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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的題跋之謎
華夏經緯網   2020-04-21 16: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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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件珍貴的青銅器,名為秦公簋。據考,秦公簋,乃春秋時期秦景公時祭器,高19.8釐米,口徑18.5釐米,足徑19.5釐米。1917年出土于甘肅天水西南鄉間,初為時任甘肅都督的張廣建所藏,1935年張氏後人將其變賣,遂為北平書法家、收藏家馮恕購得珍藏。1950年,馮氏後人將其捐獻國家,藏于故宮博物院。1959年移交中國歷史博物館,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2003年,中國郵政發行《東周青銅器》郵票,全套8枚,其中第二枚主圖即為秦公簋。

  簋蓋及器身均作細小盤螭紋,雙耳上作獸首。簋蓋上有銘文54字,器身有銘文51字,共105字,字體與石鼓文頗為相近。蓋和器上又各有秦漢間刻款9字,故知此簋乃官物,在秦漢時曾被當作容器使用。銘文內容記載秦國建都華夏,已歷十二代,威名遠震;秦景公繼承其祖先功德,撫育萬民,武士文臣,永保四方,乃作此器以為頌。銘文均由印模鑄就,製作方法新穎,在古代青銅器中為僅見之例,開創了早期活字模印之先例。銘文較諸西周金文,字體稍短而多變化,實為秦石鼓文的濫觴。

  因其獨特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時至今日,國內外諸多學者已對秦公簋作過研討和考述。羅振玉、王國維、馬衡、徐乃昌、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馬敘倫、于省吾、吳其昌、楊樹達、陳夢家、唐蘭、聞一多等均曾于其著述或論文中有所涉及。

  去年底,“大道: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展覽在上海寶龍美術館4號展廳舉行。此次展覽薈萃孫中山、廖仲愷、黃興、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胡適、陳獨秀、陳寅恪、王國維、羅振玉、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郭沫若等百餘位名人的翰墨手澤,可謂群賢畢至,星光璀璨。

  此次展覽中,有一件羅振玉舊藏、王國維題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軸,是已經在國內展覽中第二次出現的“名品”了。此軸上一次現身,是在兩年前,時逢王國維誕辰140週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聯合國學研究院、檔案館、校史館、圖書館等單位,特主辦“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週年紀念展”,以志紀念。公立博物館與民間機構舉辦的兩次展覽,均有此軸展出,京滬兩地的觀眾對此應有較深印象了。

  軸上手跡有王氏所題

  上海展出的“羅振玉舊藏、王國維題跋的秦公簋(敦)拓片立軸”,左下端鈐有兩方鑒藏印,依次為:“黃天才藏文物書畫”“半畝榕湖齋藏”。可知此軸曾由台灣著名收藏家、鑒賞家黃天才所有,實屬遞藏有序、來路明確的“名品”。

  去年恰值“甲骨文”發現120週年。“甲骨四堂”中的“兩堂”,“雪堂”羅振玉與“觀堂”王國維的手跡,均在此軸之上,怎不讓人心懷追慕與珍重之意。“名品”既然再度現身,不妨再度品鑒個中細節,追索其在歷史與學術價值方面可圈可點之處。

  此軸中,羅、王二人手跡全文為:

  1. 秦敦。辛酉冬,拓奉永觀先生親家清鑒,明年正月題記,上虞羅振玉。

  2.右秦公敦藏皖中張氏,器、蓋俱全,銘辭分刻器、蓋,語相銜接,與編鐘之銘分刻數鐘者同,為從來吉金中所罕見,其辭亦與呂與叔考古圖所錄劉原父所藏秦盄和鍾大半相同,蓋同時所鑄。字跡雅近石鼓文,金文與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槃及此敦耳。虢槃出今鳳翔府郿縣禮村,乃西虢之物,《班志》所謂西虢在雍者也,此器及秦盄和鐘,敘秦之先世雲十有二公,歐陽公以為共公時作,薛尚功以為景公時所作,近羅叔言參事跋此敦復以為穆公時作,要皆在秦德公徙雍以後,此敦亦當從故雍城出,其地與郿西虢均西厺陳倉不遠,故虢槃與此敦文字均與石鼓相同,蓋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蓋九字乃漢初所鑿,如齊國差甗有“大官七斗一鈞三斤”八字,均為至漢時尚為用器之證,亦他三代器中所罕見也。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余,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

