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週刊 -> 精品文庫 -> 作品連載

 


第二章  李登輝身世之謎

07/22/2003/13:48
華夏經緯網

    我有一位好友陳先生。早些年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老先生尚在世時(當時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他既是老先生忘年交,又是他吆三喝四的酒友。某日,李金龍邀我這位朋友連袂到木柵茶園喝茶飲酒。這家茶園係李金龍早年好友,也是木柵望族張姓友人之子所經營,三朋四友擺龍門陣。朋友去的時間李金龍早已和茶園老闆喝將起來,三瓶老黃酒下肚,李金龍的酒糟鼻益發紅亮。那天李金龍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以往幾次喝酒,我朋友陳先生幾乎沒見過李金龍喝醉過,這天,李金龍卻令人意外地酒意濃重。
   
    老先生酒喝多了,話也開始多了起來。這是李金龍幾十年不改其色的老習慣,他的朋友們早都見怪不怪。
   
    “阿輝他阿母,她居然拋家離子,跑了!乾脆死死去北京算了……”李金龍說這番話時,在場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現,這位八旬老翁臉上流露出從未見過的憤怒表情,邊講邊罵,越罵越激動,越罵越難聽。和他一塊兒喝酒的朋友凡聽懂他的話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這還了得,他罵的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省主席”李登輝的母親啊!她好端端的怎麼會拋家離子,舍得隻身走他鄉呢?(按:我這位好友陳先生,早些年因服務警界的關係,和李金龍頗有私交,經常在一起喝酒,李金龍酒後講這番話時,尚有許多人在場。)
   
    多數和李金龍熟稔的台北社會名流,和總統尊翁幾次往還,老先生的直率坦白、好飲健談、風趣草莽,皆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和李金龍深人交往一段時日,就會體會這位老頑童的內心世界,其實亦存在幾多蒼涼與隱痛。
   
    前文,我已經講過李登輝祖父時代靠鴉片起家的往事。李登輝通過一群御用文人集體創作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寫道:“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精英階層’。”
   
    顯然,這是經過李登輝及其御用文人刻意美化後的產物。李金龍實際上是個什麼樣的“精英階層”呢?
   
    只有小學學歷的李金龍,據說初期曾經在日據時代台北北投的“警察療養院”媟矰@名做雜役的工友,增加農閒時期的家庭收入。而李登輝的生母江錦,最早則是那家“警察療養院”的洗衣婦。當然,那時李金龍還未當上日本刑警,因而也尚未擁有鴉片煙膏的販賣許可,環境並不好。
   
    因李金龍對日本人老是一副奴顏屈膝的模樣,做事也還算認真勤勉,故而很得一名日本警官栗原的信任。栗原因此推薦李金龍參加警察學校(日據時代的“警察官練習所”)考試,李金龍這才由雜役的身份,搖身變為威風凜凜、鄉里人人望而生畏的日本刑警。但日據時代真正的統治者是日本人,台灣人縱然當上刑警,不過是狐假虎威,實際上還得受日本籍警員頤指氣使的指揮節制(按:講出這段李登輝家世資訊的,是一位資深情報人員,他自稱對李登輝的背景和家世淵源有深入了解。)
   
    告訴我李家這段往事的老情報人員還說,日本警官栗原,見江錦略有姿色,某日竟萌歹念,遂予輕薄。因而產生了“李登輝是日本人所生”的說法。李金龍所言江錦離家出走的這樁事,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內情,則值得抽絲剝繭,深入推敲。
   
    一位和李登輝係三芝鄉昔日鄰居的老者親口告訴我,李金龍的學歷不高,從小學畢業後,高等科(即初中)都沒畢業。
   
    李金龍憑藉著工作上接近日警行政系統的便利以及他擔任刑警的諸多特權,從“警察課”拿到一張鴉片煙膏的專賣許可,這無異是擁有一隻金飯碗。在李金龍的想法堙A能以鴉片煙專賣許可從事聚斂,發達家業,有了這等無上特權,即便是奴顏屈膝,受點日本人的窩囊氣,又算得了什麼呢?後來,李登輝的兄長李登欽也繼承了乃父李金龍的衣缽,當上了日本警察。李登欽的服務機關是在台北市的“北署”。
   
    但是,江錦真的曾經離家出走嗎?為什麼要離家出走?李金龍究竟是酒後囈語抑或酒後吐真言,吐露了什麼內幕?
   
    我試圖在官方版的李登輝自述《台灣的主張》,乃至於《經營大台灣》書中,找尋有關李登輝生母江錦事跡的蛛絲馬跡。但是,翻遍了這兩本曾經被李登輝誇讚有加的官方欽定著作,就是找不著真正的有關江錦生卒事跡,或是身世背景的片語只字。令我疑竇叢生的是,除了李家經營鴉片專賣的醜事之外,究竟李登輝還隱瞞了些什麼事實?李登輝的母親果真如民間傳言是日本人嗎?還是李登輝的“真正”父親是日本人?
   
