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哈特在他的《戰略論》中講了一句令軍事家們信奉推崇的名言：“突然性是戰略的本質”。
很難想像，喪失了“突然性”的8月23日會是怎樣的一種結局。有一點則可以肯定，炮擊金門沒有了引人入勝的情節，失卻了雋永光彩的魅力，降低了懲罰打擊的力度。
毛澤東有一次向彭德懷提問：我們那許多大炮，在蔣介石的眼底底下搬過來運過去，他能不曉得？彭德懷答：前線的官兵有辦法，可以讓他不曉得。
確保突然性——8月23日第一次炮擊金門成敗的關鍵。大戰略家毛澤東苦苦思索、並要求他的將軍們必須實現的課題。
1993年9月8日，在軍事科學院原顧問石一宸的會客廳內，我與年屆八旬的老將軍促膝而坐。
老人不無自豪地說：1958年8月23日，前線開炮的命令，是我在雲頂岩上的指揮所向下傳達的。
我心底竊喜：太好了，又對著一位核心圈子裏的人物。
石一宸這個名字，在社會上的知名度遠不如在軍界為高。我以為，這是因為人們往往習慣於把一次戰鬥或戰役勝利歸功於最高指揮員的緣故。最高指揮者絕對功不可沒，而且永遠是第一位的，但公平而論，功勳和勝利同時也屬於最高指揮麾下無數忠勇的將士，特別是那些協助運籌、謀劃精深、不求聞達、甘當無名的帳前幕僚們。
古人云：天時地利人和明君賢相驍將智士，七者兼備，戰無虞。
讀過六年正牌師範、喝過ABC洋墨水、從1937年著名的山東黑鐵山起義開始戎馬生涯的石一宸，是那種將“驍”與“智”合二而一、集于一身的軍人典型。
從最基層帶官兵幹起、在第一線衝殺陷陣一級級升遷上去的經歷，使他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大秀才”的文化根基又使他養成了勤於動腦善於總結打一仗就得提高一步有所收益的習慣。長期在高級作戰指揮機關給首長們擔任參謀、幕僚長，更使他眼光犀利視角高闊，才智得以淋漓發揮。很遺憾，當他終於升至大軍區副司令職、成為獨當一面的戰區次高長官時，中國的土地上早已沒有槍聲，就像超級球星失去了綠茵場一樣，最出色的軍人大概也很難在戰場之外證明自己的價值的。但石一宸不是這樣認為，他把自己的價值融入和平時期對未來戰爭的預測和思考之中，他廢寢忘食孜孜以求鑽研戰例闡發軍事理論的執著與幹勁，在我軍高級幹部中實屬罕見。無論擔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顧問，還是退下來，一不打獵，二不釣魚，三不搓麻將，四不甩老K，五不吃飯館，六不遊山水，每天除去散步一小時就是手腦並用，不停地讀，不停地寫，一部部軍事專著、文化文、回憶錄從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將軍筆下面世，《軍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問題》等論文還被列為全軍高級幹部必學的教材。“大概解放軍裏邊我寫文章算是比較多的。人老了，腦子就鈍了，經常用，衰退會慢一些”，說這話時，慈祥博學的老人洋溢著充實、自慰、欣然的神情。
面對功高不居耕耘不輟的可敬長輩，我暢想，當年陳毅、粟裕、葉飛能打不錯，英名早已彪炳一部不朽的現代中國軍事史，但他們的每一次勝利難道能夠離開眾多石一宸般極為優秀的戰將高參麼？戰爭，不光是打數量、技術，而且是打人才！忘了誰說的，此言對極。
書歸正傳，談及1958的“八·二三”，石一宸自然興奮、感嘆，老人說：毛澤東要求確保首次炮擊的突然性，這是一個很簡單也很不簡單的課題。很簡單——你在計劃中儘管把要求寫進就是了。很不簡單——實際操作中，任何一個環節哪怕出一個小紕漏，都有可能毀壞“突然性”。
毛主席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金門的眼皮底下大修工事、調動部隊、裝備而又不叫敵人發覺，確保打他一個措手不及，用今天的話講，這是一項複雜艱巨的大工程。
一個多月，我們無非操心好麼幾件事吧：
堵住敵人的耳朵。那時，福建前線敵特挺多，有從海上漂來的，有從空中丟下來的，還有隱藏潛伏下來的，常打信號彈發電報或搞破壞，搞得人們神經很緊張。記得有一天，刮大風，一小股敵特乘著暗夜摸上岩來，打了幾槍，回去大吹大擂。北京對這件事批評很厲害。我到前邊去處理，晚上，站在哨位上，叫幾個戰士在敵人上岸的地方走一走，確實是既看不到，也聽不到。我們海岸線那麼長，哨所再多，也不可能撒豆成兵嘛。防敵小股偷襲，一直是前線的一件大事。因此，炮戰前，我們一方面加強戰區的戒備，一方面為了保證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著手將戰區人口疏散，老弱病殘幼都遷到後方去了，地富反壞右分子也一塊大搬家，前線僅留下少數經嚴格政治審查的基幹民兵。這樣，前線的安全環境得到過濾和凈化，敵特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難以立足，等於把台灣、金門的耳朵堵住了。
