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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世界佛教通史》的幾大特色
華夏經緯網   2016-10-17 1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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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道儒研究員主編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以十四卷、800多萬字的規模,對佛教自古印度創始到20世紀在全世界傳播而形成的長時段傳播歷史,以協同創新的科研模式,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從科際整合的方法論角度,以歷史學和哲學方法為主導方法,整合宗教學(包括社會學、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比較學宗教、宗教倫理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化傳播學等方法,對佛教的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典故、聖地、建築、文學、藝術、禮俗等等,作出了貫通性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在這佛教研究的世界性學術範圍內,都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重大的學術成果。就筆者的了解,這樣全面和大部頭的世界佛教的通史研究,在國際上這恐怕也是第一部,在漢語學術圈來說,更是由中國大陸學者通力完成的一個創新性的、有很高學術價值的作品。就類似的成果而言,對於人類歷史的整體性描述,中國學術界有過像《世界通史》(崔連仲,人民出版社)這樣的作品,但是,對專門史作“世界通史”性的研究,除了《世界佛教通史》,其他專門史的世界通史,好像較少見到。像這類作品也是時代的產物,中國大陸從諸方面來說,現在有條件、有實力完成類似的大型學術工作。此著體現了諸多特色,筆者概括為如下諸點:多元豎通、無漏橫遍、疏密如實、資華兼外、新編再纂、開拓補白。這些特點的概括雖然並不都是學術性的術語,但確實能反映其特色。

  多元豎通

  漢傳佛教在描述圓覺的特點時,用了兩個概念,一是豎通,二是橫遍。豎通三世,橫遍十方。借用這兩個概念來看《世界佛教通史》,其第一個特色就是“豎通”。這就是貫通性,從古至今的歷史性貫通。這雖然看起來是通史類作品的通例,但作為佛教史來說,這是多元性的貫通。

  這種“通”,從源頭而至20世紀。如果用大樹來形容的話,作為樹榦,自然是根植于印度社會與文化的印度佛教,由此而形成的豎通,是“印度佛教通史”,這一部分,作者用兩卷(第一、第二卷)的篇幅,描述了其興衰和復興史。這根主幹生長下去的一支,曾經粗壯,但後來細弱了,甚至有了枯枝,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接出新枝,但已不是世界佛教的主流了。

  這印度佛教的樹榦上又長出兩根大樹枝,就是南傳和北傳佛教,南傳之豎通,構成“斯里蘭卡與東南亞佛教”的通史(第十三卷),作為主要的佛教國家,其豎通的佛教史,被分析為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五國,以及其他海島國家。南傳佛教之傳入中國的部分,則被編入了第八卷《中國南傳佛教》,這可以稱之為“南傳佛教通史”。

  而北傳的部分,實際上有兩根大樹枝,一根是漢傳,另一根是藏傳,這兩者,絕大部分的內容,其實都是中國佛教史的豎通,第三至六卷,是中國漢傳佛教的通史,第七卷(上下)是中國藏佛教的通史。在漢傳佛教這根樹枝上,又生長出東亞佛教和越南佛教,於是有第九卷的日本佛教的豎通、第十卷南韓佛教的豎通和第十一卷越南佛教的豎通。

  在這些樹枝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不同根源的亞洲之外的佛教史的豎通,包括歐州佛教通史、美國佛教通史,以及其他地區的佛教通史。這些通史,都是豎通,但起點不同,粗細不同,枝葉繁茂程度不同,體現了多元性。正是這種多元性,才構成了一棵樹榦粗壯、樹枝豐富的“樹”,世界佛教發展之樹。

