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與第十七屆北京國際圖書節（簡稱北京書展）昨日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開幕，各類文化活動也陸續展開。每年的北京書展都少不了文學界的名家大咖到場與讀者見面，由於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剛剛揭曉，熱度不減，在書展首日，茅獎得主的現身也就成為吸引讀者的亮點。
■梁曉聲
閱讀讓人找回專一與定力
“名家大講堂”是北京國際圖書節備受讀者歡迎的品牌活動，本屆圖書節“名家大講堂”設立在新國展東三區，將邀請王蒙、梁曉聲、單霽翔、王立群、周國平、何建明等作家，在5天的展期中為現場觀眾帶來演講。
昨天上午為“名家大講堂”開啟首場講座的就是剛剛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家梁曉聲。在講座前，他剛剛被授予本屆圖書節的閱讀形象大使稱號，因此他的演講就圍繞“閱讀與人生”這個話題展開。
“我覺得思想是需要沉澱的，人的一生也是思想不斷沉澱、不斷剔除劣質的思想，積累和保留優質思想的一個過程。那麼心靈發育史也罷、精神成長史也罷、思想沉澱史也罷，肯定是和一個人的閱讀史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講座一開篇，梁曉聲就強調了閱讀對於人類的意義。
梁曉聲結合自己的閱讀經驗與讀者分享了閱讀的價值。他表示，在如今人人都有手機的資訊時代，每個人拿起手機來就點個不停，都要尋找最吸引眼球的事情。“但是，人選了一本書之後就會安安靜靜地來讀，這就是讀書使人專一，這個專一性是手機所達不到的。我們說現代的社會很浮躁，那就是說現代的社會人缺少了做事情的專一性和缺少了安靜下來的定力。”梁曉聲表示，只要堅持看一本書半小時，哪怕你並不喜歡，你也得出了不喜歡的理由，你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會有所增長。“我們現在可不能變成工作加吃貨的人，我們對什麼事情都不思考，那你肯定在這個世界上就退化了。”
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梁曉聲談到本屆圖書節的主題“壯麗七十載”時很有感觸，他認為在新時代的背景之下，我們的文化和閱讀有了更多自由的選擇。“我不太願意出門，也不太參加活動，如果非出門不可，我坐飛機一定要坐在舷窗邊，我坐車一定要坐前排，我要親眼看看國家這些年來的變化和成就。”梁曉聲說，當他看到許多農民工兄弟開上了私家車，鄉村裏修起了寬敞的馬路和大房子，他感嘆，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從文人的感慨變成了國家的行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確實覺得很欣慰。”
■李洱
《應物兄》探討的是知行合一
在昨晚的建投書局國貿店，琵琶與排簫的絲竹之聲悠揚飄來，然而這並不是一場音樂會，而是此次圖博會專門設置的一場“以萬有引力為名”名家配樂朗誦之夜。伴隨著欒越、杜聰兩位藝術家的現場演奏，作家劉震雲、李洱、阿來、江南，詩人趙麗宏，翻譯家石坤森等陸續登場，為現場觀眾朗誦自己的作品選段。
這樣一場規模並不大的沙龍活動，就聚集了三位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震雲朗誦的正是自己的獲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的片段，當他為觀眾介紹阿來時，笑稱：“他是第五屆茅獎獲得者，是我們的前輩。”阿來朗誦的則是自己剛剛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長篇小說《雲中記》片段，他用飽含深情的朗誦，將讀者帶入了“雲中村”在汶川大地震中隕滅與重生的氛圍之中。
作家李洱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他在朗誦獲獎作品《應物兄》選段之前，談到了獲獎之後自己的“煩惱”。“很多人看到了我的高興，沒有人看到我的憂慮。”李洱說，就在本屆茅盾文學獎結果揭曉的前一天，網上突然集中出現了一大批攻擊他的文章，而且這些文章列舉了他之前所有作品中涉及性的描寫，讓他感到滿滿的惡意。“小說寫到性很正常，除了兒童作品，我覺得跟性完全隔絕的文學可以說沒有，否則托爾斯泰、福樓拜的小說就可以完全禁掉了。可見現在，作家的生存環境有時候是非常逼仄的。”他說，這樣的批評他自己可以忍受，但是給他的家人和親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李洱說道，在書展上有人問他，《應物兄》這本小說到底寫的是什麼。“中國人經常說言行合一、知行合一，說明中國人經常把言、知、行是分開的，心裏怎麼想的，嘴上怎麼說的，做出來什麼樣的，常常是不一樣的。這本小說就是探討這個問題，展示中國知識分子三十年來的命運起伏，以及他們與自我的關係，與萬事萬物的關係。”在開始朗誦的時候，李洱笑著說：“下面我朗誦的這一段，大家看看這部小說，是不是一個正能量的小說。”
■阿來
十年後寫地震有了更深的思考
中國作家與國外漢學家對話一直以來都是每年圖博會推動國際文學交流的重點活動。在昨日的新國展E4中圖活動區，作家阿來與30國漢學家展開“故事溝通世界”的對話。活動主要圍繞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阿來新書《雲中記》展開。
阿來幽默地表示，自己其實也是個“譯者”，從事文學寫作三十年來，每一次寫作實際上也經歷了一次翻譯的過程，從藏語方言，到藏語普通話，再到漢語普通話，這也是在腦海中的一個翻譯的過程。他談道：“很多讀者說，我的作品中有一些普通話中不常見的表達，比如‘願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這句是藏文中的一種祝福方式。因為西藏多山，道路大多彎彎曲曲，很少有筆直的道路。人也一樣，一生多半坎坷。這句話實際上就是祝願對方一帆風順。”阿來也表示很多人對西藏有誤解，實際上西藏“並非天堂地獄，而是人間，和我們生活的其他地方一樣”。“天堂是光明的，地獄是黑暗的。而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則要從黑暗之中尋找光明，從艱難之中發現希望，哪怕世界艱難，也要寫的美好，要去發現人性最偉大的地方。希望借助漢學家們的翻譯，將這種美好帶給各個國家的人。”
《雲中記》寫的是汶川大地震，但阿來是在地震後十年才動筆寫的。他說，剛地震的時候，他看見的只有死亡，財產損失，只能想到絕望。但是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他發現，讓毀壞的城市重建很容易，讓受災的人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則非常困難。“比如，一對夫婦失去了上中學的兒子，後來，他們可能想再要一個孩子。但是歡迎新生命的同時，又會產生強烈的負罪感，好像生孩子的目的是為了忘記死去的兒子。還有很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失去了妻子的男人重組家庭，他們都背負了死去的伴侶的記憶。”因此阿來認為，如果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他去寫，會寫出悲傷。災後重建的時候，會寫出英雄。但是文學更深，需要漫長的時間思考。直到汶川大地震過去十年，他再來書寫，沉重的記憶雖然還在，但至少沒那麼黑暗了。 本報記者 成長 白繼開攝
來源：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