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台灣獨立”，就是主張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主張“台灣獨立”的分裂活動是從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回歸中國版圖後開始的，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台獨”活動是台灣是社會的一個毒瘤。
“台獨”思潮與活動的產生和發展，有其複雜的歷史、社會、政治原因，也是美國、日本反華勢力縱容和支援的產物。
日本軍國主義是“台獨”組織和活動的始作俑者。1945年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按照《開羅宣言》規定，日本“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台灣等必須歸還中國。對此，日本軍國主義者並不甘心。當時日本駐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即策動一些日軍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漢奸分子在台灣建立起“台獨”組織；同時，駐臺日本右翼軍人還發動了“台灣獨立”事件，這便是“台獨”活動的發端。後來，“台獨”活動又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援。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台灣獨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日帝國主義者操縱，以日美地區為活動“大本營”，由少數臺籍野心分子出面，利用台灣國民黨所製造的“二·二八事件”種下的省籍隔閡，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分離中國疆土的活動。
“台獨”的萌生與惡性發展
1895年日本軍國主義利用《馬關條約》侵佔了中國疆土台灣省，實行殖民統治達半個世紀之久。1945年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後，其駐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策動部分軍國主義分子和收買下的臺籍漢奸分子，在台灣建立起密謀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1949年大陸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美國、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與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保持關係，另一方面扶持廖文毅等人搞“台獨”活動。1951年廖文毅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了所謂“台灣民主獨立黨”，公開樹起“台獨”旗幟，開始了分裂中國的陰謀活動。蔣介石在臺“復職視事”後，繼續推行靠美聯日政策。美國勢力乘機伸入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1952年蔣日簽訂“和平條約”，1954年12月美蔣間簽訂了“共同防衛條約”，在此期間，美國軍隊進駐台灣，軍艦遊弋台灣海峽。美國總統杜魯門還違背《開羅宣言》，炮製出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為“台灣獨立”製造依據。尾隨帝國主義的廖文毅等人認為“台灣獨立時機即將成熟”，乃于1955年宣佈組成“台灣臨時國民會議”，草擬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隨後宣佈成立“政府”。廖文毅出任“總統”。發行“臨時政府”機關報《台灣民報》，公開鼓吹台灣脫離中國，依附日本。
日本一手扶持的“台灣獨立運動”進入60年代後，內部發生了組織分裂，新生代的“台獨分子”紛紛脫離廖文毅另立門戶，自成體系組織新團體。如1960年黃有仁、王育德、辜寬敏、許世楷等人成立了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台獨組織“台灣青年社”，該社1964年改名為“台灣青年會”，1957年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盟”。該派公開與廖文毅的“臨時政府”派爭權奪利。廖文毅面對內部派別橫生，互相傾軋的壓力，統合內部乏術，加之國民黨情治機構有計劃的滲透，廖于1965年5月返回台灣，表示願與國民黨“合作”建臺。
