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認為自己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解決台灣農業凋敝、農村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的難題。台灣自戰後以來，經歷三十年埋頭建設，工業在“政府”和人民努力下日漸起飛。但是，向來居於台灣經濟基礎位置的農業，卻因整體環境的演進和時代的推演，逐漸成為被忽略的一個產業。工業吸引走了農業部門的資金和勞動力，如何振興農村經濟，保存農業的活力，自然成為農業經濟專家李登輝無可推卸的使命。李登輝當時內心的感受，從他日後所著《經營大台灣》一書中，可以看出若干梗概。
李登輝經過一番深思後，提出了所謂“八萬農業大軍”的構想與計劃。李登輝在日後《經營大台灣》裏回憶，指出他“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養八萬戶專業的、年輕的核心農戶，以他們的力量，主導農村走向精緻化、高附加價值的新階段，進而提高農民農戶的信心”。李登輝認為，信心的破產是農村最可怕的弊病，如何恢復信心，才能恢復農業生產人力，刺激農村的經營活力，也才能繁榮農業。
李登輝提出他的“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後，有人認為他是要有別於前“省主席”謝東閔曾經提出過的“小康計劃”（這項計劃有兩個重要的政策項目，包括：“台灣省消滅貧窮計劃綱要”和“客廳即工廠”）政治口號，有人則對李登輝的施政計劃充滿了期待，希望這項政策能確實對農業問題痛下針砭。
但是，許多對台灣農業問題有深刻認識，並對台灣農業現況真相有深入了解的學著專家，在李登輝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構想後，即對李登輝此一構想作了許多的批評和質疑。
例如，在“台灣省議會”裏邊就有包括宜蘭縣選出的省“議員”陳陌芬、台北縣選出來的“省議員”李玉泉、彰化縣選出的“省議員”明謀、高雄縣籍“省議員”林仙保等各重要農業縣份的“省議員”，聯合質詢批評李登輝和當時農林廳提出的“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口號空洞，而且不切實際。這幾位“省議員”認為，台灣農村收益偏低，年輕人多視務農為畏途，是農村子弟賡續祖業、繼續務農的最大障礙。這些出身農家的“省議員”都認為，按照李登輝的想法，培育八萬農業大軍，如果無法首先克服農村青年心理上的障礙，李登輝的計劃將永遠無法實現。
當時《中國時報》一位負責要聞的記者，更接連撰寫了四篇題為《在農村看李主席的八萬農業大軍》的專文，在字裏行間對“八萬農業大軍計劃”作了嚴厲的批評。這位記者在文章中寫道：“……農村勞動力老化和外流，農業收益持續偏低，農村文化逐日萎縮沒落，以及農民自尊心長期受挫，這種現象，複雜地構成當前農業、農村、農民三者輻輳交錯，相互影響的社會經濟隱憂……”這位記者的文章繼續寫道：“……從七十年代初期以來，政策一再採取各種不同之因應措施，諸如頒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方案重要措施’以及‘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以及種種保護和扶持農業的政策和辦法，然而這些措施或因農民為數龐大，政府經費難以週全照顧，或因政策不切實際，難以貫徹，或因經濟轉型，或因基層單位執行不力……始終難以扭轉局面，使農業恢復蓬勃的生機，頂多只是緩和進一步惡化的步伐和速度罷了。”文章接著說“……因此當記者以八萬農業大軍的計劃，詢問農民對它的看法時，多數回答總是千篇一律一句活：‘口號而已！’”
這位記者相當有見地地點出了問題癥結之所在，那位記者先生就是今天台灣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也就是台灣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的化粧師——黃輝珍。
當時不但外界質疑李登輝的“八萬農業大軍”政策，父親對該政策也充滿了疑竇。他基本上同意黃輝珍文章的看法，認為李登輝計劃內容應當突破創新，不能僅將過去或現在正進行的政策方針綜合改變成一個新名詞而已。再著，仔細檢視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內容，發現除了再一次重復以往的政策方針以外，並末評估其執行效果，並末思考其障礙的解決之道和提供超越當前瓶頸的具體作法，其效益性令人懷疑。更重要的是，關係著農民務農意願最深切的農業收益問題，卻未見具體的實際規定和承諾；關係著農村青年留村或留農的文化心理問題，也末見具體的實際的構想設計。這兩點如果不能突破，則一切農業方針政策，其結果必然落空。
父親生前治學從政，向來秉持學者風範，研究問題更是孜孜矻矻，科學務實，不喜歡虛浮誇大的口號。基於對台灣農業問題的深切關心，同時也是基於對李登輝的愛護和期許，父親對李登輝所提之“八萬農業大軍”政策，深覺不解與疑慮，曾在李登輝提出該政策後，邀約李登輝趁赴台北出席“行政院”院會之便，請他到“副院長”辦公室，詢問他有關該政策的具體內容，但始終得不到李登輝的明確答覆。父親更進一步垂詢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長”余玉賢，發現連余玉賢對“八萬農業大軍”政策都還一知半解。以父親追根究底的個性，他再向當時任職“總統府秘書長”、與李登輝亦淵源甚深之蔣彥士請教，不料蔣“秘書長”卻以生硬的臺語笑答：
