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中求生　中國私營經濟不平凡的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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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record%> <%endrecord%> 從增量改革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是私營經濟的崛起和發展。國際經濟增長研究中心主任巴列塔說：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下述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私營經濟能夠提高效率，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更高品質的產品。

    中國的實踐正在證明這兩個論斷。這裡還要補充第三點：私營經濟正在創造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緩解失業造成的巨大壓力。《人民日報》2002年3月19日報道，包括在鄉鎮企業就業的1億多農民，私營企業實際吸納勞動力2億左右。這對於當前中國的社會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回顧20多年來私營經濟走過的曲折過程，你會為它頑強的生命力深深感嘆。我們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化發展，在更加寬鬆的制度和法律環境中，私營經濟將會獲得空前蓬勃的大發展。

    24年走過五個階段

    怎樣劃分私營經濟發展階段?從企業形態、人員構成、市場準入等不同角度，都可以劃分，也有各自道理。但從中國國情來看，還是以政策法規的變化為坐標劃分更具有說服力，因為不同的政策法規從根本上影響著私營經濟的生存與發展。

    1978年-1982年私營經濟恢復生存權

    自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至1966年，私營經濟接近空白。其後10年“文革”，隨著批判“小生產自發勢力”和“割資本主義尾巴”深入展開，私營經濟在中國大地幾乎絕跡。

    1976年粉碎“四人幫”，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給私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空間。

    而此時，令全國頭疼的急迫問題，是全國各地知青返城熱。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總數約3000萬各地農村知青陸續蜂擁回城，一浪高過一浪，給本來就十分棘手的城鎮就業造成了極大壓力。這麼多“待業青年”要吃飯，再加上源源不斷的應屆大、中學畢業生等待分配，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根本無法接納，政策上不放開不行。事實上，相當多的人為了養家糊口，自己已經先幹起來了。

    當時正值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高峰時刻，政策缺口多，誰也說不清未來的章法，幹也就幹了，先解決肚子問題再說。於是，賣大碗茶的、運煤球的、開小飯館的、倒賣服裝的、裁剪衣服的、修鞋修自行車的、裝裱字畫的、賣走私手錶雨傘錄音機的，遍地開花。再加上農村開始包產到戶，農民長途販運花生、大米……個體經濟活動在夾縫中滋生出來，形成蔚為大觀的個體戶現象。

    個體戶開始改寫中國城鎮街道面貌。在北京繁華的前門鬧市，待業青年在天安門一帶賣兩分錢一碗的大碗茶，多年以後“大碗茶”成了集團公司的品牌。

    針對這種現實，國務院于1981年發佈《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若干政策規定》，指出：個體經濟“一是個人經營，或家庭經營；必要時，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

    個體戶從此有了“說法”，得到官方正式認可。

    此時，個體戶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沒有地位。人們誇大了個體戶中刑滿釋放分子所佔的比例。很多幹了個體的，還是千方百計擠進國有單位。不然的話，正經人家的閨女都不嫁給你。因為你是“社會閒散人員”。

    但有一條還是吸引人的，不少個體戶都成了“萬元戶”。那時候，一萬元在人們心目中是不得了的數字。當時一般人上班的工資，每月不過四五十元。

    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同時又提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

    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明確提出鼓勵個體經濟發展，還是首次，並且範圍從“城鎮”擴展到了農村，令人鼓舞。但使用“適當”之類的謹慎措辭，仍然使人感到發展個體經濟帶有一點權宜性，個體經濟還是硬不起來。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這是國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認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憲法中第一次使用了“補充”二字。從此，“補充”說廣為人知，這兩個字到處引用，成為說明個體經濟地位最簡練的經典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到1982年，法規和文件中並沒有出現“私營經濟”這個詞彙。

    1983年-1988年站穩腳跟求發展

    這一階段是中國改革開放迅猛發展的時期。

    1984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更加積極更加堅定的語調打消人們的顧慮，指出：“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相聯繫的，不同於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繫的個體經濟，它對於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當前要注意為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並給予法律保護。”