廖文毅返臺，使得在日本的“台獨”勢力受挫，“臨時政府”派已名存實亡。以黃有仁、辜寬敏為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遂成為“台灣獨立”的主流派，亦被稱為“右翼”。1964年創辦《獨立台灣》報紙、成立“台獨之聲”電臺，為“台灣獨立”製造輿論。而以史明為首的“獨立台灣會”，則被稱為在日“台獨運動”的“左翼”。他們同辜寬敏、許世楷等“獨立聯盟”派在權力上明爭暗奪，在如何推行“台獨”的路線上更是爭執不休。史明主張以“革命”手段推進“台獨運動“，即“台灣獨立加台灣革命”，進行“不斷而徹底”的革命，以“台灣獨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台灣的“真正獨立”，反對辜寬敏以“和平”方式推行“台灣獨立運動”。
進入70年代，辜寬敏、邱永漢等在日本的“台獨”分子先後返臺，與台灣內部新興的“革新保臺派”相呼應，贊同“國臺合作”，進行“體制內改革”，長期保持台灣偏安的局面。這一變化，對以日本為“大本營”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自此以後，“台灣獨立運動”指揮重地由日本轉到美國。
早在50年代，在美國的“台灣獨立”活動就已出現。1956年，旅美的臺籍人林勞勳、陳以德、李天福3人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團體，1958年正式成立了以“台獨”為目的“台灣獨立聯盟”秘密組織。1961年陳以德在“二·二八”這一天，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身份，公開在紐約召開記者會，鼓吹“台獨”。從此，開始了以美國為“陣地”的“台灣獨立運動”，它逐步取替了以廖文毅等在日“台獨”分子為第一代的“台獨”勢力。
1964年9月，台灣省內“台獨”分子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主張台灣脫離祖國，宣佈“獨立”，與海外“台獨”勢力相呼應。《自救宣言》很快傳入美國，使“台灣獨立運動”進一步發展。是年10月，在美國活動的“台獨”分子的策動下，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召開了名為“留美台灣同胞結盟大會”。“台灣獨立聯盟”及“台灣問題研究會”兩個在美的“台獨”組織正式攜手合作，發表了“聯合公報”，強調組成一個統一的“台獨”組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66年6月他們在費城再次集會，宣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選出該“聯盟”所謂“中央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同時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彭明敏起草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並創辦了《台灣青年》等“台獨”刊物，鼓吹“台灣獨立”和“自決”論調。美國的“台獨”勢力的統合，助長了海外“台獨”運動的發展，加拿大及歐洲地區也相繼出現了搞“台獨”的組織與活動。其人數約有1000人。
1970年1月初，島內“台獨”分子彭明敏逃出台灣，經瑞典轉往美國。海外“台獨”組織再次整合。1月25日，分散在日本、西歐、美國等各地的“台獨”勢力首次集會于美國，宣佈組成統一指揮、協調“台獨”活動的機構——“世界台灣人爭取獨立聯盟”（簡稱“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在美國，下分設：美國本部，主席蔡同榮；日本本部，主席辜寬敏；加拿大本部，主席林哲夫；歐洲本部，主席張維嘉。不久，又增設了南美洲本部。
“聯盟”的成立，海外“台獨”勢力的“聯合”，使得“台獨”勢力的活動進一步擴大。突出表現在行刺蔣經國，公開進行“倒蔣台獨”的活動上。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訪美時，“獨立聯盟”派出殺手黃文雄、鄭有才向行進中的蔣經國連開兩槍，射殺未遂。這一事件，震動了國民黨當局，也給“台獨”帶來了衝擊，引起“台獨聯盟”內部意見分歧，發生內訌。“聯盟”主席蔡同榮因此受指責而下臺。彭明敏被推舉為“聯盟”總部主席。“台獨聯盟”雖發生了一次分裂，但台獨活動並未因此停止或削弱。
70年代後期，台灣省內“倒蔣民主”運動興起，先後發生了“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台獨”勢力認為，島內“爭民主運動”的興起，為“台獨運動”由海外向島內推進提供了新的機會。為此，“台獨聯盟”總部特增設了“台灣本部”，派人秘密潛入臺灣島內，發展組織，建立隊伍，披著“爭民主、人權”的外衣進行“台獨”活動。其做法：一是，1977年將島內長期從事“倒蔣民主運動”的郭雨新“請”去美國，借用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以“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為名，鼓吹“台灣自決”，壯大“台獨”聲勢。二是，成立由彭明敏負責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作為“台灣獨立聯盟”的週邊組織，吸收更多的同情“台獨”的旅美知識分子參加爭取台灣自決的活動。