大家讀大家”叢書，由丁帆教授和王堯教授主編，聚集了一批老作家的書，目的就是讓我們這些專業人士來推動社會性閱讀。 記者:你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寫作的實踐者，寫文學評論時跟文學評論家相比，有什麼長處，什麼短處? 你認為讀你的書對寫作有用嗎? 畢飛宇:我寫的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文學評論，我的講稿不屬於評論範疇，也不是學術作品。我第一次講魯迅的時候，請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給我的講稿過目，王教授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會看見你看不見的東西，但你也看到了我們最容易忽視的東西。”我很喜歡這句話，幾乎要把後半句當成對我的褒獎。它說明的是人都有後腦勺。 要說讀我的書有沒有用，我覺得這樣說也許好點:我在年輕時發癔症，突然愛上了哲學，就到處找書看，能力又達不到，弄得自己差點崩潰，似乎什麼也沒學到。可是，過了40歲，我感覺那個時候的閱讀開始起作用了，最起碼我在文學的思維方式之外，還具備了那麼一丁點的分析能力。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丁點，它就是一根“拐杖”，在“走山路”的時候，我比別人多了一條“腿”。它對我的幫助是巨大的。你說這算不算有用? 我想，應該算。我的意思是，有些書也許有用，也許沒用，是不是有用有時也不是當下可以判斷的。 時代在任何時候都在起變化，不變的是作家在任何時候都會寫作。在任何一種變幻面前，讀者的要求都是簡單的，就是讀到好作品。 記者:前幾年，你的 《推拿》“觸電”一舉取得成功，那時 IP熱還沒有興起，你可以說是先行者，你的許多作品，如 《青衣》 等都拍過影視劇。你怎麼看待眼下的 IP熱? 在你的文學課堂上是否涉及過這類話題，除此之外你對此有過反思嗎? 畢飛宇: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起步寫作的。一路走來，文學的風景其實很熱鬧，春花秋月何時了，我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在任何一種變幻面前，讀者的要求都是簡單的，就是讀到好作品，這永遠都不會變。反過來，作家能做什麼呢? 盡心，盡力，把作品寫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自己的作家就一定是對得起讀者的作家。 是的，時代變了。但時代在任何時候都在起變化，不變的是作家在任何時候都會寫作。我真不擔心時代的問題，如果有一天，我果真被時代淘汰了，那我就含笑九樓，我就在九樓上看日出，看夕陽。太陽時刻在變，可第二天它又出來了。 這幾年影視方面和我聯繫不多，反而是舞臺和我的聯繫多了起來。光 《青衣》 這一部小說就有舞劇、京劇、贛劇，後面還會有話劇，可這些都是最傳統的衍生方式，和IP沒什麼關係。倒是我的小說講稿有點特別，它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微信。你知道，我不玩微信，是我的朋友替我編發的。 記者:你平時看不看網紅和直播? 寫作之外你還關心些什麼? 生活中，你會給你兒子推薦書看嗎? 你兒子關注的書你會不會看? 畢飛宇:直播那些我不看，從來沒看過。我關心足球，會坐在電視前等一場球賽，電影啊，奧斯卡什麼的我也會關心，但不會像球賽那樣等著看。 我跟我兒子聊天的內容幾乎集中在體育和閱讀上，我會給他推薦書，他感興趣的書我也會找來看，但我們從來不談我寫的書。他是個工科男，但我吃驚地發現，他也有哲學上的嗜好，動不動就要說“世界的本質”……最近的幾次見面，我們主要聊哲學，他的哲學閱讀在我看來其實並未開始，但他的思維方式是哲學的路子，很有線性。他不太愛文學，似乎是的。 小說家建構世界的時候，動用的一切全在他的內心。因此，當一個小說家去完善作品的時候，他完善的其實是他自己。 記者:你說你的生活貧瘠，是靠閱讀和寫作來了解這個世界的。你認為對一個作家來說，生活經驗和閱讀誰更重要? 你認為自己是天賦型作家嗎? 畢飛宇:這個永遠是相對的。就生活的積累來說，我們這一代作家和50後40後的作家確實不一樣，這是不同的經歷決定的。和我的前輩作家比較，我的生活積累相對貧瘠。生活積累重要，對一個作家來說非常重要。可如果你沒有那麼豐富，偏偏你又想寫，怎麼辦呢? 那就必須多讀一點。再怎麼說，生活是第一手的，閱讀是第二手的。 對於天賦這件事，我認為沒有人可以確認自己的天賦，我也一樣。 記者:你這些年的寫作，有沒有經歷一種自我成長或變化? 如果有的話，它們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外國作家或中國作家曾影響過你的寫作? 畢飛宇:對我有影響的東西非常多，最重要的是歐洲的啟蒙運動，這一切都因為我在17歲那一年“遇”上了盧梭。我從啟蒙思想家這裡獲取的精神滋養是最多的———不要誤解，我並沒系統性地讀，我只是對他有種天然的認同感。沿著這個邏輯，我自然也喜歡魯迅。具體到寫小說，我推崇曹雪芹，到底有沒有影響，其實也不好說，從我的文本上也看不出來。 我一直在經歷一種精神上的完善。一個寫小說的，在他建構世界的時候，他所動用的資源是很特殊的，他不會去動用物質世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他動用的就是自己的情感、想像和願望，動用的一切全在他的內心。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當一個小說家去完善作品的時候，他完善的其實是他自己。當然了，一個作家成名之後，他確實可以從外部獲得很多，到目前為止，我最大的獲得就是我自己，我很欣慰這一點。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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