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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畫家，作家。台灣人。1949年生於台北。祖籍北京。
1972年畢業于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當過台北成功高中美術老師，“中視”新聞部記者。1979年入美國紐約市聖若望大學東亞研究所任中國畫指導教授，次年被聘聖若望大學專
任駐校藝術家。198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主修藝術教育。1991年在台灣成立水雲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其間一直從事繪畫、寫作、演講，並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辦畫展多次，更以暢銷書作家聞名台灣、內地及海外華人區。
1993年開始在內地出版各種作品，以散文及勵志小品為主，迄今總計已達幾百萬冊。1999年《中國圖書商報》公佈的“全國圖書零售排行榜”上，“當年文學類”前一百名中，劉墉有20本書進入，其中有七本踏進前十名，被稱為“特級熱銷作家”。
1999年開始，以內地所得版稅在內地捐建小學，目標是捐足50所。迄今共捐建26所，其中23所已啟用。
11月京城初雪，台灣人劉墉隨寒流而至。為他的新作《靠自己去成功》造勢之餘，在北師大做題為《從文學的美到說話的美》的演講。
讀他的書，是在如雷貫耳了他的盛名很久之後。知道他的書在坊間各處尤其少年人中如何熱賣，卻也聽聞不少人對他微詞，主要是我的同齡人，有的對他那種“勵志”、“處世”體不以為然：“人生這種東西能教嗎？就像天意難道可言嗎？幹這種事兒的人，從培根算起，有好人嗎？”有的不以為然他那種“表現自己”，覺得他“太熱衷，也太過熟練”，還有的嫌他說來說去，“都是小智慧，技止此耳”，甚至有的不喜歡他只是因為他寫得太多，“那天從書攤兒過，嘩，一排，全是他”。
11月4日晚上7：30,到希爾頓酒店劉墉下榻的房間採訪。54歲的劉墉一如想像地精力充沛，不出所料地善辯能言，有著40歲人的樣貌、30歲人的聲線，偶爾還露出20歲人的性情。談話間每逢可以用到自己術業有專攻的古詩文積累，便語速越說越快直至如滔滔江水，流利到似乎那是他的臺詞。作為一個台灣人會說一口京腔十足(其實都有些過重了)的北京話，更讓他得意到像學了新故事回家的天真孩童，展示起來自己陶醉其中不能罷休。
然而，當他說起童年，那早逝的父親、一炬焦土之後的家園，還有為母親居喪那年他捐建的10所慈恩小學，以及和兒子一起到弱智兒童中心服務時的所見所感，那一刻，他的音調和他所有貌似的自得自滿都像潮水一樣落下去，退到遠處，他的聲音聽上去沉到生命的最悲哀處、溫柔到迷離。那一刻，我想起台灣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對劉墉作品的評價———易讀、溫暖而無傷，也相信了自己讀劉墉時那些片刻的心動，像暗夜裏的微光，原來它們自有來路。
-9歲喪父，一生似經歷過很多悲哀，但在悲哀裏面有另外一種淒美
記者：我仔細讀了您自撰的簡歷，您列出來您父親去世的年份、您家遭遇火災的年份。一般人不會，簡歷好像就是用來寫教育背景、從業經歷、著述成就的。
劉墉：這你不提我還不會想到。對，其實不必列，可在我生命當中這些很重要。沒有9歲失去父親、13歲家裏房子整個燒掉，沒有16歲吐血休學，沒有40歲生女兒，恐怕作品都不一樣。
父親在世的時候喜歡徹夜釣魚，他都會把我帶著，抱在他懷裏睡覺。這時候我就可以聽釣竿頂端魚鈴的聲音、潮汐的聲音，然後聞到姜花的味道。所以後來我的作品，包括很多繪畫作品，都是夜景。一直到現在我喜歡聽水聲，聽雨打芭蕉的聲音，喜歡風吹過樹梢的感覺，我喜歡姜花。都是因為父親，他留給我很多幽深美好的印象。然後突然之間，他得了癌。然後，他就過世了。