三是，擴大輿論陣地，先後創辦了《台灣公論》、《亞洲商報》、《美麗島週報》、《台灣公論報》等刊物，支援和聲援“島內民主及人權運動”，鼓吹“台灣只有走台灣獨立之路，台灣人才有出頭之日”的謬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後期開始，“台獨運動”逐步向島內轉移，鼓吹實施“獨立建國”。1986年9月台灣最大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宣佈成立，1987年國民黨當局解除了臺澎地區實施30餘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使“台獨”勢力為之振奮。“台獨聯盟”于1987年召開專門會議對島內出現的新情況以及台灣形勢進行了分析。其基本結論是：美國出於它在台灣的利益，不期望台灣與大陸統一，主張“維持分離的現狀”，但現實形勢是台灣偏安的局面“無法維持下去”，因此，美國對“台灣獨立”是“樂觀其成”並予“幫助”，支援“台獨”勢力把“台獨運動”推進島內。島內民進黨的成立，鼓吹“自決”甚至“台獨”，無疑為“台灣獨立運動”由海外轉向島內提供了大好時機。
李登輝上臺以後，或明或暗地給了“台獨”勢力多方面的扶持和鼓勵，使島內“台獨”勢力不斷擴大，鼓吹“台獨”者愈來愈肆無忌憚。島內“台獨”勢力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1）布“台獨”“新憲法”，鼓吹建立“台灣國”。1987年，指揮“台獨”活動的“台灣獨立聯盟”改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召開“聯盟”總部中央委員會議，明確提出“建國聯盟”的宗旨是“打倒中華民國體制”，“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侵臺”，“建立台灣共和國”。並作出關於“獨立建國”的方案和當前四項重點工作決議：第一，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第二，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第三，推進第三世界外交；第四，建立發展建國委員會。根據此次會議的決議，1988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專門設立了旨在負責推進島內“台獨”勢力的“發展建國委員會”，由前“聯盟”主席張燦（上洪下金）任委員長，指揮在台灣島內“展開策劃建國各項方案工作”，12月在島內公佈了由“聯盟”主席許世楷起草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並通過島內民進黨及其他組織，抓住國民黨提出的“政治革新”口號，掀起創立“新國家運動”，包括要求實現“全面改選國會”（“國會”指臺當局“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制度化”，“台灣省市長民選化”等。
（2）內“台獨運動”組織化、公開化。1988年8月，由蔡有全、許曹德等少數“台獨”分子策劃，宣佈成立了“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會上，蔡、許公開提出了“台灣人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並把它正式列入“聯誼總會章程”中，作為“總會”的行動綱領。在台灣當局以“涉嫌叛亂罪”起訴蔡、許時，該“會”及“民進黨”等借此機會發難，掀起一股“聲援”蔡、許2人的風潮。他們組織示威遊行，四處舉辦“說明會”，大肆鼓吹“主張台獨無罪”，叫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灣人萬歲”，“對內求民主化，對外求取國際獨立人格”等。
（3）在島內舉辦“世臺會”年會，實現島內外“台獨”勢力合流於台灣，大造“台獨”聲勢。經李登輝批准，1988年8月，“台灣獨立世界聯盟”直接控制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臺會”）第一次進入台灣島內，在台北舉行第十五屆年會。與會者有美國、加拿大、西歐等地的“世臺會”代表及台灣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等，共100多人。會期2天。“世臺會”會長李憲榮在“年會”祝詞中聲稱，我們將推翻國民黨以“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世臺會理事會”亦發表“聲明”叫喊“建立新憲法及新政體，以符合台灣主權屬於台灣全住民”的原則。與會者大肆鼓噪說，“台灣與中國統一不可能”，台灣是“台灣人所有”，台灣應以“平等、和平原則”與“中國大陸”“建立平等正常關係”。
此次“世臺會年會”在台北舉辦所需的物資設備、交通、場所等均由民進黨負責承擔。同時，民進黨頭面人物姚嘉文、江鵬堅、康寧祥、張俊宏、洪奇昌等不僅參與“年會”活動的全過程，而且與“世臺會”成員共唱“世臺會”會歌，有的甚至也公開鼓吹“台獨”。姚嘉文、江鵬堅等宣稱，此次“世臺會年會”在台北召開，“可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已經能夠共同舉辦活動”，今後“世臺會”和民進黨所代表的“海外與海內”的團體，“應負責不同功能”，海外“應著重于外交及（台獨）運動理論”工作；島內“則側重於政黨及競爭活動”。大家要“掌握時機的轉移”，共同為“台灣人的權利”，“提升台灣之意識及尊嚴”，推進“新國家運動”而努力。“世臺會”的第十六屆年會，以更公開和更宏大的規模在台北召開，其鼓吹“台獨”的氣焰也更囂張。更嚴重的是，1989年12月台灣三項公職選舉時，民進黨內的新潮流係成立“新國家連線”，公開以“台獨”為政治訴求，提出“新憲法、新國會、新國家”的競選綱領，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等。
