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蔣經國準備競選連任“總統”，而在台灣國民黨十二期二中全會上，意外地提名當時任“台灣省主席”的李登輝先生為“副總統”候選人。三月，國民大會正式選出蔣經國先生連任“總統”，李登輝先生當選“副總統”。
李登輝之出線，頗讓許多人有跌破眼鏡之感，紛紛由各種角度解讀蔣經國之心意。當時，在臺籍人士當中，“副總統”謝東閔原有意爭取競選連任，“內政部部長”林洋港也被期許。而外省籍政壇人士當中，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甚被倚重，外界均公認是蔣經國心目中的接班人。而蔣經國卻提名了年紀較輕、資歷較淺的李登輝為“副總統”。到底蔣經國是把副總統當做是無足輕重的虛位備胎？還是他已認識到大勢所趨，政權終將交由本土的台灣人士而做的安排？無人能知。
在台灣人中，謝東閔先生已年邁，不列入考慮。而其餘的政壇人士中，李登輝似乎比林洋港“安全”，因為李登輝既無子嗣（李登輝的獨子李憲文已于李登輝任“省主席”任內因鼻咽癌去世），也無派系背景，更無深厚班底。
根據李登輝自己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話中提到：“當農業問題出現困難的時候，蔣經國便叫我去，也許是因為我這個人只對日本學問和農業問題有興趣，對政治事情則是看起來一點不感興趣的緣故吧！”顯然，李登輝相當沉穩內斂，讓蔣經國感覺他不是一位汲汲于名利、爭權奪利的野心者。
至於李登輝之安全資料，根據了解，蔣經國早就了若指掌，認為蔣經國事前不知者就未免太不明瞭蔣經國的統治手段了。
父親對蔣經國先生拔擢李登輝出任“副總統”的看法是，蔣經國似乎刻意挑選一位政治背景有瑕疵的人（因李登輝過去有“自新紀錄”）作備位者，相信是有他的政治警惕和考慮的，因為這種人沒有反叛的本錢。
父親的觀點如果真是與蔣經國所考慮者不謀而合的話，那麼往後之發展顯然不是蔣經國所能預料的。
蔣經國心目由的接班人是否真是李登輝？
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是蔣經國更進一步將“政府”台灣化的舉措。雖然關於這個問題，他至死都保持暖昧不明的態度，但是根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曾經表示：“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為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經國先生曾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引自李登輝《台灣的主張》第一章：我的思想歷程）似乎全盤否定了蔣經國視其為接班人的說法。
李登輝的說法顯然和他對“監察院長”王作榮親口說的大相徑庭。王作榮在他的回憶錄《壯志未酬》一書中透露：“……在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據他親口告訴我，經國先生對其愛護培植，有如父之於子，無論應對、進退，國計發生，都極盡耳提面命之責，地方人事已完全授權給李登輝，外交、大陸政策亦令其研究歷練，培養其為繼承人已十分明顯。”（引自王作榮《壯志未酬》，第三十四章——聖眷優渥）兩者說法顯然不同。
不過，我可舉例印證王作榮先生之說法。
因為一九八五年農曆春節期間，當時的李登輝“副總統”曾經有一次來家裏向父親拜年。在客廳裏我隨侍在旁，獨記得李登輝先生向父親透露，他與蔣經國先生相處之關係，說詞與王作榮先生所言大致雷同。
我不了解為什麼十幾年後，李登輝竟會顛覆以前的講法，對蔣經國先生之用心幾乎全盤否定？記得那天李登輝離開後，中午進餐時父親苦笑對我說：“我看李登輝先生想等著當總統了！”
當然，我們也可將李登輝那天據說有關與蔣經國關係的話解釋成他向老師炫耀而已，並非實情。（李登輝登大位之後，遇到有早年故舊拉關係時，往往斥責對方是在“炫耀”。）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下午，蔣經國“總統”驟然病逝，享壽七十八歲。李登輝隨即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的監督下，依法宣誓就任台灣“總統”。
當天晚上，我從電視上得知了蔣經國先生病逝的消息後，向正要就寢的父親報告，父親顯得黯然神傷。他和經國先生從一九五○年左右即有往來，早年他曾經到經國先生長安東路寓所作客，後來並擔任六年蔣先生的副手。兩人雖然談不上什麼私誼，但父親由一介學者進入政壇，蔣氏父子對父親有提攜之恩，這點是不容我們否定的。如果連這點感恩的人情義理都不懂，還要拼命去抹殺過去的點滴之恩，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到哪去了?