那時我一個九歲孩子的心，是在悲哀與不知道悲哀之間的。我們家是施行古禮的，要一家一家去報喪，而且要跪著報喪，有些地方是要匍匐前進的。我當然對於父親的過世非常地傷痛，但是對於中國傳統式的這種報喪，我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方，親人過世，喪儀上如果你能不哭……
記者：大家會覺得你很自製，有尊嚴。
劉墉：對，因為你哭會讓別人不知所措，你的情緒應該隱藏在自己的心裏。可是在那個時代我卻聽到週遭的親人跟我說，哎，你看你怎麼沒哭啊怎麼怎麼。所以你會發現後來我有許多文章裏面會提到我對中國喪禮的看法。我覺得生時的孝敬是更重要的，所以母親過世，我們並沒有辦什麼公祭，只是有一個告別式，另外我捐了10所學校。
記者：父親的過世是不是讓您變得敏感了？
劉墉：是，另外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我家裏失火。我的貓也被燒死了，可我不信它死了，夜裏頭到廢墟上去叫它。失火的第二天我跟母親重新回到廢墟上，發覺一堆人跳墻而走，把燒剩下的一些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我的郵票因為在書架裏面夾得很緊，書燒掉一部分，那些珍貴的、我父親留給我的郵票還在。但是沒有地方放，因為沒有家了。就存在一個老朋友那兒，但隔了一陣子再去跟他要，他說他沒有看到過這個郵票。從此我也不集郵。
後來母親和我在廢墟間築了一間草房棲身。廢墟上原來的廁所還可以用，有時候夜裏去上廁所，因為房子都燒光了，就剩一些柱子，這時候你看星空，你可以想像那希臘的星空，哇，很美。然後曼陀羅花沒有被燒死，有時候清風吹來，曼陀羅花的香味跟廢墟上面那種燒焦的味道混在一起，你突然發現自己好像在廟堂之上。後來我在廢墟上種了一棵小香瓜，結了好小像乒乓球一樣大的香瓜，我一輩子沒有吃過那麼甜的。我種番茄，種番薯，我又在廢墟上養貓。你會發覺，這似乎是一種悲哀，但在悲哀裏面有另外一種淒美。
我沒有覺得悲哀。到後來連我吐血也一樣。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突然有一天晚上吐了半盆血。嚴重的肺結核，然後我就休學。得了肺結核也很好啊，在家畫畫，我研究詩就從那時候開始的，研究現代詩，研究傳統詩。後來我在大學裏面教詩，就是因為有休學那段時間。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我只是天性喜歡于細微中去找可愛
記者：這些真的是你當時的感覺，還是你事後往回看，因為歲月過濾掉那些傷痛之後你的感覺？
劉墉：對這個我不是很清晰，但我似乎都沒有覺得淒涼。很多藝術家都有這個本事，就是說你突然跳脫出來，回頭來看你自己，你不再是你。而且人若不能欣賞悲劇的美就沒辦法在精神上建立起來。所以，你看我寫《我不是教你詐》、《你不可不知的人性》，但接下來是《你不能沒有的諒解》。為什麼不能把世間的換一個角度來做一些思考呢？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基本的個性，把事情從負面看成正面，很圓融地，去泰然處之。
記者：小時候就可以？
劉墉：大概是這麼多挫折之後培養出來的吧。不過話再說回來，就好像沈三白寫的那個《童年記趣》，他可以種一些小草，然後想像是樹林，那個蛤蟆就變成了怪獸。我小時候也一樣，我很喜歡種花，我一直到現在都是。你可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在很多很細微的東西裏面去找可愛。你看週遭每一個東西，人家墻頭伸出來的花，也很美啊。這個“苔痕上階綠”，美啊。為什麼一定要去看河裏頭的污染，其實上面很可能是星空。所以我總可以在醜裏面見到美，連牛糞我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就是我的人生態度。