“台獨運動”在美國等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援下，經歷了興起和發展階段。進入80年代後，尤其是在島內民進黨成立、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主政以後“台獨”勢力更得到新的發展，其基地迅速由海外轉向島內。島內“台獨”勢力的這一發展，使“統、獨之爭”更加激化，也使中國和平統一的前景更加複雜化。
美國最大的“台獨”組織“台獨聯盟”遷回台灣以後便集體加入了民進黨。1991年10月，民進黨召開五大，公然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應交由台灣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列入黨綱。1992年5月，在李登輝的授意下，“立法院”修改“刑法”，廢除“刑法第100條”和“國安法”，使鼓吹和從事非暴力的“台獨”活動合法化。從此，台灣當局實際已不禁止“台獨”活動。一些“台獨”分子通過選舉，有的進入了“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省、市、縣議會，有的掌握了一些縣、市政權。各種“台獨”組織進行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動，主要有制定“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新國旗”、“新國歌”和推行所謂“公民投票運動”，並且積極爭取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援，鼓吹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1994年3月，民進黨籍“立委”在“立法院”的專門委員會一讀通過了“公投法草案”。
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中國人民的反分裂、反“台獨”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台獨”勢力，迫使民進黨不得不淡化“台獨”色彩。但是，在李登輝的縱容、支援下，該黨並沒有放棄追求“台獨”的目標。一些極端的“台獨”組織和分子于1996年10月組織了建國黨。1997年夏天，“國民大會”進行第四次“修憲”時，民進黨要求將以後可以辦理公民投票寫入所謂“憲法”（即“公投入憲”），為通過公投決定台灣的地位和前途提供法源。國民黨已經同意在下一次“修憲”時優先討論“公投入憲”問題。
台灣島內“台獨”組織概述
台灣“解嚴”、“開禁”以來，“台獨”勢力在島內迅速蔓延滋長，相繼出現了許多“台獨”組織。它們或直接表明“認同台灣主權獨立”，或以“學術研究”為名，行“台灣獨立”之實，氣焰十分囂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底以來，島內十幾個“台獨”骨幹組織多次舉行“溝通會議”，以期通過“整合”、“溝通”來擴大政治影響和活動能量。島內現有的主要“台獨”組織情況簡要介紹如下。
“新國家聯盟”
1990年4月18日在台中成立。成員多數為過去曾被國民黨拘禁過的“政治受難者”，以及少數律師、牧師和其他社會人士，人數為150余人。發起人為民進黨時任高雄縣黨部主委的楊金海及趙振貳、陳三興等。趙振貳任主席。該聯盟公開打出“純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宗旨”的旗號，主張以“和平手段”達成台灣獨立，以文宣、座談及組織訓練等渠道謀求宗旨的實現。
“新國家聯盟”與海外“台獨”組織關係密切。據透露，它實際上是海外“台獨聯盟”在台灣的一個代理機構。1990年4月，“聯盟”成立伊始，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楊金海即東渡日本，與在日本的“台獨”組織秘密聯繫。該聯盟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社會影響頗大。1990年7月，臺沙“斷交”後，趙振貳即發表聲明，稱“新國家聯盟”要以“台灣”名號重返國際社會，獲得不少“台獨”分子及團體的響應。
“新潮流辦公室”
係“新潮流係”的人員組成，以黨外“編聯會”為前身。邱義仁等辭去黨工身分後，為“繼續紮根工作”而成立的。核心人物有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主要成員都是激進的“獨派”分子。
該辦公室成立以來，主要致力於聯絡、擴大“新潮流係”人馬，進行一些具有“草根性質的組織工作”和“推展台獨運動”。比較有影響的活動是在1989年三項公職選舉中，積極籌組“新國家連線”，併為“台獨”分子助選。該組織擁有相當