  上述兩則錄文,即羅、王二人題於此軸上的兩幅手跡。羅氏手跡題在“天頭”上,王氏手跡則題在左側的“裱邊”上。立軸正中裱貼一幅王氏手書標為“敦蓋文二”的拓片,實為秦公簋器蓋邊緣一側刻銘的拓片。那麼,據此可以判定,此軸應為“殘件”,原件可能為秦公簋的“全形拓”+器身銘文拓片+器蓋銘文拓片,或者至少也應當是器身銘文拓片+器蓋銘文拓片的組合裱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傳世數幅秦公簋拓片“全件”來考察,這一“殘件”可能還經過重新裝裱,否則“敦蓋文二”不太可能居於立軸現在的位置之上。當然,這一“殘件”的核心價值還並不在於秦公簋的器形與銘文拓片是否俱全,而更在於王國維題跋的學術研究價值。

  據羅振玉所題“辛酉冬”,可知羅氏曾于1921年末,將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國維鑒賞品題。至於跋中提及“拓奉永觀先生親家清鑒”,以“親家”相稱,乃是因1919年羅振玉三女兒羅孝純與王國維長子王潛明結親,故羅、王二人就此成了兒女親家。

  因次年(1922)春節為公曆1月28日,“明年正月題記”,即指羅氏于1922年1月28日或之後不久題記。據此可知,王國維題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實為1922年1月18日。這一題跋時間,要早于後世研究者慣常以為的1923年8月前後。之所以有這樣的“經驗之談”,乃是依據後世流傳的所謂“遺書本”《觀堂集林》。

  且說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內的魚藻軒前,自沉于昆明湖。為紀念其人其學,其友人羅振玉、弟子趙萬里編印遺著,王氏代表作《觀堂集林》均輯入,共計二十四卷。

  後世讀者較易獲見的《秦公敦跋》一文,均出自這兩部“遺書本”。將《秦公敦跋》(定本)與直接題寫在秦公簋拓片一側的跋文“原本”相比較,不難發現文字措辭上的細微差異,以及研究結論上的微妙變遷,乃至一些重要歷史資訊的增刪去留。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肅秦州”。“原本”中曾言“蓋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蓋九字乃漢初所鑿”云云,“定本”中則將那個器蓋刻銘中未曾識別的首字(即以□標示者),終於辨識了出來,稱其為篆文“卥”字,音“西”,同“西”字,實指“漢隴西縣名”,並據此又從《史記·秦本紀》中查考,將器蓋刻銘的年代改訂為“秦漢間”。諸此種種,都說明王國維在初次題跋之後,在一年多的時間堙A對題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難解之處,續有考察並逐一完善,遂成此“定本”。

  值得一提的是,此跋“定本”刪除了“原本”中對秦公簋拓片來源的記載,還將題跋時間改為了“癸亥八月”,則頗耐人尋味。“原本”中末句所雲,“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余,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這一歷史資訊一旦刪除,則很容易讓後世讀者及研究者誤以為王國維初觀初題此拓時為“癸亥八月”,即1923年9月中旬,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觀、1922年初初次題跋)。

  王氏生前曾發表“跋尾”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羅、趙二人印行“遺書本”之前,王國維生前就正式發表過一篇《秦公敦跋尾》,時為1926年6月。

  當時,這篇文章發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並不十分引人注目。可如今檢視,此文宛然已具所謂“定本”之基本,文本細節上的差異也頗可玩味。

  《秦公敦跋尾》一文,與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文本內容上幾乎完全一致。偶有個別字的差訛,或可視作在刊印過程中的手誤,而並非作者之誤。

  通覽《秦公敦跋尾》一文,刊發時有明確的標點斷句,且標點斷句十分準確,幾無一處差訛,或可揣測為王國維本人親自標點斷句,方得此種效果。另一方面,此文與《秦公敦跋》相比較,最為重要的差異,乃是末段“並記”,為今傳“定本”所無,甚為寶貴。

