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蔣氏父子近40年的統治中，權力體制基本上是蔣氏家庭的個人專政，其特點是家庭性、繼承性、封建性的大融合。李登輝接掌最高權力以後，軍界、政界一些人士內心不服。台灣人看慣了國民黨當局幾十年強人政治的舊把戲，對李登輝這位表面純厚和靄、文質彬彬的區區一介書生，能不能在險象環生的政壇上穩住陣腳，在未來日益複雜的局面下有所作為，心存疑慮。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在權力交替的複雜形勢下，李登輝顯露出了嫺熟的政治手腕，上任伊始，便一步一步地施展出來，他頻頻拜訪“大老”，約見軍、政要員並表態許願，收買人心。
繼任“總統”的第二天，即1988年1月14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見軍方首腦郝柏村、汪敬煦。他的目的十分明顯，一是藉機摸摸軍方對他的態度；二是溝通聯絡感情。當時擔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立即表示軍方謹守“國家”法統，效忠新繼任的“總統”，當天就通電錶示擁戴李登輝出任“總統”。軍方的態度使李登輝松了一口氣，吃下了定心丸。
1月15日，李登輝便前往士林官邸以晚輩弟子的身分拜訪宋美齡、孫運璇等國民黨元老，表示自己“多年來追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今後一定要遵循遺願”，並就當前國是同元老們進行了懇談，向他們請教，並向這些前輩們問寒問暖，態度十分謙恭。
拜訪“元老”之後，李登輝又邀請“五院”院長到“總統府”晤談，表示：“本人與五院院長或受蔣故總統知遇之深，或受全體國民黨託付之重，敢不銜哀奮勵，共維憲法運行于不輟”。據說“五院”院長對李登輝的一席話都深為感動，一致表示：今後當遵照“總統”指示在各自的崗位上盡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
與此同時，李登輝還一有空就到蔣經國的靈堂致哀，以“十分真誠”的態度表示出不能“自已”的悲痛。
為了顯示自己“為黨、為國、為民”的一片忠心，李登輝上任後還為自己手書了三點座右銘，內容是：一、一切作為，向歷史交待，不在乎毀譽，而在於歷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當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能建立制度，求國家之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他親手寫就這三點座右銘以後，還經常出示於人。
李登輝登臺以後，這一連串的節目演下來，果然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評，取得了各界人士的好感，台灣報紙在作了大量的報導之後，評論李登輝具有“忠誠、樸實、專精和親和的作風”。尤其是台灣的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李登輝“不結幫拉派”，表現“恰如其分”，是“調和工程的能手”。他的老友黃連福教授還說他“態度謙和、思想開明”。在蔣彥士和俞大維的眼中李登輝是位忠厚老實的好人。
擁李派的“馬家班”（專司為李登輝吹捧拍馬的一幫人），深恐他的德望不足，還拼命為他宣傳造勢。據報導，宣傳單位化了兩千萬元新台幣，印製了無數的彩色海報，貼遍了全省的交通要道和大街小巷。此外，還忙著將李登輝的“證道詞”及演講集整理出版，並商請日本方面和美國方面出日文版及英文版廣為發行。
實踐證明，李登輝在當權之初和以後，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使許多人都感到蔣經國當初被李登輝的假像所蒙蔽，看人看走了眼。其實看走眼被蒙蔽的不只是蔣經國一個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特別是國民黨元老滕傑感受極深。台灣一份刊物報導說：“大約是1988年6月間的一天，李‘總統’約滕先生到‘總統府’面談，對於黨的‘革命民主’屬性，他完全同意滕先生的主張，不但要維持，而且要親自下令在十三大全會上宣讀總裁有關‘革命民主’的訓詞。對於設黨的副主席一事，則表示如果大家同意的話，他個人沒有意見。滕先生自忖此事先已徵求大家的同意，李‘總統’既然沒有個人的意見，故應該沒有問題，於是正式擬妥提案，並交給國大代表為主的幾個人去做聯署的工作。誰料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聯署了250多人之後，才了解中央根本沒有修改黨章增設副主席之意，到了開十三大全會，經當時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會場向滕說明，他才恍然大悟。”連有與中共鬥爭數十年經驗的滕傑都被李登輝給“玩了”，其他人更不必說。李登輝手腕之高，可見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