的政治資源，從高層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到縣市基層政權機構，都插進了不少成員，使之從上到下形成一個“勢力團體網路”。當前“新潮流辦公室”還在積極進行“組織聯繫”。一方面在各地設立“公各服務處”，保持對“新潮流係”內當選的公職人員進行聯絡，訓練幹部，並將台灣省分為北、中、南三區，組織派遣專人督導“公職服務處”與社會運動幹部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通過各地的“公職服務處”和社會運動團體據點，加強同其他派系組織的橫向聯繫，積極推動各“台獨”組織這間的結盟工作。
“新潮流辦公室”是目前島內很有影響、有很強社會發動力的“台獨”組織，被台灣報紙稱為“台獨”運動的“龍頭大哥”。
“新國會聯合研究室”
成立於1990年2月。係“新國家連線”的智囊團。原由林濁水任研究室主任，後由張維嘉接替。頭面人物有葉菊蘭、李慶雄、洪奇昌、盧修一、戴振耀等。主要政治綱領：一是使“台獨”內涵轉化成“國家”法案內涵。該研究室成立後的第一個會期發行的“新國會通訊”稱：“過去台灣獨立是言論禁忌，現在禁忌已經突破，進而登上國會殿堂，台獨運動從喊口號階段進入實質、具體內容的階段，而國會正是進行此工作的重要場所”；二是希望在環保、農民、勞工、各社會弱勢團體的“立委”之間，建立雙向互動的“聯合”關係，把各團體的意見匯集成“立委”問政的依據，來影響當局“立法”及施政；三是採用“生產民主制”的組織原則，助理人員和“立委”一樣，共同參與決策。
“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專門從事為“台獨”主張者提供公共政策。自成立以來，先後推出“公民投票法”、“中國大陸關係法”、以及“公平交易法”等公共政策法案。後又推出所謂“臺灣獨立與民主之關係”、“台灣獨立與公共政策關係”等一系列研究報告。
“政治受難者聯誼會”
于1987年8月31日成立。主席吳鐘靈。由黃華、鄭南榕、楊金海等“台獨”分子發起籌組，首任主席黃華。成員主要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朋友及辯護律師等。據稱該會成立之初並非為了政治目的，僅在於政治犯之間的聯誼。由於成立當天發生許曹德提議將“台獨”主張列入章程，而造成蔡有全、許曹德被台灣當局拘捕入獄。該會由此走上街頭抗爭，並明確提出“台獨”主張。1988年10月，該會發起震撼島內外的“新國家運動”，以遊行、口號、標語、演講等形式，公開發表“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1989年4月，該會借總幹事鄭南榕自焚大作“台獨”文章，把“台獨”從口頭訴求推向街頭抗爭。1990年以來，該會又積極參與聲援黃華運動，是台灣島內一個很受矚目的“台獨”組織。
“台灣建國聯盟”
1989年4月10日，在追悼自焚的“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總幹事鄭南榕的靈堂，由部分“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員發起的一個“台獨”組織。當時任台灣文化促進會會長的黃富被推選為主席。
“台獨建國聯盟”是島內最早公開打出台灣“獨立建國”旗號的“台獨”組織。它的政治訴求是（1）主張“總統”民選；（2）另選新政府，另定新國號；（3）在5年內制定台灣憲法。該聯盟在鄭南榕自焚事件後，曾一度非常活躍，很為島內外所矚目。隨著鄭南榕事件在島內民眾心目中的漸漸淡忘，加上該聯盟力量薄弱，成立倉促，沒有完整的行動綱領，1990年以來在島內的活動逐漸減少，呈現出衰敗趨勢。
“台灣國際關係基金會”
這是台灣島內頗受矚目的“台獨”組織，于1991年3月成立。由民進黨前主席江鵬堅負責。該會成員以“台灣國際關係中心”為班底，以“新潮流”或親近這一派系的人馬為主。主要領導人有董爾璇、蔡武雄等。由於江鵬堅等都是老牌、頗有名氣的“台獨”分子，而且與海外“台獨”組織有很深的淵源，因此它最突出特點是串聯島內外的“台獨”組織。在該基金會的籌組過程中，不僅“台獨聯盟”傾囊相助，還獲得台灣企業界和“盟外人士的大力支援”。
該基金會資金雄厚，與海外“台獨”勢力聯繫密切，在島內有較大的活動能量和影響力。江鵬堅稱，基金會成立的目的，是“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使未來台灣前途發展引起國際重視”，“幫助台灣重返國際社會，進而達成主權獨立之目標”，並附帶進行人才培訓工作。該基金會編印了《台灣就是台灣》等宣揚“台獨”的書籍。台灣評論界稱，江鵬堅等人發起的“台灣國際關係基金會”是海內外“台獨”運動的大結盟，並已展現了越來越引人注目的實力。
“台灣公民投票基金會”
1990年7月25日成立於台北，由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任董事長。台灣“廉政促進會”會長吳樂天、“亞太公共事務基金會”總幹事吳文就等都是基金會的發起人。該基金會的成員大部分為民進黨“美麗島係”與“新潮流係”中擔任執行委員的人物。該組織鼓吹“台灣前途由公民票決”。儘管他們“評估”這一主張將不會為人接受，但他們仍然執著于這一追求。他們聲稱，“公民投票”不被接受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此機會做“台獨”宣傳。這個基金會已募資近10億元新台幣。1991年春節後，該基金會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名為“主張舉行公民投票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的“萬人簽名活動”。據稱，有“50萬人簽署支援”，其聲勢及影響不小。