  這一段“並記”的內容表明,王國維早已確證秦公簋器、蓋內部的銘辭為“範鑄”。且一字一范,為鑄此銘,竟計有百字百范之多,已可視作中國古代活字之祖了。

  此外,還需說明的是,《弘毅》月刊于1926年5月創刊于北京,由北京清華學校弘毅學會總會月刊社編輯部創辦。此刊停刊于1927年,目前已知者計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共8期。

  發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該雜誌第1卷第2期,發刊時為1926年6月。此時,王國維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在《弘毅》月刊上發表文章,乃屬順理成章之事。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王國維為秦公簋題跋的“版本”,也至少可以確證為三種。

  遺憾的是,羅、趙二人印行“遺書本”前,可能均未曾看過《秦公敦跋尾》一文,否則不可能在印行之際,將王國維生前發表的那一段“並記”遺漏。

  在為自己收藏的羅氏所贈秦公簋拓片題跋之後不久,王國維可能還曾為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題跋,且這一題跋,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來源所在。

  從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致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馬衡將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國維。無獨有偶,在陳乃乾于1930年輯印的《觀堂遺墨》(二卷本)中,還輯有王國維為徐乃昌(字積余,號隨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題跋一紙(題于“癸亥二月”,即1923年3月17日),這就意味著,除了自留的“初題”與可能為馬衡的“二題”之外,王氏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題跋出現了。

  王國維為商議題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顯示,王氏為古器拓片題跋,不僅有著嚴謹精審的學術標準,對拓片裝裱以及題跋位置也有著週密考慮。他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題跋,實為單獨題寫的一長條紙本,這樣做對於徐氏將之與拓片一同裝裱,則更為便利。

  羅振玉“拙”中尋得秦公簋

  秦公簋的面世,頗具戲劇性。其收藏者張廣建一度對秦公簋不以為然,直到被羅振玉發現其中文字,才得以名聲大振。

  據羅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國維信中雲,當時羅氏赴甘肅公幹,時任甘肅都督的張廣建向其展示藏品,羅氏覺得“無甚奇品”,卻“無意中見一至寶”。原來,“張頗儲銅器,率無可觀,弟問以甘肅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張所以不見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絕,中有‘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製作”。

  看來,秦公簋原藏者張廣建,起初並不覺得此器有何特別之處,甚至還因其“形至拙”,而不願意拿出來讓羅振玉品鑒。由此可見,羅振玉確實是“無意中見一至寶”。

  隨後,羅振玉“與商拓墨,初甚吝,後介一拓工,強請之,乃拓三份,彼留其二,以一本見畀”。可見,經羅氏鑒定之後,張廣建獲知秦公簋具有獨特價值,連拓片也不願意贈予,好不容易在“強請之”的情況下拓了三份,只贈了一份給羅氏。

  得此拓片之後,羅氏告知王國維,“昨匆匆草一跋尾,當寄與易墨本二三紙,當可必得,得後當奉贈其一也。先將所得一本奉覽(海內孤本,幸鄭重收貯),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將來流傳必少,何不影照付《亞洲學術》,印之卷首,以流傳之(須照原大,不可縮小)”。

  羅氏計劃將其為秦公簋拓片的題跋,寄呈張廣建,希望以此再換取拓片“墨本二三紙”,“得後當奉贈其一”,即轉贈其中一份給王國維。不過,在達成這一計劃,寄呈張氏之前,羅氏先將那一份僅是的拓片與題跋寄呈王氏,建議其將拓片影印下來,交付《亞洲學術》印出,以供流傳。此後,羅振玉于1921年11月27日致王國維信中又稱:“秦敦拓本存尊處者即以奉贈,影照後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

  可能因某種原因,羅氏後來又獲得了張氏奉贈的多張拓片,不必再將先前寄呈王國維的那一份拓片索回,所以就直接留贈給了王氏。正是在獲贈此拓之後,王氏為之題跋,並於跋尾鄭重署記“辛酉孟冬上虞羅叔言參事以此拓遺余,因記之如右。十二月十一日永觀堂西廡書”。