  無漏橫遍

  “世界”佛教的通史,多元豎通是描寫其“世”的時間性特色,而空間性的“界”,則體現出普遍性的特色,只要是有佛教發展的區域,此書都涉及到了,沒有遺漏,這可以稱之為“無漏橫遍”,這一特色實際上也和多元橫遍的“多元性”相聯繫,沒有這種多元,也就體現不出橫遍,而要做到“無漏”的橫遍,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為專業人員來說,人們也許更多地了解本國或少量其他主要佛教國家的佛教史,但這套書,卻可以給讀者提供全部的佛教在各國發展的圖景,因此,這套書,實際上就可以理解為有如下的通史構成的:印度佛教通史、中國佛教通史、斯里蘭卡佛教通史、緬甸佛教通史、泰國佛教通史、柬埔寨佛教通史、寮國佛教通史、南韓佛教通史、日本佛教通史、越南佛教通史、歐洲佛教通史、美國佛教通史、南美佛教通史、非洲佛教通史,等等。當然,每一部分的通史,內容厚薄不同。這種橫遍性,一種寫法是,分別由各國學者撰寫各國的佛教通史,但這種學術的組織工作有難度,還涉及到成果漢譯的工作,另一種則是此書的方式,主要由中國學者撰寫,即使是外國作者(越南),也是用漢語撰寫,這就構成漢語的世界佛教通史寫作。要重申的是,做到這種程度的橫遍性,以這一類型的學術共同體的研究模式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可以說是開創性的,也是填補空白的。

  疏密如實

  拿起這一套書,呈現的事實是,對有的國家的佛教史,寫得非常密實,因為內容太多,資料豐富,對有的地區的佛教史,則敘述的篇幅相對較少,似乎稀疏,或較疏,這也和佛教在該國發展的歷史狀況、資料的豐富程度相關。但,不論是寫得“密實”,或較密,寫得疏,或較疏,都是如實的,如同歷史和資料呈現的真實。

  全書共十三卷正文,印度佛教史有兩卷,第二卷的內容稍少於第一卷,這雖然是有兩個作者分別撰寫,可能在內容敘述的詳略上會有差異,但這實際上也是反映印度佛教的歷史狀況的,從起源到七世紀的發展,是產生、生長時期,七世紀之後,則是衰落、寂滅和復興時期。此書的重點內容之一實際上是接下來的中國佛教,包括了漢傳、藏傳和南傳,漢傳的部分則有四卷的篇幅,分別為漢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至清中期、清中期到民國。藏傳的部分雖編為一卷,實際上分為上下,也是兩卷的篇幅,南傳的部分則為一卷。統計字數,則有4123千字,佔了全書的一半篇幅。其餘南韓、日本、越南的佛教史各為一卷,南傳佛教史、亞洲之外的佛教史各為一卷。這基本上可以說,是如實的,即如同佛教史呈現的歷史真實。由此說明,佛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而非某單一民族的宗教,在歷史上,印度佛教是南北傳佛教之源,最為重要,但南北傳之後,發展起來的兩傳佛教,上座部和北傳漢語系、藏語系成為佛教的主流,尤其是中國佛教,更是如是。並不是說,這套書是中國學者寫的,就突出了中國佛教,不論是何國學者寫這套書,都必須考慮到這種歷史的真實,不然,就談不上“如實”,當然,有的地區的敘述顯得較“輕”,也有資料較少等諸多原因,但無論如何,其內涵的豐富性,都不會超過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這一“如實”的寫作風格,也如實地描述了印度佛教的創新,中國佛教的本土化和新發展、世界其他各國佛教的傳播和在地化,以及各國佛教的不同程度的現代化。

  資華兼外

  這一特色是想說明,此套著作在原典資料的選擇和學界成果的關注層面,第一,既重視、資借中華漢譯、藏譯和撰述的文獻,也兼重其他文字的原典資料,第二,既注重中國學者的成果,也關注外國學者的成果。