“台灣教授協會”
成立於1990年12月9日。成員中不乏“台獨聯盟”人馬，會長由台灣“師大”教授林玉體擔任。該組織表面標榜從事“學術研究”，實為主張“台灣獨立”。該會章程公開提出其宗旨是“認同台灣主權獨立”，強調“台灣是個擁有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台灣的企圖”；也反對“島內既得利益者、投機分子出賣台灣的賣國心態”，並表示要“結合各種專長人才，通過長期努力，深入各領域去建立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同時稱該會將邀“世臺會”副主席李應元入會。
該協會成立後，進行了不少所謂“學術性研討”，宣揚“台獨”主張，並積極參與聲授黃華運動。
“蓬萊島基金會”
于1987年由參與聲援“蓬萊島事件”的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等人捐款成立。黃天福擔任會長。委員有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李勝雄、許榮淑、陳永興、鄭欽仁等7人。
該基金會的主要任務是：援助主張“台獨”而遭“迫害”的人“繼續奮鬥”；支援“爭取台灣人自決權利的有關社會運動”；獎勵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出版與研究等。該會成立以來，已先後援助22起涉及“台獨”言論而遭當局“迫害事件”，獎勵有關“台獨”言論的出版，援助金額達195萬元新台幣上。1991年元月22日，該基金支曾拿出72萬元獎勵不久前遭拘禁的“台獨”分子黃華，以及羅益世、陳昭南等。
除以上組織之外，目前島內比較活躍的“台獨”組織或團體還有：陳婉真發起的“北區受難者聯誼會”；林永生、黃華領導的“新國家運動本部”；葉菊蘭主持的“鄭南榕基金會”和紀元德主持的“長老教會義光教會”等等。從表面上看，台灣主張“台獨”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涌現，貌似“發展蓬勃”，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眾多的“台獨”組織，只不過是一小撮“台獨”分子在從中表演。儘管組織名稱不同，成員大體都是那麼一些人在作自我膨脹而已。不過，林立的“台獨”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島內民意導向產生不良影響，應引起人們警惕。
“台獨”的所謂理論依據要點
“台獨”勢力從形成至今已有40多年的歷史。近幾年來，隨著島內外政治氣候和條件的變化，島外的“台獨”勢力逐步向島內轉移，逐漸與島內勢力合流，進一步助長了島內“台獨”活動的升級。1991年10月，民進黨竟將“台獨”作為二屆“國代”競選的主要政見，從而使島內“台獨”活動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
海內外的“台獨”勢力從形成時開始，就在美、日反共、反華勢力的鼓動和引導下，編造種種“台灣獨立”的所謂“理論依據”，雖然各組織說法各異，但觀點大體一致。其基本點就是所謂台灣的“歸屬問題”和“民族問題”。在台灣的所謂“歸屬問題”上，他們編造了“台灣地位未定”和“台灣不屬中國領土”的謬論；在台灣的“民族問題”上，他們不顧台灣居民的祖輩絕大多數都是來自祖國大陸的漢民族這一史實，編造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混合血種”的新的“台灣民族”等謬論。“台獨”分子以這些形形色色的謬論為依據，引申出台灣事實上已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台灣住民”有權自決獨立的荒謬結論。
“台獨”的所謂“理論依據”有以下要點：
一、“台灣地位未定”論
這是“台獨”分子主張“台灣獨立”的首要“理論依據”。說什麼“在國際公法上，除了中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條約外，從未有過任何國際條約來說明日本把台灣歸還中國”。“自日本放棄台灣的所有主權，台灣的法律地位就一直未定”。“舊金山對日和約中，並沒有文字註明日本于戰後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在國際上歸屬未定，並不必然屬於中國”。
台灣“是亞洲的棄兒”，“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國際政治中的足球”。按照國際法，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不能因蔣介石流亡政權擁有台灣而推論出來”。