    現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不可代替”了。個體戶抬起頭來了。但是生活的發展更加迅速。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九，經營“傻子瓜子”有方，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賺了100萬，成為著名私營企業家。他的發家致富，引起“紅眼病”患者和保守人士的反對，爆發了持久的爭論。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回憶說：“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這一時期嶄露頭角的，還有像四川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及其兄弟這樣的年輕人。出生於1951年的劉永好家境貧窮。他和他的3個兄弟在20世紀80年代初變賣家產籌集1000塊錢，從養鵪鶉起家艱苦奮鬥，成為四川新津縣遠近聞名的養殖大戶。到1988年，劉家養殖場已經年產15萬隻鵪鶉，而且投資200萬元興建了西南地區最具規模的希望飼料研究所，研究新型乳豬飼料，並於次年4月獲得成功，品質和產量超過中外合資生產的飼料。

    年廣久和劉永好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真實神話，是那一時期私營企業家的佼佼者。1994年出版的《中國私營經濟年鑒》稱劉永好四兄弟是“中國私營企業的排頭兵”。

    當然，他們早已超越個體戶的範圍了。

    但是，“上面”還在“看一看”。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議，提出：“對於私人企業……也應當採取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的方針。”這個文件對私營企業持一種模糊態度，稱之為“私人企業”。

    10月份召開黨的十三大。十三大報告指出：“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於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儘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

    儘管“一定程度的發展”措辭謹慎，但畢竟前進了一大步：正式承認了私營企業，而且明確提出保護的方針。這表明，中央對於改革實踐的總結和反饋是迅速的，採取的政策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報告中的“引導、監督和管理”三個詞，成為政策基調，沿用多年，直到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才有了新的改變。

    這時有個有趣的爭論要提一下，即“7個人”和“8個人”問題。

    這些人從馬克思著作中找來根據，堅持8個人和7個人的區別。他們提出雇8個人及以上的就是私營企業，雇7個人及以下的算個體戶。很多人這時已經習慣了個體戶，承認了個體戶，閨女也肯嫁給他們了。但是他們對雇8個人以上的業主則另眼相看，格外警惕。1988年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二條就說：“本條例所稱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

    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修正案說：“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國家根本大法再次對實踐做出積極反應，確定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經濟發展推動了歷史又一次突破。

    1988年，私營企業登記總戶數是9.06萬個，雇工人數164萬人。個體戶大約為2400萬。

    1989年-1991年在挫折中前進

    1989年下半年，“左”的東西抬頭了。

    有人說：“改革開放要收一收，該抓抓階級鬥爭了。”有人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經營機制是資本主義的。”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頗有來頭的文章，文章提出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种經濟上的力量支援他們？”

    文章對改革者提出質問：“是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這是北京最早提出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文章。

    “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的是什麼呢?文章說：“他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一個是取消公有制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

    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媒體上鋪天蓋地發表“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文章，來勢洶洶。

    雖然法律沒有改變，但在輿論中，私營經濟成了階級鬥爭的假想敵。

    一些私營企業家們想起了共和國歷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本來私營企業就戰戰兢兢。那時候流行一句民謠：“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現在一看報紙，不得了，於是一些人轉向國外辦起了企業並設法弄到綠卡，回國來揣著綠卡一邊經營一邊觀望；另一些人不得不“挂靠”在集體企業名下，戴上“紅帽子”……

    明明是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由組合、自負盈虧的私營企業，偏偏要頂著個集體企業的帽子?集體沒投一分錢?，這就造成了產權關係和司法解釋的混亂，導致無數紛爭和悲劇。

    人們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傾思潮影響下，有名的私營企業家就逮捕並判決了200多個。罪名是“貪污”、“挪用公款”等等。

    自已分掉自己賺來的利潤，是“貪污”；自己調撥自己的資金，是“挪用公款”……因為你戴著“集體”的紅帽子。

    河北一位私營企業家，因為“貪污”等罪，被判18年徒刑。熱心的律師和記者為他鳴不平，說“貪污”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和國企人員私拿公款，而這位企業家是無業人員，犯罪主體資格不符。又說他是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由組合、自負盈虧的“四自”，國家和集體沒投一分錢，實質上是私營企業。他的錢是自己經營所得，不能定為貪污等等，但是沒有用，還得在獄中服刑。

    《中華工商時報》1989年11月10日發表文章說：“近幾個月來全國個體戶銳減了近四百萬。”

    新華社辦的《中國記者》月刊1990年5月號發表文章說：“近來在報紙和刊物上，有關個體戶的報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編輯部感到有點拿不準。至於社會上，則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個體經濟已成了背時之物，最好是從重從快懲罰打擊。有的人誤以為中央已經收了，取締是早晚的事。新聞界在一段時間內的沉默，增加了這種不安情緒。前幾個月全國個體戶銳減360萬人，不能說和這種氛圍沒有關係。”

