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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

10/27/2004/08:31
華夏經緯網

在全球各大熱點地區和議題中,臺海地區無疑是最受矚目的對象之一。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核心的議題。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近10年以來,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反而有增未減,甚至在某些時候還引發嚴重對抗。布希政府上臺後,其臺海政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更加明顯。臺海局勢的走向直接關係到東北亞地區,乃至整個亞太地區,沒有臺海的穩定,就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亞太安定。

臺海局勢走向何方,受三個因素的制約,分別是美國因素、中國因素、中國台灣地區因素。在影響臺海局勢的三個因素中,中國大陸希望繼續維持克林頓政府時期形成的中美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使中美關係得以穩定、健康地向前發展,不願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臺政策發生大調整。而美國布希政府出於其全球外交與安全戰略的考慮,在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上出現了相當明顯的變化。換言之,在中美關係中,美國是急欲改變現狀的力量,不是維持現狀的因素。台灣當局則是臺海棋局中最不安定的角色,舉凡臺海局勢大小變化,都有其活動的影子,是破壞現狀的因素。    

一、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縱觀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爭執,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一個中國”的內涵是什麼?第二,台灣問題解決是有條件還是無條件的?第三,兩岸現狀的定位與台灣問題的未來走向是什麼?第四,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與台灣關係法》的關係如何?第五,對臺軍售問題。   

第一、“一個中國”的內涵。

美國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明確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又在1979年《建交公報》中進一步明確承諾,“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概言之,美國在最基本的兩個公報中都“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的立場一致,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只與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而且這種立場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1979年美國國會制定的《與台灣關係法》卻片面改變上述精神。《與台灣關係法》雖然聲稱遵循中美建交精神,但該法將中美建交與台灣前途掛鉤,稱建交“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並授權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在法律地位上將台灣視為“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換言之,美國與台灣“斷交”並不影響美國法律適用於台灣,即美國在國內法律事務上給予台灣不受中美外交關係影響的獨立“準國家”或“實體”地位。自此,美國雖然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但卻為“一個中國”原則加上了前提條件。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臺政策逐步出現調整,1994年克林頓政府發表“調整對臺政策”框架,規定美國將與台灣進行更高一級的接觸,允許台灣高層領導過境美國;舉行定期內閣副部長級經濟對話,談判簽訂貿易投資架構協議;支援台灣加入不限以國家為基本會員單位的國際組織,如關貿總協定,並尋求台灣在一些國際組織中的“合法作用和聲音”;允許美在臺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副處長等所有職員進入台灣“外交部”洽談公務;允許美國經濟及技術內閣成員,透過在臺協會安排與台灣代表在官署會晤;美方同意台灣駐美機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等。上述文件標誌著美在維持“一個中國”大框架的前提下,大幅發展與台灣的半官方關係。布希政府組成後,美國國務院在“一個中國”上的官式標準答案是“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留待海峽兩岸和平決定。”但對於何謂“一個中國”卻刻意保持模糊,卻單方面強調“和平解決”。台灣方面普遍認為,雖然美國會繼續強調“一個中國”和宣示一些接近否定台灣“主權地位”的話,但這些只是在“舊教條”包裝下的官式說法,實質卻非常“空洞化”。台灣駐美代表程建人和台灣高層官員也多次聲稱,目前在“一個中國”上存在多個版本,美國的“一個中國”內涵並不等同於中國,反而更與台灣的接近。台灣當局關於“一個中國”的立場就是“兩國論”,即所謂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存在的事實”;兩岸互不隸屬。    

第二、台灣問題的解決有無條件?

中國政府自一開始就宣佈,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用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不容別國干涉;中國政府在現階段主張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即盡最大誠意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美國卻另作解讀,在《上海公報》中提出“重申它對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在《八·一七公報》中提出“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即中國爭取和平統一的對臺方針)……”,並將這兩點解釋為美放棄對臺軍售是有條件的,即中方承認“和平”解決。尤其嚴重的是,美方在《與台灣關係法》中規定“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作為中美建交的條件,將干涉任何針對台灣的“非和平”方式。    