他們還以美國的態度作為依據，說“美國對台灣的地位未持明確的看法”。1971年4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提出，“從我們的觀點而言，台灣及澎湖的主權仍然未定，將留待日後由國際方式解決”。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報只是延用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報所使用的字眼：“美國政府認知，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認知’一語系經刻意選擇”，只是“表示理解海峽兩岸的立場”，“理解但未必同意”。“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北京建交時，也只不過是表示：‘注意到’北京對台灣的主權要求，並未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二、“台灣不屬中國”論
這是“台獨”分子在“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基礎上，為進一步否定台灣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而編造的所謂“理論依據”。他們說：“從歷史而言，台灣從未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祖先到台灣定居，“為的不是擴充領土及主權”，而是“為了擺脫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壓迫”，逃避中國的艱苦生活，以“開拓合理的新社會，為子孫爭一席可以安居樂業之地”，“憑什麼說台灣是台灣人的祖先棄逃的那個國家的一部分？”
還說，“中國從來沒有有效地控制台灣”，“台灣從來沒有一天隸屬於中國”。明朝鄭成功政權是“流亡的強盜集團”，清王朝是“滅亡中國的異族國家”，“他們對台灣的統治不能代表中國”。1945年後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只是“代表美、中、英、蘇以及其他盟國對台灣的軍事佔領”。“既然統治台灣的從來不是中國人統治下的中國，為什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更荒謬的是，認為1895年已簽署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那這件事就算完了。你不能說，一百年後，台灣還是中國的一部分。要這樣說，荷蘭人、葡萄牙人也都可能這麼說了”。“法律上沒有什麼平等不平等，一簽條約，不論是在什麼條件下簽的，條約就是條約。任何戰爭後的和約，一定是不平等的。”
三、“台灣民族主義”論
“台獨”分子為製造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理論依據”，以“排斥和反對傳統的血統論、種族論和文化論”，編出台灣與大陸不是同一民族的怪論，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是一個海島，因此台灣人是海洋性民族，而中國大陸的人卻是大陸性民族，兩者是迥然不同的”。
他們還編造說台灣已是一個“新的民族”。“住在台灣的人民，包括馬來係的高山各族，以及先後由大陸移居到台灣的各係華人”，在幾百年時間裏共同經歷了諸多“外來政權的統治”，大家“利害一致，生死與共，加上文化、婚姻、勞動、生活習慣的長期交流，已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發展出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獨特認同”。“台灣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長期與中國社會分離，而且有不同的質，因此，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築也和中國的不大相同”。台灣人“已生成一個共同體”，“已經形成一個民族”，並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台灣民族論”，“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不承認台灣有民族問題者有兩種人：要不是觀念不清楚，就是有意隱瞞他的民族立場”。
四、“台灣國民主義”論
“台獨”分子深知“台灣民族主義”論並不足以服人，於是又編造出“國民主義”論，說什麼“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作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來台灣，都是台灣人”，亦即都是“台灣國民”。聲稱“國家的概念不應當建立在共同種源、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基礎上，而應該放在共同的命運和利益上”，“台灣與中國沒有分享共同的命運”。
“一個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並不是歷史的條件，血統的關係，地理的接近或語言的相同，而是一個地區內人民的主觀感情因素”，台灣人“既對大陸沒有接觸過，也沒有任何感情”。因此，台灣就不能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國家，他們對鄉土的感情就是他們國家的感情，這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最大根源和理由”。