“我也‘莫宰樣’（不知道的意思），老李的‘八萬農業大軍’可能是抄取自《聖經》吧！……”
在不得要領的情況下，父親決定親自到中興新村向李登輝問明原委。事先，他要咨議楊博光以電話約定好拜訪時間，並由楊博光陪同他一起依約前往中興新村。父親與楊咨議準時抵達李登輝的“省主席”會客室時，“主席”辦公室的機要人員卻說，“主席”外出巡視去了，出人意外地讓他的老師、長官，也是“行政院副院長”在會客室裏枯等了四十分鐘，李登輝才出面會客。
據楊咨議事後回憶，當時李登輝見到我父親時，並未就遲到之事說明或致歉，見了面就滔滔不絕講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當然，父親也不可能在這次的會面中從李登輝口中得到滿意的答案。
父親從事科學研究多年，研討問題一向是鍥而不捨，治學態度非常嚴謹，“八萬農業大軍”問題得不到李登輝本人的答覆，一直耿耿於懷，希望李登輝不是外面批評的只是喊喊空洞不實的口號而已。回台北後沒幾天，父親又交代楊博光，要他聯絡中興新村李登輝“主席”辦公室，表示將擇期再前往造訪。李登輝卻答以：“不用麻煩‘副院長’，這兩天我回台北到公館拜訪好了！”
過幾天，“省主席”李登輝果然依約到台北延平南路的“副院長”住所探訪我父親。據楊博光日後回憶，當天他本來陪同我父親等候李登輝蒞臨，但當李登輝抵達後，父親很客氣地請楊咨議暫時回避，在客廳外等候。根據楊博光告訴我，他在客廳外不久，就聽到客廳內李登輝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後，李登輝甚至以高亢近乎咆哮的音調對我父親說：“徐先生，你是已經快要退休的人了，你不要反對我，也不要管我的事！”講完這席話，李登輝就怒氣沖衝地拂袖而去。
父親當場依舊保持良好的風度，並未對李登輝動怒，但他內心的傷感和無奈是無可言喻的。當天晚上，父親告訴母親和家人說：“李登輝先生今天到家裏來，對我發脾氣，態度非常倨傲無禮！”說完，只是不斷搖頭嘆息，並未作其他表示。
母親見父親情緒低落，便勸父親，認為父親為人太過認真固執，人家也許是為了做官，以政治口號為標榜，而父親卻要“科學求證”，用科學去檢驗他的口號。雖然基於愛護之心，本于善意，但李登輝會領情嗎？往後情況的發展果真應驗了母親的講法。
據擔任父親機要秘書多年的邱慶彰先生日後告訴我，李登輝到家裏咆哮的同一天夜裏，大約己經近十一點多鐘的樣子，他接到父親打給他的電話。父親的語氣很沮喪，他告訴邱慶彰，今天白天李登輝到家裏，居然在客廳裏大聲咆哮。他覺得實在枉費自己過去對李登輝的提拔照顧，沒想到李登輝會這樣對待他，令他深表灰心。在電話那頭，邱慶彰只好不斷安慰父親，也從此對李登輝之為人處世重新評估。
李登輝對老師咆哮事件，是李登輝與我父親間彼此“心結”的開始，也是往後兩者關係漸行漸遠的肇始。
後來，我看王作榮先生在寫《壯志未酬》一書時，就李登輝作風、個性作分析，其中有些部分是相當正確而深刻的。例如王先生說李登輝是“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能忍而難容”，“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喜怒情緒有諸內而形諸外”等。
李登輝咆哮徐府事件，父親日後極少再提及，他老人家個性雖然嚴肅剛烈，但內心實仁慈寬厚，氣度恢宏，是我們這些子女們不及者。
歷經那場事件後，父親和家人己隱約感覺到，對李登輝而言，幾十年的恩義情誼即將付諸流水，只是萬萬沒想到李登輝之“宿怨”與“難容”之作風與個性，竟是如此強烈，不知道李登輝個性的朋友，可能很難以常情判斷之。
“八萬農業大軍”是李登輝當“省主席”那段期間相當重要的政策之一。但是，自從他于一九八四年更上一層樓，被蔣經國選為“副總統”搭檔人選，離開省政府後，這所謂的“八萬農業大軍”似乎也化為一絲青煙，從此便不知所終。不久之後，邱創煥繼李登輝擔任“省主席”，又提出了另一個口號——“精緻農業”，取代了李登輝的“八萬農業大軍”。
父親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並受聘為“總統府資政”，當時，他已經七十六歲。父親的個性耿介不阿，樸實好學，日常幾乎沒有什麼休閒生活，一生除了公務，就是讀書研究，從早年就養成了這一習慣。因此退休以後，雖然公務壓力減輕了，但是，他並未鬆懈研究學問的精神。
父親曾經說：“我對研究問題很有興趣，除了早期農業與土地問題之外，現在對新資源開發也一直在努力。”足見他雖然已從“政府”很高的職務退休，不再過問政事，對研究工作猶捨不得割捨。父親一生的著作甚多，內容並不局限于農業科技。
父親在政壇上，雖先後受知于先“總統”蔣公、陳誠“副總統”和蔣經國先生等，但以其學著風範，生得一身傲骨，固然受到當局尊重，但和當局關係其實並不親近，在政壇的道路上可說也是履跡孤寂，有壯志難酬之嘆。他沒有縱橫政壇的機會，卻是一步一個腳印，為台灣農業付出了無窮的心血。我認為，他是對台灣農業最有貢獻的人士之一。
母親是典型的家庭婦女，相夫教子為其生活之重心，夫妻感情深厚。不過母親生性熱忱，樂於助人，不論公私，均常有親友透過她向父親說情，她因拗不過人情而向父親進言，但皆為父親嚴峻回絕。父親的鐵面無私，對她的說項不假辭色，常令母親深感難堪與為難。面對父親不近人情的作風，她也深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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