    據我的了解,李金龍和江錦結婚後感情並不和睦。李金龍以日本大男人主義式的“家父長制”風格,主宰李家大小一切事務,在外遇到不順遂的事情,回到家堙A各種暴力言行,無所不用其極。父母冷戰熱鬥,風狂雨急式的對抗,在兒時李登輝的內心世界,投下巨大的陰影;偏偏卻因自己年紀幼小,無力改變現實、護衛母親,內心煎熬痛苦不已。據李登輝的老鄰居描述,江錦是一位相當柔順的舊式婦女,婚後整天只忙於操持家務,性格上是屬於十分柔弱那類的傳統婦女;而李金龍受日本教育,一切思考以男人為中心,女人在其心目中不過是附屬品,稍有不順遂,脾氣猛爆,給江錦造成心理上莫大的壓力。
   
    在家中,父親大男人主義的陰影使母親鎮日生活在恐怖之中,是大多數日本家庭婦女悲情的真實寫照。這一以男性為主宰的客觀大環境,江錦豈能獨免?套句李登輝日後講的話,江錦也是“生為台灣女人的悲哀”。
   
    早期台灣女人的“悲哀”到底顯現在什麼地方?
   
    許多受日本教育的老前輩應該都有印象,日本時代,丈夫在外面喝酒晚歸,返家敲門,太太打開門後,見到原來是酒店的陪酒女人送丈夫回家來了,除了趕緊把酒醉的丈夫接進家門,還要不斷向送丈夫回來的酒女彎腰鞠躬,不斷說“謝謝!謝謝!謝謝你送我先生回家!”然後走進房間,笑瞇瞇地服侍酩酊大醉的丈夫,為丈夫洗臉、擦澡、侍候他入睡。如果丈夫大吵大鬧,也只有默默消受,不敢稍有違逆,更遑論責問丈夫晚上去哪鬼混了,否則極有可能招來一頓毒打。
   
    不管在公眾或是家堛漕p下場合,男人們在談事情,女人只有在一旁默默聽聞的份,如果女人或太太不經意插了一句話,男人一定劈頭大罵:“馬鹿野郎!查某人莫插嘴!”
   
    在封建意識如此強烈、男女性別等差涇渭分明的社會堙A婦女如果不逆來順受,只有消極逃避一途。以江錦性格之柔弱,遇到李金龍成為日本刑警後,性格上的威權及強悍,除非堅此百忍,否則很難不動逃跑的念頭。
   
    就我的了解和觀察,江錦逃家是否去過北京,無可查考,是否死在北京,年代久遠,現今也難以查證。但是,江錦曾經受不了李金龍大男人主義的暴力作風,短暫地離家出走,從當年那個時代看,似乎並不足為奇,連李金龍自己都親口承認了,更證明絕非子虛烏有。至於江錦逃跑有沒有“第三者”介入?據當天在場親耳聽到李金龍酒醉破口大罵的友人表示,李金龍罵人的俚俗內容,實在不堪入耳,因而不便在此直接轉述。
   
    在李金龍大男人主義的壓制下,生母早年這段備受壓抑的挫折遭遇,自然對李登輝在性格養成和人格塑造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李先生的好勝爭強、善變多疑;以及他器度偏狹、能忍難容;個性中仇恨的部分遠多於仁愛的成分,多多少少和幼年時期家庭遭逢類似變故以及父母親關係不夠和睦,有相當程度密不可分的關係。
   
    假如江錦確實有李金龍所咒罵數落的問題存在,這種在傳統婦女身上的致命瑕疵,自然更對李登輝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作用,也自然更容易在李登輝的少年時代心靈深處,根深蒂固地造成他對兩性互動的一種錯誤認知。這種錯誤的認知,使得日本教育當中所謂的“修身”的禮教約束與道德效果徹底瓦解,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因素,是否為他日後所謂的“感情走私”埋下伏筆?畢竟這屬於內心精神層面的問題,我不便再往下推測。但“總統”既是人民公僕,當然也必是公眾人物,堂堂“總統”的私生活是否符合道德規範,人民還是有必要加以深入了解,以檢驗他的政治道德和從政專注度。因此,凡是他畢生發生過的諸多問題,都是值得大家探究的問題,這是我不嫌詞費,在李登輝身世問題上打轉的基本態度。關於李登輝公私兩方面的各種內幕秘辛,我還將在下面的幾個章節中陸續詳加記述。
   
    姑不論江錦為何離家出走,或也姑不論她有沒有離家出走的紀錄,光是從李登輝書中的字埵瘨﹛A可以發覺出好多個啟人疑竇,令人匪夷所思的情節。
   
    綜觀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一共有兩段文章提到他的生母江錦。第一段提到江錦的部分,說她是“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第二段提及江錦的部分分別寫道:“母親向來對我極為呵護,甚至近乎溺愛。由於家堭q事豬肉買賣,每次我的碗媮`是盛滿最好的部分。(按:當年台灣已經逐漸進入經濟統制、配給食物階段,李登輝還能吃到最好部位的豬肉,可見他家的經濟情況富裕和特權階級之一斑。)有一次背著母親去游泳,母親憂極轉怒,大發雷霆,罰我跪下認錯。”“……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後來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堙A對自己或對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
   