    這就是當時的輿論環境。

    可貴的是，多數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並沒有被壓倒。1990年上半年，全國近2000萬個體勞動者向亞運會捐贈的體育館在北京永定門外木樨園落成，被北京市和國家體委命名為光彩體育館。北京市政府在落成典禮上讚揚了個體戶致富不忘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唱主角的光彩事業從此叫響，在開發大西北活動中一馬當先，向落後地區投資，給貧困的大西北增加了光彩。據統計，到2002年，私營企業投向中西部的扶貧資金達200億元，幫助290萬貧困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

    和同時代國外同業比較起來，人們不得不佩服中國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的韌性與愛國精神。

    1992年-1997年私營經濟衝破瓶頸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有如黃鍾大呂壓倒了“左”傾思潮的瓦釜雷鳴，衝破了“問一問姓社姓資”的陰霾，推動了新一輪思想解放。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受到困擾的改革開放衝開了閘門，激流向東，使私營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十四大報告指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种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共同發展”的方針打破了一段時間以來“左”傾思潮針對民營經濟製造的種種奇談怪論，給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吃了一顆定心丸。

    1993年1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更進了一步。這個《決定》除了重申“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之外，還第一次明確提出：“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和個人。”

    現在情況倒了過來，非但不是“取締”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私營企業家和個體戶還可以購買國有企業。

    到1993年，私營企業一下子從1990年的9萬多戶猛漲到23.8萬戶，增長170％。

    但是道路並不平坦。從1995年春開始到1997年春，四份所謂的“洋洋萬言”相繼出現。這些文章把前些時候姓社姓資的爭論換成姓公姓私的爭論。文章散佈說，私營企業的發展威脅了國家安全。文章重操“文革”論調，大肆宣揚階級鬥爭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要求“採取措施”打擊“新生資產階級”。與此同時，北京幾家雜誌也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批判股份制，揭露私營經濟發展對社會主義造成的“危害”。私營企業家的心頭又罩上了烏雲。某省省委宣傳部負責人形容此時的輿論氣氛是：“想說話不敢張嘴，想走路不敢抬腿。”

    “紅帽子”現象愈演愈烈。

    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批評“左”傾思潮，回答萬言書的指責。他強調要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排除“干擾”，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他批評“左”派理論家說：“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

    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實現了新的突破。報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報告重申：“採取改組、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方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步伐。”

    私營經濟從“補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組成部分”。

    十五大報告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對我國公有制理論做出重大修正，進而第一次將改革方向指向傳統公有制，這不啻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的一次革命。

    這個“讓思想衝破牢籠”的金色秋季，安徽建築業的一個老闆走出“藏身”20年的“掩蔽所”，摘掉“紅帽子”，公開在合肥註冊成立了廣廈股份合作制建築公司。他叫沈文濤，“地下”經營已經多年，但害怕別人指責他的企業性質，所以多年來不是“挂靠”在這個“集體”，就是“挂靠”在那個“集體”。現在，他說：“我決心跨出這一步”，註冊了私營公司。

    十五大之後，各地都出現了摘掉“紅帽子”，還私營企業本來面目的熱潮。

    到1997年年底，私營企業已達96萬戶，個體戶2850萬戶；私營和個體經濟的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0％；私營和個體經濟從業人員達到6800萬人。

    1998年至今私營經濟深化發展

    十五大給予私營經濟新的地位和驅動力，私營經濟取得了許多新進展。

    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增加規定：“在法律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0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開始實施。這意味著以往根據所有制性質認定企業的做法逐漸消亡，歧視性規定在法律層面將會終結。

    2000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要求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建議》還要求各級政府“不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減少對經濟事務的行政性審批。”

    最引人注目的是，過去正式文件或法律對私營企業的方針一直是“引導、監督和管理”，《建議》第一次提出“支援、鼓勵和引導私營、個體企業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健康發展”。中國最講微言大義，從“引導、監督和管理”到“支援、鼓勵和引導”，其中的變化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到2001年底，個體戶為2423萬戶，私營企業已達203萬戶。從業人員7474萬人，註冊資金2萬多億元，共創產值2萬億元，個體私營經濟對GDP貢獻率達21％。其中，私營科技企業超過20萬家，員工560多萬人，技工貿總收入1.5萬億元，實現利潤1005億元，上繳稅金780億元，目前總收入超過億元的私營科技企業2214家。他們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我國鄉鎮企業近幾年普遍進行改制。鄉鎮企業中有85％已成為私營企業或股份制企業，非集體資本已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5％。