第三、兩岸現狀與台灣未來走向。

中國在兩岸關係現狀和未來走向的立場是:兩岸目前雖處於暫時的分離狀態,是內戰的延續,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兩岸要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兩岸只能走向統一,統一的方式是“一國兩制”;大陸願意與台灣各界共商統一大業。美國則嚴重偏離“三個公報”的承諾:(1)不承認“一個中國”是現狀。如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2002年1月底在一場演說時,一改美方以前的態度,罕見地反對大陸以“一個中國”作為兩岸復談前提,這實際呼應了台灣分裂勢力的主張,虛化兩岸關係同屬“一個中國”的客觀事實,使兩岸關係現狀陷入“一個中國”還是“互不隸屬”的爭執中。(2)片面強調台灣問題必須無條件地“和平解決”,將“和平”絕對化。美國一再揚言,未來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遵循台灣當局“可接受”、島內民眾“可接受”的雙重“自願”原則。從而使兩岸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為台灣走向獨立提供了“和平”、“自願”這樣一個保護傘。(3)不支援兩岸走向統一的終極目標。美國只堅持兩岸“和平解決爭端”,不預設兩岸未來關係前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絕不表示將主導兩岸應如何解決雙方的歧見,美國不會強迫台灣去談判。

第四、中美三個公報與《與台灣關係法》的關係。

中國堅持認為,中美三個公報是中美間具有條約性質的國際文書。如知名學者劉文宗教授等人表示,根據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中美三個公報是以“聯合公報”形式發表的,當然具有條約的性質。而“條約必須信守”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任何國家不得以國內法為理由而拒不遵守國際法和條約。美國傳統國際法教科書都十分強調遵守國際條約義務的重要性。在各種國際文書和司法實踐中也普遍規定,國內法絕對不能置於國際法之上。但美國出於干涉台灣問題的目的,不斷鼓吹中美三個公報僅是政策聲明,而沒有法律和條約義務。從1993年起,美國國會就不斷通過議案,強調《與台灣關係法》的軍售部分優於中美《八·一七公報》。19932月,國務卿克奡策咱悼N表美國政府行政當局首次正式宣佈:“包括本屆政府在內的每一屆政府,皆確認《與台灣關係法》在法律上優先於1982年公報,前者是美國法律,後者為政策聲明。”19944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國會“國務院授權法”,其中包括有關《與台灣關係法》優於《八·一七公報》的國會聲明;國務卿克奡策咱惘b隨後給參議員穆考斯基的信件中再次確認,行政當局同意國會關於《與台灣關係法》優於《八·一七公報》的立場。此後,美方實際上將《與台灣關係法》置於中美三個公報之上。    

第五、如何看待“對臺軍售”?

長期以來,利用台灣遏制中國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美國對臺軍售的日益擴大,已和平統一台灣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後,美一方面承諾只與台灣保持經濟、文化和其他民間性關係,另一方面卻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等,變相發展與台灣的實質關係。1982年美國與中國簽訂專門限制對臺軍售的《八·一七公報》,要求美國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能超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並逐年減少直到停止對臺軍售,但美國卻又將公報片面解釋為,對臺軍售是以所謂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為前提,並私下向台灣作出違背公報精神的“六點保證”。在軍售政策上,美國嚴重背離《八·一七公報》的限制,轉而以所謂維持兩岸軍力動態平衡和堅持中國大陸放棄“對臺動武”作為條件。當前對臺軍售的焦點和趨勢是,美國不斷以“協助台灣達到合理的防衛需求”、“在兩岸間尋求某種平衡”為藉口,向台灣大量轉移軍事裝備。在軍售方式上,美國更注意降低敏感性,如使用出售而立即不交付、技術轉移、以次敏感武器替代敏感性高的武器等方式。    

二、        美國對臺政策的基本內容

冷戰後美國對臺政策歷經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三任總統,目前已形成以下幾個基本內容:第一,“一個中國”政策。雖然美國的“一個中國”內涵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一個中國”仍是美國對臺政策最主要組成部分,更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基礎。不管某一屆政府如何親臺,反華勢力如何活動,但一般不敢公然挑戰這一政策。“一個中國”政策實際上成為美國國內各方在對華政策上的最大公約數。第二,“不獨不武”的“兩個反對”。美國一直聲稱,既反對台灣方面單方面宣佈“獨立”,也反對中國大陸“對臺動武”。對美國而言,“獨”、“武”都意味著戰爭和整個臺海局勢的質變,美國有被捲入的危險,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其結果是使兩岸分離現狀永久化。第三,“三不政策”,克林頓總統1998年訪問中國時公開宣示不支援“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援“台灣獨立”,不支援台獨加入任何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三不”政策實際就是對現階段“一個中國”政策的擴張性解釋。1999年克林頓在白宮記者會上提出“三個支柱”(即一個中國,和平解決,積極對話)則又是對“三不”政策的衍生品。第四,“六項保證”。所謂“六項保證”,係1982年堮甯F府時期,由時任美國在臺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以口頭向蔣經國傳達的內容,包括:美國對臺軍售沒有截止期限;對臺軍售不與北京事前協商;美國不在兩岸中間扮演調人;美國不變更《與台灣關係法》中的承諾;美國不改變對台灣主權的認知;以及美國不逼迫台北走上談判桌。  