    李登輝書中的這幾段話,不免引人不少遐思和疑惑。其中,最啟人疑竇的,是李登輝為何會突然“徵得母親的同意,離家外宿”。他書中寫的“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又是隱含了什麼深意。如果一個正常家庭出身的孩子,為何會有“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的奇怪感受?“愛”與“抗拒”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難以向人傾訴的衷曲?或者根本是因為李金龍與江錦間彼此不斷的爭吵,迫使年少的李登輝作了乾脆提早“離家外宿”的決定,希望自己眼不見為凈,不想看到李金龍、江錦之間愈演愈烈的家庭鬥爭。
   
    任何一本李登輝的傳記中,不論是官方版本,或是非官方版本,從來沒有人很明確地交代江錦的最後去向問題。惟獨一本由日本人若林正丈寫的《蔣經國與李登輝》一書,曾經交代江錦。若林正丈斬釘截鐵地說,江錦是在戰後見到李登輝從日本平安歸來,才在一九四六年過世的。巧的是,在某次聚會中,我偶遇來臺訪問的若林正丈,我很好奇地詢問他,先生你究竟是根據什麼資料,知道江錦是在李登輝從日本讀書返臺後,在自家與世長辭的?若林居然嚅嚅不語,繼而顧左右而言他,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連若林正丈本人都不知道江錦的確切生卒狀況,這證明江錦死於李登輝自日返臺之後的說法,是相當值得質疑的。
   
    根據我的查證,江錦是在李登輝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階段過世的。
   
    據一位目擊者表示,他曾親眼見到身材高大的李登輝身著台北高校的制服,在三芝老家路邊搭棚設置的簡易靈堂守孝。
   
    至於江錦死於何種疾病,鄉里間有不同的說法。據目擊者表示,李登輝還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期間,曾經陪同江錦到醫院看病。這位老一輩的朋友親口告訴我,李登輝去日本讀書前,親自帶著母親江錦到台北城看病,當時李登輝母子坐的是巴士車。途中,江錦也不知是突然發病,引起身體不適,還是難耐旅途勞頓,忽然覺得想嘔吐。欲嘔吐的感覺來得太緊急,根本來不及打開車窗,江錦已經難忍反胃,將穢物吐滿巴士車的座位上下。巴士車的售票員見到這幕情景,臉色不悅地怪罪江錦,怎麼如此不衛生,吐了一座位的穢物,氣味難聞,影響乘客,還害她要清掃車內。售票員絮絮叨叨,一路罵個不停。照顧江錦的李登輝發火了,他對售票員吼道:“啊,你是要叫我怎麼樣?我母親又不是故意吐你一車子的,她今天是要去城堿搵f,身體不舒服才會嘔吐的,難道你連這點同情心都沒有嗎?”
   
    幸虧車上旅客好言相勸,售票員才不再責怪江錦。
   
    從這個例子可以證明兩件事。第一件事,證明李登輝很孝順他母親;再者,也證明瞭江錦在李登輝去日本之前,健康可能已經出現了警訊。因此,如果照李金龍的說法,講江錦曾經出走,依江錦的健康狀況判斷江錦的出走,當係在李登輝童年時期的陳年往事,而非李登輝赴日本留學以後才發生的。李金龍酒後表情憤憤然地提起此事,可見他雖在多年之後,內心仍然積恨難消。
   
    在李登輝著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江錦和李金龍一樣,都只不過是個“跑龍套”的角色,在李登輝少年階段“虛晃一招”就匆匆消失;在書末尾“李登輝先生年表”中,更不見李金龍或是江錦的片語只字,仿佛生身父母竟還不及“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來得重要。“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寫完這短短十個字,江錦便在李登輝這本有點像是傳記、又有點像是夫子自道式的書中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未曾多費筆墨提及江錦,當然更沒讓讀者有機會多了解江錦的最後階段,是壽終正寢,還是另有隱情。李登輝未作交代,所以才引起外界疑竇,各種謠傳不斷。
   
    另外有一種存在多年的坊間講法,認為李登輝之所以對母親江錦身世諱莫如深,是因為江錦並非李金龍正室,而係填房。堂堂“總統”,是日本刑警的填房所生,當然不大體面。所以,能夠避免提江錦就儘量不提她。
   
    我對這種說法,抱持著比較存疑的態度。李登輝的鄉里,從未提及江錦是李金龍“填房”的說法。李登輝真正避諱、真正畏懼的,是怕外人參透了他家更深層的醜陋面,怕外人掀他更難以面對青天白日的底細。賣鴉片煙、母親離家出走原因暖昧,這都僅僅是眾多環節中的兩個重要醜聞而已。 
   
  
【  發表感言  】【 關閉窗口

【 相關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