  事實上,羅振玉先後所獲張廣建所贈秦公簋(敦)拓片,應有相當數量,馬衡、徐乃昌所藏者,可能都來自羅氏轉贈。隨著這些拓片與題拓的流傳,秦公簋盛名遠播,向原藏者張氏索求拓片者,也絡繹不絕,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員。據筆者所見,存世尚有一件羅振玉于1926年題“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即為傅增湘所藏,此件有鄧邦述、陳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題跋。

  青銅器的“銘”文之寶

  青銅器,古時稱金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門類之一。儘管在不同歷史時期,學者對其研究的側重點不同,綜觀來說,不外乎五個關鍵字:形、花、銘、工、皮。以科學考古學視角來看,分別對應造型藝術、裝飾紋樣、銘文書法、冶鑄工藝、腐蝕機理五大研究角度。秦公簋就屬於銘文書法之列。

  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有深遠的歷史背景,是青銅器研究的重要構成。一方面,青銅器銘文因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而顯得極為珍貴;另一方面,銘文是當時語言的載體,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資料,故十分重要。由於我國的學術界素來保有重視典籍的優良傳統,經過對銘文長期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銘辭學。更值得一提的是,青銅器銘文也是書法的載體,成為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博物館收藏了不少青銅器,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冊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銘文的青銅器。

  楚王鼎直腹,底微圓,雙長方形耳,三獸形足外撇。蓋上有環和三個變形的鳥狀鈕。器中部有弦紋一週,弦紋上滿飾細密變形的渦紋。在器口、蓋內、腹部刻銘文64字,說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西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繳獲的兵器鑄成的。

  楚人是華夏族南遷的一支,興起于荊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南方的諸侯國,其國君為熊氏。楚國都邑曾幾經遷徙,西元前241年,楚王考烈為避秦國威脅,將都城遷至壽春(今安徽壽縣),經歷考烈、幽、哀、負四王,于西元前223年被秦將王翦所破,楚亡。

  西周中期的六年琱生簋通高22.2釐米,造型別致,甚為罕見。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國,現藏耶魯大學博物館,較此完整。六年簋器底鑄銘文11行105字,內容與五年簋前後銜接。記述琱生在涉及田地的訴訟中,為贏得官司而請求召伯虎幫忙的事情。據銘文載,六年四月甲子這天,身為周王重臣的貴族召伯虎突然親自駕臨琱生家中,對琱生說,告訴你個好消息,你拜託我的那場官司的事,如今我已經替你擺平了,你大可放心好了。琱生聽了召伯虎的話,如釋重負,頓時眉頭舒展,立即命家人擺酒設宴,款待召公。宴會上,琱生將家藏的一件價值連城的玉璧贈予召伯虎以示感激。由於兩簋銘文都提到召伯虎參與其事,過去曾將其命名為“召伯虎簋”,實際上作器者為琱生,因而訂正為“琱生簋”。

  作冊般甗(yǎn)是商代後期青銅器,內壁鑄有銘文3行20字。商代末年,即商王帝乙、帝辛兩代,曾長期與東南的夷人部族發生戰爭,作冊般甗銘文中所謂“王宜人方”即指此事。

  西周天亡簋,舊稱“大豐簋”、“朕簋”。清朝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郿縣(今寶雞市眉縣),後輾轉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周天亡簋為四耳方座簋,高24.2釐米,口徑21釐米,底徑18.5釐米,為西周盛食器。器內底鑄銘文8行78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物,同時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銘文記錄了周武王姬發在伐紂滅商後舉行祭祀大典,祭奠多虧祖先和父親文王的保祐,才得以伐紂成功,確立周朝的統治地位。

  蔡侯申尊是春秋蔡昭侯時期青銅器,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器體似觚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狀,周緣外翻而平張,下腹部凸起,飾饕餮紋。器內壁鑄銘23行95字,記述了西元前518年蔡昭侯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蔡是叔度的封國,後因叔度參與叛亂,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時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時期,蔡為小國,處於吳國與楚國之間,經常受到楚國脅迫,于西元前447年為楚國所滅。銘中語句“敬配吳王”,是蔡、吳兩國通婚的證明。

來源:北京晚報

 

責任編輯:張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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