小布希政府的臺海政策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即大致浮現,加以其競選班子的多數成員紛紛轉入行政部門任職,使其選舉政綱基本轉化為政府決策,因此有必要對競選期間的臺海政策作出分析。

共和黨與布希陣營在對華政策上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挑戰”,是“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夥伴”;美國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但不將其置於亞洲政策中心地位;美國認知“一個中國”的觀點,但此政策是基於中國不能對臺使用武力原則;台灣是長久的朋友,將信守對台灣人民的承諾,支援台灣加入WTO,支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多邊組織;美國將依照《與台灣關係法》“幫助台灣自衛”;美國應放棄“戰略性模糊”,明確“幫助”台灣“自衛”的立場;支援制定《台灣安全加強法》(後從公開文件中刪去);將強化有關(美國與)台灣關係的法律。

 20011月布希政府組成,同年4月初發生中美撞機事件,423日美國宣佈對臺軍售清單,下半年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等過境美國又受到前所未有的“禮遇”,中美關係面臨嚴峻挑戰。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不但對中國不利,也不符合美國利益,“9·11事件”為美國修正走過頭的對華政策提供了機會。雖然反恐怖主義還不能構成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但無疑對雙邊關係的發展是一大助益。200110月布希總統借參加上海APEC領袖會議之機,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進行了會晤;20022月,短短4個月內,布希總統再次來華訪問;45月間,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赴美訪問。上述一系列高層訪問為兩國關係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氣氛。

然而,中美關係的良性互動並未對雙邊關係核心議題的台灣問題產生明顯的幫助,布希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卻出現令人不安的諸多舉動。這些舉動顯示,布希政府極有可能推行一條“平行發展戰略”:在發展對華關係的同時,平行發展對臺關係,使中美關係與臺美關係脫鉤處理。這種變化體現為:

(一)  突破台灣當局領導人和敏感官員赴美活動限制。

歷經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三屆政府,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赴美活動禁訪令已日益被美國政府突破,未來中美以及海峽兩岸在台灣當局高層官員赴美活動問題上的攻防焦點將是,台灣當局領導人(“正副總統”、“正副行政院長”)能否訪美和台灣當局“國防、外交”類別的官員能否到首都華盛頓活動。一年多以來的情況證明,在台灣領導人“過境”美國問題上,布希政府大幅放寬原有限制,“過境”有成為非正式訪問的危險。布希政府上臺後,放寬了台灣高層赴美訪問、“過境”限制。布希政府官員揚言,過去美不允許台灣官員赴美訪問是美國“自己設下的限制”,並不是根據與中國作出的任何協議。在台灣當局和親臺組織的遊說下,美國國會成立的“台灣小組”也將解除美國對台灣高層官員訪美限製作為活動目標。目前“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的禁訪令已被布希政府破壞。2001年,“外交部長”田弘茂赴美訪問,20023月,“國防部長”湯曜明赴美參加“美臺國防會議”。在台灣當局領導人在美國“過境”問題上,美國官員聲稱不但有先例,而且“理應如此”,不違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布希政府對過境地點、過境期間活動限制、過境原則等方面作出大幅調整。2001年陳水扁過境美國期間,美在原有“安全、舒適、方便”三原則外強調“尊嚴”,過境地點包括紐約和休斯頓兩地,主要活動包括大量會見國會議員、與紐約、休斯頓市長等會談;觀看盛大體育比賽、舉行大規模宴會、廣泛會見美工商界人士、主要智庫學者,台灣當局還動員親臺僑民全程為陳水扁造勢,已大大“突破”了以往臺最高領導人“過境”美國時受到的各種限制。美國有學者將此事稱為“邁向正式國是訪問的第一步”。其後,“副總統”呂秀蓮、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按此模式在美“過境”。除妄圖突破高層官員訪美限制外,台灣當局還全力提高與美國國會和行政官員的接觸層次。2001年底“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一行赴美期間得以會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國務院、國安會以及國防部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20023月“國防部長”湯曜明以私人身份赴美時,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進行100分鐘的會晤,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也與湯舉行“短暫公務會談”。這在臺美“斷交”後極為罕見。 

