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日本殖民當局為防止台灣同胞起來反日，在台灣加強殖民統治，極力推行日本化，號稱“皇民化運動”，妄圖徹底斬斷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
在“皇民化運動”的推動及影響下，淡水公學校的課程有了很大的變化，日文課大量增加，成為主課。在校內，老師學生都不得講中國話（臺語），也不得寫中國字，一切均以日文為主，違者將受到處罰。為了監督師生的言行，校方還挑選了部分學生組成糾察隊，進行巡查。糾察隊出巡時，均帶有臂章，攜帶筆記本，如發現有用中國話（臺語）交談的一律登記，並給予口頭警告或罰款。
在六年級的學生當中，對校方的這種做法有兩種態度。陳金要等部分學生，不予理會，認為這些規定不合理，在下課後仍大聲用臺語交談、講笑話，他們說：“講臺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不信糾察隊員回家不講臺語，台灣人不講臺語還是中國人嗎？”而李登輝等另一部分學生，態度完全不同，他們以作日本殖民者的順民為榮，盡可能用日語來交談，用日文來書寫，並期望通過平時對日文的聽、說、讀、寫等練習，考試時取得高分，光耀門庭。如果能拿個獎狀回家，就更是讓家人倍感光榮，讓鄰居也沾光的喜事。
在六年級的史地課本中，告訴學生們的是：我們的國家位於北半球上，東臨太平洋，西接日本海，整個國家有四個大島組成，即由北至南分別為北海道、本洲、四國、九洲，我們的首都在東京，天皇裕仁就住在東京的皇宮裏。我們的領土北接樺太（是指中國被日本佔領的北方四島，現被列為俄羅斯版圖），南接台灣，是亞洲最強盛的國家。我們的天皇勤政愛民，是三軍的統帥，是“萬歲天神”，百姓都應該以作為一個日本國民為榮等等。
對於書中的這些內容，許多同學感到反感和迷惑，他們說：“我是中國人，怎麼會是日本人呢？”“我們的國家應該是中國而不是日本吧？”“既然說我們是日本人，為何日本人瞧不起我們，不但瞧不起，教師的待遇也有差別，連配給品的比例也不同呢！”這些課文內容越講越離譜，使同學難於接受。有天上午，上修身課，由校長松田親自上課，有一位大膽的同學向松田提了一個大家都很害怕問而又很想問的問題：“請問先生，我們為什麼要說日語，而不講臺語？”問題一提出全班譁然，沒有人敢出聲，連表情也都收斂起來。松田當即要李登輝和另一個同學來作回答，他二人不敢作聲，怕說出了心中真正的想法，要麼被同學、家長責罵，要麼被校長責罵。在無人作答的情況下，松田按耐了一下自己的情緒，然後解釋說：“明治28年滿清政府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皇軍接收台灣時，曾經明令公告：想回到中國大陸去的，大可收拾行李回到福建去，天皇絕不反對，也不加阻礙。但是你們的祖父、父親們並沒有帶你們回唐山，既然不願意回去，想留在台灣繼續生活，那就表示願意服從日本天皇。因此，你們沒有理由再做漢人，而是必須要做日本天皇的子民，學日文說日語，改日本姓，徹底‘皇民化’才對。”松田的一番解釋使台下鴉雀無聲，沒有人再敢發言。
為了培養學生的武士道精神，日本教師把日本“國民小學”教育方法中最毒的一招用到了淡水公學校。在進入五年級以後，半數學生的成績屢退不進，日本教師渡邊認為，要改變學生成績下降的局面，必須要激發學生的潛能，跟日本小學一樣，每個學生都要樹立假想敵。渡邊對學生們訓斥說：你們中國人常講“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恒忘”。你們的古人又說，“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恃之。”顯然你們不了解這項真理，所以滿清才會滅亡，台灣島才會成為日本帝國的領地。因為我們日本人能夠體會這個道理，日本在幕府時代每一位城主都想開疆拓土，武士們也都積極為城主而戰，這是何道理？原因就在每一位城主都預設了“假想敵”。以“假想敵”為考量，為競爭的對象，若城堡實力不如鄰近的“假想敵”，則加緊生產武器，訓練武士，提升戰力。這在消極方面可以防範對方來併吞鄰地，在積極方面可以併吞對方城池，然後再尋找實力更堅強的“假想敵”競爭。這樣大和民族才得以強盛，立於永久不敗之地。反觀你們中國人就沒有這種觀念。所以，現在中國很弱，領土隨時會被他國侵佔，這都是中國人不會設想的緣故。從今天開始，每位同學都要自己找目標，設立“假想敵”，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決鬥、打架，而是要藉著對峙的關係，相互競爭，激發讀書熱情。渡邊要求全班前10名為前20名的假想敵手，例如第一、二名互為“假想敵”，三、四，五、六名也都如此。
當時該班的第一名是紀福明，第二名是李登輝，渡邊當場就問，“紀福明你的假想敵是誰？”紀福明用眼向後示意一下李登輝說：“是他”。渡邊又問“他是誰，大聲把他的名字念出來。”紀說：“是阿輝”。“阿輝是誰？”紀有點不好意思，大聲用日語回答，“是李登輝”。渡邊深知這樣做，對僅十余歲的孩童來說非常殘忍，也缺乏人性，但是為了激發學生的潛能，培養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的“人材”，只好把這個毒招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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