還說“同不同種並無需統合在一個國家內”，就如“美國人曾經是英國人，波蘭人曾經是蘇聯人一樣”，台灣人“照樣可以獨立建國”。“任何把台灣人民說成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並進而斷言中國人民有權參與台灣人民對台灣前途之決策者，都是大國沙文主義者，都是帝國主義的做法”。
五、“台灣政治實體”論
這是在“台灣不屬中國領土”的基礎上引申出來的，妄圖把台灣說成是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因此，“獨立建國”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說：“台灣自1642年以來，已經作為一個分離的政治實體，而有自己的獨特性”，“台灣走向新而獨立的政治實體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還說：“台灣與中國長期分離以來，就已發展出一種自己的獨特特質和系統”，在經濟、教育、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台灣作為一個單獨的政治實體，“它擁有自己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政治生活形態與中國迥異”。
“日本放棄對台灣控制後不到五年，台灣又從大陸分離出來，成為一個明確無誤的政治實體，這一現實一直存在至今”。目前，“台灣具備作為國家的一切條件”。作為一個島嶼，“台灣有明確的疆界”；“擁有近二千萬人口，在世界各國中位居第三等”，“生活水準在亞洲一直名列前茅，其經濟發展為許多國家所羨”。“國民政權在台灣三十年的政治實體，是一種國民黨式的‘台獨’”。
他們認為“台灣自1895年後的近百年間，無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與中國完全隔絕”，“台灣已經形成為一個分離的政治實體”，可以而且應該建立“新加坡式的”、“新而獨立的國家”。
六、“台灣事實主權”論
這是“台灣政治實體”論的進一步引伸，以圖從“理論”上進一步證明，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們說，“自二次大戰以來，台灣事實上就是‘獨立國家’，這是無可懷疑的，沒有任何國家在任何程度上控制過台灣”。
他們一再聲稱，“台灣主權獨立已是事實”，“台灣實際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國（台灣）事實主權不及于中國大陸及外蒙古”。“台灣的國際主權是獨立的，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事實上已獨立於中國之外”，“台灣海峽兩邊各自行使管轄權，管轄權互不包括，這是事實”。
七、“台灣住民自決”論
這個論點是建立在住民有權自己選擇決定他們滿意的政府這一理論之上的。他們認為，“住民自決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基本人權”，“正確解決台灣前途問題的辦法，就是適用自決原則，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只要給予自由選擇之權，其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台灣人民會以壓倒性多數選擇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脫離中共”。
“人民自決的原則，是現代國家的立國基礎，也是台灣人民選擇自己前途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台灣數易其主，但無一是台灣人，島上多次權力更疊，但沒有一次出自台灣人自己的選擇”。“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未依自決方式所做的一切有關台灣政治前途的決定是無效的”。
“台灣全體住民對台灣前途有表達個人意願的權利，有免於被國際強權統治的自由”。台灣應該通過“公民投票”，“在一個自由表達的時候，在大家沒有成見的時候，來決定台灣的前途”。“即使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只要台灣人民願意，台灣人民有權利自決獨立”。
海內外“台獨”分子編造的這些“台灣獨立”的所謂“理論依據”，既是十分荒謬的，又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是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極大障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和台灣當局所推行的“獨臺”政策，與“台獨”這些“理論依據”，有著絕妙的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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