(二)  全面介入台灣“安全防衛”。

布希政府時期,美臺軍事關係空前密切,各層次交往頻繁。美國對臺軍事支援出以下三個變化:第一,對臺軍事政策從過去“消極響應”轉向“主動干預”,美全方位介入臺軍事務。近年以來,美軍逐步將長期的台灣提出要求、美方作出回應的“觸發-響應”模式轉變為主動干預,積極插手臺軍軍事構建,甚至協助臺確立所謂“防衛構想”。自1999年起,美國利用3年時間,依次對臺空、海、陸三軍進行戰鬥力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決定對臺軍售項目重點。而取名臺美共同防禦條約時期“樂成”的新合作專案,自2000年初開始運作,未來將秘密簽署臺美軍事備忘錄,美將向臺提出“台灣防衛作戰構想”。第二,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布希政府揚言,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傳統的“模糊戰略”既難以解釋、又難以執行,限制了美國與台灣的政治、軍事單位必要的聯繫,無法有效處理突發危機。上臺後,布希本人有關“盡其所能協助台灣自衛”的談話被視為歷屆美國政府最“清晰”的表態。副總統切尼說,中國“愈來愈擺出威脅台灣的姿態時,模糊可能是一項錯誤”。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等重要官員提出,任何試圖改變現狀的活動,美都將介入,美的立場將“不再曖昧”。國安會顧問哈堿d德建議,“動武”不僅指登陸台灣,“舉凡騷擾台灣航運船隻、封鎖港口等都是手段”。第三,從聚焦兩岸軍力“平衡”轉向聚焦“和平”,呼應臺的以武拒統論調。《八·一七公報》以來,美國一直將維持兩岸軍事平衡作為對臺出售先進武器的藉口。布希政府在繼續鼓吹兩岸軍力“動態平衡”的前提下,轉而將臺海“和平絕對化”,並強調美臺軍事合作對和平的“貢獻”,妄圖強化雙邊軍事關係的“正當性”。美將自己塑造成“臺海和平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亞洲華爾街日報》叫稱,美不應坐視臺“被中國恐嚇”,太平洋軍司令布萊爾稱,美軍的角色是“使中國不致發動侵略”,維持兩岸軍事態勢穩定,“為兩岸和平解決爭議提供基礎”。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為美辯解說,“一個有安全保障的台灣,有助於恢復兩岸對話”。陳水扁當局則呼應說,臺海和平是臺美“共同的語言”,而臺海和平是建立在“兩岸實力相當的基礎上”。 