記者：那怎麼想到要把這些東西要跟別人分享？
劉墉：跟別人分享？這就好像柴科夫斯基講的，他說我不知道我曲子做得好不好，我只是把我心裏頭的律動寫出來，而我有話要說，而我總是有話要說。那就是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文章寫得好與不好，我只是把我心裏的感覺說出來，而我心裏頭總是有感覺。
-我的心很大，把天下的孩子都看做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拿自己的孩子做實驗
記者：在內地現在出的好像就是您的“勵志類”的書。
劉墉：對，勵志類，寫情類。還有處世類，就是《我不是教你詐》這些。那麼孩子們主要都是看《超越自己》、《創造自己》、《肯定自己》。但是這個書已經有16年了。
記者：是啊，您的女兒跟您的兒子也差了有16歲。都是教給他們成長，有什麼不一樣嗎？
劉墉：教法不一樣，教的觀念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以前兒子在讀書的時候我電視的聲音開得特別小，怕打擾他讀書。現在她睡覺的時候我聲音開得也很大，因為將來她到社會上不會有人幫她一定把聲音關小。以前我絕對不許兒子看電視做功課，現在女兒可以趴在地毯上一邊看電視一邊看功課，她有本事這樣還把功課搞好，我有什麼話說？我兩個孩子我都拿來做實驗，實驗我的教育方法。
記者：那您一定是對自己的方法相當自信。要知道，多少大人帶小孩兒都帶得哆哆嗦嗦的。
劉墉：不是這個問題。舉個例子，這邊是一個你的孩子，那一邊是幾百個孩子、幾千個孩子。突然發生災變，你往那邊跑你可以救幾千個孩子，你往這邊跑只能救你自己一個孩子。這個時候你怎麼做？你有大愛、大仁的話，你去救這幾千個孩子。
記者：您會怎麼選？
劉墉：我可能，我覺得，我可能會救這幾千個孩子。這是很殘酷的事情，讓孩子知道的話很殘酷。
記者：但你相信你做得到？
劉墉：我不敢講我一定做得到。我希望我做得到。同樣，因為我的心很大，不會限制在小的地方，我把天下的孩子都看做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拿孩子做實驗，然後把這個實驗的經驗拿出來給大家做參考，是，這實驗有可能會失敗，我害了我自己的孩子。
記者：就是啊？
劉墉：但是如果這個失敗的經驗可以幫助別人的孩子，我還是會做。當你把心放寬的時候，沒有什麼事情太看不開。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這麼注意健康，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如果我還身體不好，那我沒話說。如果非常不注意自己健康，到最後報銷了那我就覺得後悔。那有的人會說，我做好人，然後我卻這麼倒楣。問題是，那你就無負於天地之間。而你做壞人，那倒楣是你自作自受。
-你不可能去討好每一個人。我需要用我暢銷的書，來養我不暢銷的書
記者：可是，擔當這麼一個角色是挺危險的，孩子們不一定領情。網上看到大家討論你作品，有的說：“我有一段時間把他所有的著作全看完，之後就再也不想碰他的書。無法突破，這也是多產量作者的通病吧！”甚至說：“有一陣子我也挺迷他的書，看到最後就感覺好像在騙錢，就膩了。”因為你寫得實在很多。
劉墉：對的。
記者：但也有孩子這樣說：“我承認‘一成不變’的內容確實是讓我們這群死忠的書迷，感到乏味！可是‘飲水思源’，回想最初接觸劉墉的書時，正值年少對這社會充滿迷惑時，他的書有如箴言，句句深得人心，所以我仍然欣賞他，他終究是為了我們這群曾經迷惑歲月的青少年而‘用心’著！”