早年親炙的學生能夠當上“總統”，父親自然與有榮焉。他滿懷真誠為李登輝祝福，也充滿著期待，祝福他政躬康泰，期待他帶領著台灣邁向政治民主、經濟繁榮之境，以增進人民的福祉。
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曾經禮貌性地拜訪了幾位“黨國大老”、“資政”和“國策顧問”等。元月十六日上午，李先生來家裏拜訪父親。這也是李登輝繼任“總統”後，一直到父親于一九九六年去世為止，第一次會面，也是最後一次會面。往後的八年當中，父親從來不曾要求見李先生，也從未出席過“總統府”的動員月會，李先生也從不曾來探視久病纏身的父親，師生二人再也不曾晤面。
經國先生剛逝世的那兒天，因李登輝就任“總統”不久，為了多了解李登輝總統過去經歷的事情，許多媒體紛紛打電話到家裏，向父親表達想來專訪的意思，希望能由父親口中知道一些親身見聞，均被父親一一婉拒。我個人倒有兩次，因對方實在十分懇切，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代父親出面接受訪問。
第一次是元月十四日，接受當時的《聯合報》記者周玉蔲專訪。周小姐的問話很尖銳，所以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記得她開門見山地問我：“李登輝‘總統’在擔任‘副總統’以後，總共來探訪老師幾次？”她還問：“你認為李‘總統’真的如他自己所說，沒有政治野心，退休之後要去當傳教士嗎？”
那時我是代替父親接受她的訪問，因此，實在很難以答覆這樣的問題，我只有支吾以對，講些無關痛癢的話。哪知道約莫三年後，她撰寫了一本《李登輝的一千天》，令我感到相當詫異。
我第二次代表父親接受媒體專訪，是應邀到《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接受“臺視新聞熱線追蹤”執行製作洪美珍小姐的錄影訪問。主題是“談對李登輝‘總統’之了解與印象”，該節目中尚訪問了時任“台北市政府秘書長”的黃大洲等人。這個節目在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間播出。
記得當天我接受訪談時，有這麼一段發言：“李‘總統’早年即對自己、社會、台灣抱有使命感，與他接觸後就會感受到……他對自己的期許很高，也有自信，他一定會堅忍奮發，突破困境。”我最後作結語時還說：“我期待李登輝時代來臨，改變歷史。……”不知何故，這段話卻被電視公司刪除。可見當時威權陰影仍未從媒體心中去除，連“李登輝時代”都算是“敏感字眼”。
依李先生的性格，他在需要沉潛時，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表現出他的謙恭和卑微。然而，他內心始終是糾纏著憤怒與傲慢。一旦大權獨攬，他決計不甘於雌伏當人傀儡的，內心深處他當然是薩達特，只要主客觀因素都對他有利，他就會當薩達特。
我早已隱約感覺到，權力惡鬥是往後台灣政局難以避免的結果，日後果然成真。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主席寶座之爭儼然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長久以來，台灣始終號稱是“民主國家”，但誰都知道，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一直未在這塊土地上真正紮根。國民黨只依恃龐大的勢力，嚴密的組織，盤根錯節的人脈，牢牢地掌握著台灣的資源和發展。身為“總統”，當然要兼任黨主席才能鞏固所謂的“領導中心”，才能貫徹領導者的意志。李登輝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對黨主席的職位，焉有不垂涎的道理，既然是夢寐以求，便非到手不可。
也不知道那是蔣經國刻意的安排，或是他過世之前根本措手不及，無暇思考到接班人權力分配的問題。蔣經國過世後，權力是分別掌握在幾位人士手中。換言之，蔣經國去世之初，島內政壇沒有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分配權。在經國先生去世後，分掌大權的蔣經國遺臣，包括黨的秘書長李煥先生、“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軍事系統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等。至於其他的重要人物，像是宋楚瑜等相信都有共識，準備眾星拱月，將李登輝推上黨主席的位子。從表面上看來，他們是為台灣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前途著想，但私底下，相信他們是各有盤算的。
一位和父親交情頗深的黨國大老，那時曾經向我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蔣氏父子威權統治的時代，不要看那群王公大臣或者軍事將領個個威風八面，似乎權傾一時，但實際上在蔣氏父子眼中，都僅不過是一群供其使喚的奴僕而已。這些長年在蔣氏父子左右的親信大臣，當然非常明白“君能貴之，亦能賤之”的道理，他們的仕途完全掌握在主子的手掌心。蔣經國去世後不久，李登輝權力又遠沒站穩，誰能接掌主子的寶座，實在說任何一位“大臣”都有爭取的空間。至少這些大老都要鞏固既有的地盤，就算是集體領導，也是當家作主千載難逢的機會。