(三)  在國際場合向台灣提供“外交保護”。 

布希政府改變了克林頓政府的“被動”作為,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上全面呼應親臺勢力,中美以及海峽兩岸圍繞這一問題的鬥爭日趨激烈。美國的變化主要體現為:第一,支援台灣“參與”主權國家資格的組織。由於聯合國具有極高的政治象徵意義和敏感性,布希政府沒有公開支援台灣的主張,但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變化。去年的聯大會議期間,美國對少數國家提出的所謂台灣加入聯合國提案保持沉默,改變過去連續兩年明確反對的做法。布希政府政策的調整集中體現在所謂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一事,美國不但支援台灣成為“觀察員”,而且妄圖使台灣正式加入。2001511日,布希在回信國會議員稱,將“設法找出具體方式”,包括支援台灣專家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顧問委員會;支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主辦的會議;擴大台灣和美國間的醫療衛生合作等,促使國際社會接受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國務卿鮑威爾提出,使台灣“參與但不取得會員資格”對美國有利。20022月,衛生部長湯普生揚言,布希和他本人都支援台灣參與,布希政府正與台灣當局、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會員國“密集咨商”,第一步是“觀察員資格”。美國國會的動作則更加頻繁,不斷炮製各種表達意見的決議案和具有約束力的授權案。第二,在非主權資格的國際組織中支援台灣成為“完全平等”成員。     三、對臺海局勢的思考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憑藉發展新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不斷在全球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種世界力量失衡的情況至今仍未得到改變。“9.11事件”進一步加強了美國追求“絕對安全”、推行單邊主義的立場,此一發展對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更加不利。美國各界眾口一致地強調,美國不會因為反恐而“犧牲台灣”,“台灣問題與反恐並不矛盾”。因此,期望美國能因為反恐需要而照顧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利益無疑過分樂觀。由於美國和台灣當局均不斷促使臺海局勢依其希望的方式變化,原有相當穩定的臺海格局隨之趨向不穩定,使這一地區的情況變得複雜。     美國的全球戰略是為了防止出現“挑戰美國利益的國家或抑制美國影響的地區性集團”。而亞洲對美國政治、經濟、安全的影響越來越大,且“最不具確定性”,因此其戰略重點出現自歐洲收縮,向亞洲擴張的跡象。布希公開表示將減少在歐洲的干預,而必須在亞洲地區“展現美國的威力”,大力支援美國在亞洲的朋友和盟邦。布希政府的萊斯、阿米蒂奇等核心官員認為,美國在東亞面臨的最重大長程難題是如何“來調適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過程”,而美國“要在亞洲成功的關鍵”在於利用當地結盟體系的力量。美新政府的亞洲戰略以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為出發點”;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者”;以日本為亞洲政策的“支柱和重點”,強化美日軍事同盟,聯合南韓台灣,形成圍堵、遏制中國的核心島鏈。布希政府有意通過強勢作為,消除日本、南韓及東南亞國家的觀望態度,使這些國家死心踏地加入其陣營。今年美國又加強了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提高美國應對實際挑戰、潛在挑戰的快速反應能力,美國軍方也毫不否認這種佈置的重要一個目標是針對臺海地區。因此,美國新的強硬政策不僅不會對臺海局勢產生真正的穩定、降溫效果,反而會鼓動台灣當局的盲動,增加中美的不信任,並對兩岸關係產生負面作用。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阻止台灣的分裂運動,中國大陸必然綜合運用政治、經注、外交等各種手段加大對島內“台獨”勢力的壓力。去年以來,島內“台獨”勢力推行的分裂活動有增無減,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走到中國大陸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面對一個以“台獨”為政策取向的對象,中國大陸在對臺政策上的讓步餘地和選擇餘地都很小,如果失去“一個中國”和“國家統一”的基本默契,兩岸欲再創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良性互動局面,的確十分困難。台灣問題最大的阻力不是台灣本身,而是美國因素,從而使中美關係的交往變得十分困難,充滿風風雨雨。作為本地區兩個大國,中美關係的變化對周邊各國或多或少都將產生影響。    

可以預計,如果美國政府不修改在臺海問題上的立場,中美關係仍將面臨波動不安,受到美國支援而變得十分主動的台灣當局不會滿足於現狀,將要求美國進一步明確對台灣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協助內容。美國的支援將刺激島內台獨勢力,甚至會採取冒進而危險的舉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臺海局勢將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     但是,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美國來說,中美關係畢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美已形成廣泛的共同戰略利益,從而提供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堅持適度鬥爭的有利條件。如果冷戰時期中美戰略關係的基礎主要是考慮到蘇聯因素,而這一基礎隨著蘇聯解體而慢慢流失,那麼經過冷戰後10多年的發展,中美關係出現了新的戰略利益,包括:第一,經濟利益。90年代以來,中美經濟關係從中國吸取發展成為中美日益相互融合、滲透,這種趨勢還在繼續。第二,地區戰略利益。美國一直將北韓半島、南海、台灣海峽視為亞太地區潛在的衝突因素,事實證明,中國不但與這些因素息息相關,而且一直為降低、甚至彌除衝突而努力,是這一地區戰略格局中的“積極因素”。第三,全球戰略利益。中國積極參與到主要由西方國家建立的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體系中,在這些組織中基本遵循了遊戲規則。同時,在諸如解決國際重大衝突、反恐、環保、衛生、人道救助等議題上,中國也積極參與、配合。     與此相對應,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應堅持適度的鬥爭。美國不斷從原有立場上向後撤,擴大對臺軍售、批准臺當局高層赴美活動、協助臺重返國際社會,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最為嚴重的是,雖然“急獨”也並非美國現階段所期望的,但如果任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予取予求,極易激起島內分裂勢力和台灣當局的野心,導致其誤估形勢,甚至鋌而走險。中國如不對美堅持適度鬥爭,也不利於島內“反台獨”力量,一旦“反台獨”力量受到全面壓縮,台灣內部將失去牽制“台獨”力量。因此,中國必須對美進行適度的反制。眾所週知,90年代前後,歐洲的荷蘭、法國等國家一度向臺出售武器,中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到目前為止,歐洲在對臺軍售等問題上仍十分慎重。

抱持適度鬥爭並不必然破壞中美雙邊關係,相反,承認分歧、堅守原則可使美國了解到中國可以接受的最大極限,從而為美方規避極限提供可能。     (劉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27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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