劉墉：他們講的都對。本來就應該，孩子對父輩，“師之、友之、敵之”，以他為師，以他為朋友，以他為敵人，才能夠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強。他們批判得非常對。所以我也要接受他們這一點。
內地這邊沒辦法看到我其他類的書，我寫《中國繪畫的符號》、寫植物，但是我每出這樣一本書，就會很慘，賣得很不好。像我寫人體的各個器官，《在靈魂居住的地方》，就講眼睛、鼻子、嘴啊。這當然是不可能跟勵志書重復，但是很慘。
我寫過一段話：“寫作這條路是艱辛的，一方面為了娛己，一方面娛人。多麼出世的作家大概都難否認，他會在乎讀者的迴響。只是普羅大眾畢竟不可能有極深的思維，於是求寵廣大群眾或呼應少數知音，這兩個目標就總在作家心裏拔河，我也一樣。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既要為自己說話也要為時代說話。當他怨讀者的水準不夠時，也應該想想是不是可以由深入淺出的方式，把讀者一步步帶上來。”所以我主張，你要寫給他看，同時使得他喜歡看。不是因為他喜歡看所以寫給他看。於是我就用一個方法。
記者：交錯出版？是不是也就像斯皮爾伯格拍電影，拍一個《辛德勒的名單》，然後去拍幾個好賣的，來養他那些他最想拍的？
劉墉：對，我就是交錯出版。台灣金石堂去年還是前年做統計，17年來我都是最暢銷書作家第一名。靠什麼，就靠你的多樣性嘛。你不可能去討好每一個人。如果書都寫得艱深，你不能夠好好賣，讀者減少，你真正沒有辦法推動你寫你理想的書。所以在心裏頭會拔河。我要用我暢銷的書，來養我不暢銷的書。我有我一公司的人要管，有我的公益事業要做。北京圖書館有我的畫冊，大本的中英文的畫冊，那種東西都是賠錢。我如果不出現在這種東西，我怎麼去養我賠錢的書啊。
而且我怎麼知道再過兩年、三年會怎樣，你可能像歌德能夠到很老還去喜歡那年輕的少女，還能去創作。但是你也很可能像……
記者：莫扎特。
劉墉：對，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我必須要抓住我仍然有的浪漫。
-人生，不想開又如何。我只是喜歡泰然，想辦法變得比較泰然
記者：還有一個，為什麼說擔當您現在這個角色是件危險的事，我身邊有朋友就說：“人生這東西能教嗎？教人生的人都沒什麼好人，你看培根。”還有一個例子大家愛提，林清玄先生，在他爆出離婚以後。
劉墉：可是為什麼要在乎他的離婚呢？因為我們並不是他，我們並不知道。而且我們應該就作品論作品。
記者：可能是，對於一個一直講修性、修為、人生境界的人，大家容易對你有更高的要求。
劉墉：不，他一定有更大的掙扎。就好像台灣有一個人專門講婚姻，要怎麼樣夫妻相處，可大家都知道他跟妻子處得壞透了。可是話再說回來，就是因為他處得壞透了他才思想，他才想怎麼把這個能夠反轉過來，於是他比別人更能深入地去思考事情。所以本來就不可以把作品完全跟人掛鉤。中國人講“畫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然後可以言畫”。那畢加索是怎樣呢？張大千的做法，拿到現在西方的社會制度裏面，是不是就被認為是對的呢？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批評另一個國家的文化，就好像文明人不能批評說哪個野蠻民族它都笨到不會釣魚或者網魚，非要用手在溪裏抓魚。他必須要自己去生活成那個民族，於是他會有了解。所以我覺得不必去苛責林清玄，我也不覺得應該要把人跟作品這樣聯繫在一起。
本來人都有悲哀，越是藝術，越是文學的，越有悲哀。像我有“十一點鐘憂鬱”，每天到了十一點，就覺得，像那首詩：“似滔滔的水，舊愁棄我們去，似疊疊的山，新愁正向著我們來。但是花也溫溫可愛啊，但是草也楚楚可憐哪。”悲哀啊。我難道沒有悲哀的地方？我當然有悲哀的地方，只是到最後你會覺得，小草小花溫溫可愛。真的這樣。
記者：難得您好像是比一般人想得開。