捂住敵人的鼻子。懂炮兵的人都知道，對一個目標觀測的點愈多，點與點之間的距離越大，交會目標的方位角度便越精確，我們對金門幾百個目標一般都由三時交會觀察所進行偵察，所距基線由800米增至3700米，精確計算每門炮對每一個目標的射擊諸元，到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這個諸元打，預計進行面積射是可以得到滿意結果的。算好了諸元，一律不進行試射，一個多月裏，我們對金門不打一發炮彈，不讓敵人從硝煙裏邊嗅出我軍的真實意圖。
矇住敵人的眼睛。連天的大雨，給部隊開進、施工帶來許多煩惱、痛苦，但也有一個好處，遮擋了敵人的視線。所以，天氣最惡劣的時候，部隊恰恰幹得正歡哩。另外部隊調動一般都在天黑後進行，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偵察衛星和紅外夜視器，黑夜確實是個把所有秘密都一古腦裝起來的保險箱。8月22日午夜和23日淩晨，我們幾百門大炮和幾千噸彈藥從待機位置進入發射陣地，車輛全部閉燈行駛，當時急造軍用公路都修好了，很快，各就各位，馬上搞偽裝，太陽出來後你看吧，我們陣地上的影象和昨天沒啥兩樣，一切如故，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
麻痹敵人的神經。一個月內，我們適度地在福州那邊製造一點情況。福州龍田機場的飛機時不進起飛一下，偶爾，向馬祖打一點炮，戲不能太過，要恰到火候。敵人果然錯覺上鉤，8月22日蔣介石還派了一個際戰師去加強馬祖，我們的“聲于北而擊于南”的策略大體奏效。
保證首次炮擊的突然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炮擊的時機。這可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開炮命令，必須由他親自下達。
8月23日，炮擊金門的指揮網路是這樣的：毛主席在北戴河做決定。葉飛把決定從北戴河傳到北京總參作戰部。作戰部王尚榮部長直接向廈門雲頂岩下達最後命令。雲頂岩前指總指揮是軍區副司令張翼翔，但他不管接電話，王尚榮的電話由我負責接，再由我向各炮兵群下達。預定17時30分實施炮擊，到底打不打，我們在廈門，就等北京王尚榮一句話了。
雲頂岩頂端有一個觀察所，我的指揮位置在這裡，我的周圍擺了十幾部電話機，作戰科長彭允泰帶幾個參謀幫我接轉電話，與各炮兵群、分群有直達線，有迂迴線，還備有分線路隨時可以調用，確保命令暢通無阻。戰時，我甚至可以同任何一門火炮直接通話，整個通信工作是相當出色的。
從下午15時開始，我與總參王尚榮開始用加密電話聯絡。我一直握著電話機子不敢松手。王尚榮說他在北京也是握緊了電話不敢松手。我隔幾分鐘問一遍“主席開炮的命令下來了沒有？”回答總是“沒有”。一直問到17時，王尚榮也有些焦躁不耐煩了，他的嗓門挺大，說：“老石，你別催命了，現在我比人還急呢，主席命令一來，馬上會告訴你！”這時候，下面炮群又來電話問我“到底打不打？”我也說，“別催，等命令。”可我還是憋不住催問王尚榮，一直催到17時20分，王尚榮突然在電話裏高興地說：“主席命令到了，17時30分準時開炮！”阿彌陀佛，盼星星盼月亮喲。
馬上向張翼翔報告。張翼翔也很興奮，說：“對表吧。”
於是，我要求各炮群對表。按照部隊在戰爭年月形成的老規矩，對表均以最高指揮員的手錶為準，所以張翼翔的表這時是唯一的標準時間。當然他的手錶指針中午12時已經參照廣播電臺的報時做過較正。
炮擊前的那10分鐘，人們好像生活在地球之外的另一個什麼空間裏，很漫長，很安靜，只聽到桌上馬蹄表的“的達”聲，連從了望孔吹進來的海風輕微的聲響都能聽到。從了望孔望出去，天空均勻地布設著薄薄的魚鱗狀的雲彩，雲後的太陽像月亮一樣發出明亮、柔和光芒，敵島清晰無比。老天爺真乃助我一臂之力，為我們首戰告捷，恩賜了一個上等的好天。大、小金門和大、二擔，一切狀態如常，汽車在公路上跑。至頂冒著灰白色的炊煙。山頭、稻田地裏，三五成群的國民黨士兵還在構工。料羅灣，悠哉自得地停泊著幾艘軍艦，有人有車在碼頭裝卸。對大陸的高音喇叭仍絮絮喋喋唱著反攻高調……週末星期六，又是開晚飯時間，確是國民黨軍最鬆馳、懈怠的時候了。
17時27分，我說：“各炮裝彈！”
二十秒內，四百五十九門大炮迅速撤除了火炮偽裝網，搖起了炮身。裝填手將第一波炮彈推進炮膛，關閉了炮閂，瞄準手按事先賦與的諸元將炮口定位。
17時30分，分針與秒針成直線的瞬間，我對著送話器下達了命令。命令就是兩個字：“開炮！”
說完這兩個字，我猶如卸下了千斤重負。作為軍人，一生中能夠參與指揮像炮擊金門這樣重大的作戰行支，用一片憤怒的炮聲向全世界表明中華民族不允許外來勢力插手台灣海峽、偉大祖國必將重新統一的吶喊，神聖、莊嚴、自豪、光榮，諸多感覺攪在一起，心情確實難以平靜。另外，我們按照毛主席意圖，圓滿實現了打擊的突然、猛烈，達到預期的戰略、戰役目的，就像三伏天吃了一個脆沙瓤的冰鎮西瓜，肚子裏特別的爽快舒服呀。
炮戰就是如此，命令一旦下達，唱主角顯神通的就是大炮和一線的官兵了。於是，我們幾個指揮員暫且忙中偷閒，都走到了望孔前，看外面的熱鬧和風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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