  關於第一點,筆者特別想此著從對印度佛教和南韓佛教的研究來說明。印度人自己以及西方人研究印度佛教,除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上的法顯、玄奘等人的作品之外,很少關注到漢文藏經的中的資料,因而也不能深入地發現其中的價值,這也和他們較少掌握漢語有關。老前輩湯錫予(1893∼1964)先生曾經有一篇遺稿,題為《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收入《湯用彤全集》第三卷,依著這一思路,自然可以推進至“漢文佛經中的印度佛教史料”的思考,其實,本套著作的印度佛教部分,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這可以稱為“資華”,即資借中國佛教中的文獻資料。所以,我們在這兩卷印度佛教研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佛經的漢文譯典和撰述來說明,特別是第一卷。第一卷的卷後主要參考書目中,第一部分就是《大正藏》中的經、律、論及疏釋,第二卷也有部分引用《大正藏》中的漢文佛資料,雖然文後的參考書目中沒有列入。這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漢傳佛教的重要性。這也說明,對於中國人之外的學者研究佛教而言,掌握中文應當是一種必備的學術工夫。這一部分的研究,作者也引用了藏傳佛教研究的作品,當然,如果是由更了解藏文經典的作者來寫這一部分,必定會引用相當多的藏文經典中的資料來描寫,這就使得這一主題的更為豐滿。這更說明瞭中國佛教中的藏經資料對於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因此,作者們證明瞭這一點:研究印度佛教,除了梵文、巴利文資料之外,漢文和藏文記錄的佛教資料也是不可少的。

  對於南韓佛教的研究,作者也資借了一些漢文佛典文獻,包括了《三國遺事》、《海東高僧傳》,以及一些燈錄和高僧傳,這也說明瞭中國的漢文佛教典籍對於研究南韓佛教的作用。

  這是資華的部分,當然,對於相關的研究,作者們也很注重中國之外的資料,這就是所謂“兼外”,這當然更是必要的。

  關注第二點,主要想說明,作者們的研究,非常關注中國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對於研究的動態和前沿,有著深度的關注,同時,也關注到國外學者的相關成果,這自然也是研究的基本倫理。

  新編再纂

  此書的諸多內容,屬於新纂,新編再纂,此種“新”,以綜合創新為主,更突出的是系統性和完整性。無論是印度佛教、中國佛教的漢傳和藏傳部分,還是日韓佛教,都是如此,但是,作為整體結構的需要,這一部分必須要加以撰寫,這種撰寫,有兩種思路,一是邀請原有成果的作者加盟,二是共同體成員新撰。前一種方式也不太好操作,此著採取了後一種模式,這種再撰,在汲取已出作品的優長的基礎上,加以重新、創新性撰寫,這就是新編之“新”。這一部分的內容,其實是很不容易的,當初郭朋寫漢傳佛教史,漢魏兩晉南北朝的部分(《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卷),他就覺得不好寫,因為擔心難以超越湯用彤先生。就印度佛教通史的部分來看,作者周貴華研究員在關注已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通過對於原始文獻的研讀和思考,完成對於這于這一部分內容的學術性寫作,雖然是再纂,也多有新見。第二卷的作者周廣榮,更是關注更多的外文成果,將印度佛教的歷史豎通至20世紀,其中的諸多內容,對於漢語學術界來說,更具有“新”的特色。中國佛教通史的部分,挑戰更大,因為漢傳佛教史的部分,成果較多,藏佛教史的部分也有相應的研究,此著的最大特色,是三大語系佛教通史的合集,構成是真正完整意義上的《中國佛教通史》,這是其再纂之中最突出的“新”。而之前呈現的有些中國佛教思想史,雖然標為“中國”,但實際上是談漢傳,嚴格地說,應該是漢傳佛教通史。或者,即使有所關注,篇幅也相對很少,同時,沒有將其單獨列出,而是隨著編年史的寫法,雜于“歷史”之中,這自然也是一種寫法,但筆者覺得,本套著作的三大語系分別列出的通史寫法,更為清晰。當然,這種形式的寫法,在季羨林、湯一介任總主編的山西教育出版社版的《中華佛教史》中,也是這樣分別撰寫的。就日本佛教通史而言,對於年輕的作者王頌來說,同樣也是很有挑戰性的,日本學者自己就對於日本佛教史有了相當多的研究,中國學者之中,前輩楊曾文研究員也是此一領域的專家,王頌基於自己的學術判斷,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了清晰的中國學者的“新纂”。

 

責任編輯: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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