尤其是在外省大員的眼裏，李登輝的黨政資歷明顯不足，只是拜省籍因素以及蔣經國驟然病逝所賜，捷登大位。而李登輝平日對國民黨黨內大老向來是謙恭有禮，卑抑自持，這些大員認為可以掌控李登輝，所以才推舉李登輝出任黨主席，這樣既可對外杜攸攸之口，對內也可以暫時維持集體領導的局面，各取所需。當時，大家最忌憚的不是李登輝，反而是蔣公的夫人宋美齡女士。他們擔憂這位在蔣經國時代退隱多年的老夫人，可能會利用權力真空的機會，出面干政。
公推李登輝出任黨主席是早已安排妥當的事。不料宋美齡女士突然捎來一封信及幾次電話轉達，希望能將黨主席的繼任人選問題延後處理；至少應先辦完經國先生後事，甚至能推遲到那年的七月十三日舉行的“十三全大會”召開時，再作議決。
蔣夫人這招意外之舉，幾乎打亂了原本的佈局。在接到蔣夫人的這封信之後，最感為難和焦慮的莫過於黨的秘書長李煥和“行政院長”俞國華。李煥是經國先生的親信，但他和老夫人的淵源並不深；而俞國華則出身官邸侍從，對夫人一向敬畏有加。為了應付這個局面，相信他們傷透了腦筋。
當時，如果他們順從老夫人的意思，把推舉黨主席的日子延後，社會各界得知上情，必然招致各種反彈批評。他們更惟恐夜長夢多，萬一夫人派抬頭復辟，老夫人重掌大權，蔣經國遺臣們的地位豈不等於回到從前當“家臣”的年代，自己當家做主的美夢可能成空。但如果違逆了老夫人的意思，蔣家畢竟根深蒂固，昔日威權一息尚存，仍令大家惴惴不安。
許多人事後猜測，蔣宋美齡當時插手此事到底是出於主動，或是受到親信誤導受縱容所致，矛頭紛紛指向蔣宋美齡身邊的那群人。
包括她的外甥孔令侃和孫子蔣孝勇等人。
日後，我由蔣孝勇先生口中得知真正原委和外邊的講法有很大的出入。這裡邊的隱情，相信俞國華先生與其他幾位中常委事後也知真相，怪不得俞夫人董梅真女士曾說：“政治實在太可怕了！”以我旁觀的角度看，都深有同感。
當初李煥和俞國華等人己經決定甘冒大不韙，違逆老夫人的意思，仍按計劃提名李登輝先生為代理黨主席。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台灣國民黨中常會中，只因俞國華一時延遲，卻發生了宋楚瑜先生一番義正嚴詞、慷慨激昂的發言，發揮了所謂“臨門一腳”的功能。雖然隨後仍按計劃通過推舉李登輝為代理黨主席案，但已令俞國華先生難堪又氣憤。
宋楚瑜的“臨門一腳”，造就了李登輝與宋楚瑜間的親密關係，但這也是兩人恩怨情仇、關係糾纏不清的開始。
在這之後，李登輝當政的道路上，面對外省籍保守勢力，即所謂“非主流派”的挑戰，鬥爭激烈。這期間，發生了“起立推舉黨主席事件”、“二月政爭”等事件，這些重大事件，各種報道汗牛充棟，我也不再多費筆墨。
一九八九年，所謂的“八大老”勸退林洋港與蔣緯國搭檔選正副“總統”。“八大老”當中的蔣彥士先生和父親亦是舊識。蔣先生曾經是李登輝任職農復會時代的老上司，堪稱李登輝政壇生涯的“貴人”之一。他在蔣經國身邊曾經紅極一時，曾出任“行政院”、“總統府”、台灣國民黨三大秘書長，蔣經國對他如此信賴，在政壇可說史無前例。
但在蔣經國先生晚年階段，他卻因涉及“十信案”，從黨的秘書長寶座黯然下臺，而且被打人冷宮，列為“永不錄用”名單。
平心而論，我覺得蔣彥士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更善於折衝樽俎，具有高度的協調能力。當時李登輝受困于主流、非主流鬥爭漩渦中，難以脫身。這位老長官自動請纓，加入協商陣容，並且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角色相當吃重。因而，事後李登輝邀請他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取代了原“秘書長”沈昌煥，此舉並不叫人意外。
蔣彥士在政壇經歷多年，自然深諳官場進退之道。眾所皆知他早年有恩于李登輝，但他在李登輝崛起政壇、並且高居“副總統”之尊時，即對以前的往事絕口不談，反而事事推崇李登輝。李登輝讓老長官“解凍”復出，擔任“跑腿的”工作，(按：說蔣彥士先生擔任“跑腿的”工作，是李登輝自己的說法。他曾公開宣稱。“總統府”和黨的秘書長，都是“跑腿的”工作。)一度也很受倚重。
日後，李登輝之所以提名郝柏村先生取代李煥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在這過程中，蔣彥士先生必定是幕後獻策者之一。
我至今印象猶很深刻的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正是農曆春節期間，蔣彥士先生來家裏向父親拜年，我亦隨侍在伴。蔣彥士先生親口告訴父親：過年前幾天，我與李“總統”、郝“院長”三人相談近二小時，李“總統”幾番誇讚郝“院長”之政績，而郝“院長”感動之餘，也回應李“總統”——報告“總統”，我在替你寫歷史。彼此一片祥和融洽，肝膽相照。蔣先生提及這段過程時，臉上猶難掩沾沾自喜之色，他似乎對李、郝良緣的撮合頗覺與有榮焉。
不過蔣彥士先生雖是提拔李登輝的恩人之一，但最後李登輝似乎視他如敝屣。因蔣彥士不諳日語，某雜誌透露稱李登輝某日在“總統府”接見日本外賓時，當面指著蔣彥士對日本人說：“……他是個傻瓜！不用理會他……”事後我經求證，確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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