劉墉：不想開又如何？很簡單，人生，不想開又如何。什麼都想不通，然後慢慢把它想通。才想通，另外一件事情又想不通了，又把它慢慢想通。所以才有意思啊。
像我失眠，常常夜裏睡了沒有兩個鐘頭，醒過來，就背詩詞。“徘徊何所見，憂思傷我心”。你說到底是美，還是怎樣？所以古詩十九首，實際很棒。你會發現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反而比較泰然。《詩經》裏面所傳下來的，也多半都蠻泰然。我喜歡泰然，想辦法變得比較泰然。
至於做人，我認為每一個人應該實實在在，忠於自己，不負我心，不負我生。最重要是忠於自己，第二，你可以不說，但你不要撒謊。所以有的時候如果我問我的孩子，我發現他可能不得不撒謊的時候，我立刻回避。你為什麼要讓他去撒謊，那是可悲的一件事情。
-不能照顧人間事、世間人，你的修為又如何？我不認為我做的是慈善
記者：我在關於您的資料裏看到一句話覺得好———“每個人存活在世上，都是為了貫徹上天賦予自己的使命。”如果，這句話是成立的話，您覺得上天給予您的使命是什麼？
劉墉：我是活在當下的人。我不認為我被賦予什麼使命，我也不認為我有條件來承擔什麼使命。我只是很忠實地過這一生。
記者：您總說“不負我心，不負我生”，如何才是不負？
劉墉：就是，盡了自己的力。力就那麼點兒。有一次演講人家問：劉先生你這個慈善事業是一直要做下去嗎？我很坦白地說：我得行有餘力。要看我有沒有這個能力。今天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做慈善，我說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認為那個是慈善。我只是做而已。
記者：為什麼這麼說？
劉墉：為什麼要想那個叫做慈善呢？不知道的行善才是真正的行善。你行善說，為善最樂。這個境界已經不是最好了。我的朋友經常說，你這樣做你會有善報。圖善報的行善，就又是下一等了。現在我來跟你講，我的心裏都不舒服了。為什麼要講這個事兒呢？
你曉得做得好的人太多了。比我好的人太多了。有一次到台南縣的德蘭啟智學校去，看到一個人，他們說他是糖廠的人，在這邊已經十幾年了，每天天不亮就四處開車去接那些智障的孩子，下課了，又開著車子到處去把這些孩子送走。平時幫這個學校修什麼龍頭啊、水管啊。他不信教。他也不要別人去謝謝他。但是十幾年來，每天就是這樣做。
然後新竹也有一個德蘭啟智中心，我看到他們捐贈的那個名單，發現有人捐什麼“白米兩斤”，“糖一包”。你去想，他帶了一包米去，他比我把錢丟到郵局裏頭去，或者是就匯過去，境界高啊。就像我的兒子到了德蘭啟智中心去，當他住在那邊，抱起那邊的孩子上樓，他發覺一個16歲的孩子抱起來大概只有6歲孩子的重量，他才真正得到了感動。
有很多東西，我們不能用金錢來衡量，有的東西是你要真正觸摸到。所以就這個境界而言，我不到這境界。因為我沒有條件去到那些地方，我有很嚴重的哮喘，隨時有可能像鄧麗君一樣。所以我可能遠不如那個糖廠的那個工人。所以在基本上，我不認為我有條件來談這件事情，我只是做我能做的。因為老天爺對我很好，因為讀者都買我的書，因為我遊刃有餘，我把家都料理好了，能做一些而已，這有什麼。
記者：您信教嗎？
劉墉：我應該是信基督教，但是我現在變得很寬闊。我喜歡地藏王菩薩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當下就是凈土啊，當下就得清涼。為什麼要去想來生呢？人自己求佛這是自私的行為啊。你不能照顧人間事、世間人，你的修為又如何？所以我根本就主張當下，使這個世界成為凈土，不要到來生去找清涼。我喜歡在這個落入億萬年的輪迴當中，我喜歡還到這個人間，來有悲苦，因為，你有憂你才有夢。
(吳菲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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