    包括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在內的非國有經濟的工業產值已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0％。

    私營經濟在滿足國家與人民多樣化需求，解決就業，保持穩定以及為國家提供稅收和社會捐助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但是，私營企業發展還有一些障礙需要破除。

    市場準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2002年3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在我國國有企業準入的80多個領域中，外企可以進入的有80多個，佔75％，私企卻只可以進入40個領域，不到50％。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國民待遇的。

    1999年12月，在北京市人大第15次常委會上，李小娟委員說：“奶製品車輛進城證都給國企了，私營企業產品再好也進不了城。”《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0月26日發表文章說，“仍然禁止它們?私營資本?進入國有部門繼續保持壟斷的許多商業領域”。

    政策法律環境：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外地考察時發現：如果國有企業欠私營企業錢，是債務關係；如果私營企業欠國企的錢，卻可能被戴上“侵佔國有財產”的帽子。甚至是“盜竊國有資產”。在金融方面，國企欠銀行的錢未還，會找出各種理由；而私企欠銀行的錢，就可能被定成“詐騙罪”。厲以寧說：這不公平！

    另外，諸多地方都發生侵犯私營企業權益的案件，長期得不到解決。

    其他諸如私營企業審批繁雜、融資和申請生產經營用地困難、攤派罰款多等等，也是眾所週知。

    迎接新世紀大發展

    從以上簡略回顧可以看出，私營經濟的命運與改革開放的進程緊緊聯繫在一起。24年來，改革開放的腳步由小到大，私營經濟的力量也由弱到強。

    私營經濟的發展雖然歷經曲折，但它充滿了生命力。原因在於，私營經濟符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看它是否推動生產力發展。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公有土地的產量只相當於等量私有土地出產的25％，因此他建議把公有土地出售給私人。這樣，新的所有者就會受到刺激監督各種活動，消除浪費，並且細緻入微地考慮怎樣最有利地使用每一英寸土地。

    當代經濟學家斯蒂夫.漢克則根據“官僚機構雙倍法則”闡明，生產同樣的產品或服務，公有企業需要支出兩倍于私營企業的成本。換句話說，作為一個規律，一個公有企業出售給私人之後，大體可以節約一半成本。

    我國私營經濟使用了20％的國家資源，創造了60％左右的產出。國有經濟使用了80％左右的國家資源，只創造了40％左右的產出。這一對比值得深思。

    新千年已經揭開序幕，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天地。

    前不久，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一項報告指出，在“十五”計劃期間，國企將要從146個競爭性行業退出，這就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此同時，在國企改革的進程中，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互相參股、持股以及私企兼併國企也將進一步展開。

    隨著加入WTO和融入全球化，私營經濟進出口權會加速擴大。隨著國家經貿委起草的《中小企業促進法》的實施，對外開放領域也會對私營經濟放開。對外經營權的登記制將會代替審批制。

    在新的世紀，私營經濟的發展和富裕階層的擴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國企管理人員向民企的流動，將會進一步改變人們的觀念。毫無疑問，隨著改革的深化，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和人文環境將進一步改進和優化。

    最近，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地廳級幹部和長期在中央負責農村工作、國土管理工作的老問志對我說，近些年來，一些農村已經處於一種凋敝狀況，包產到戶的體制能量已經釋放盡了。面對農民收入長期偏低、農村大量失業和農村城鎮化的壓力，應該逐漸考慮把土地出售給農民。這樣做的好處，一是給農民提供一筆啟動資金。現在農民手裏沒有錢，什麼都幹不了，有了第一筆錢才能談到啟動和發展。二是有利於土地的合理使用和有效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土地的浪費。三是有利於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加速農業規模經營和城鎮化。四是可以增加國家收入，緩解財政壓力。五是有利於農村地區政府職能轉化，建設“小政府”。的確，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以有利於農村現代化為出發點，進行思考、設計和探索。

    私營經濟大發展，要求私營經濟自身也要改革和提高。當前，私營經濟存在哪些問題呢?

    第一，在全國私營企業中，1993年以後創辦的佔66％，經營時間很短。顯然，私營企業主還屬於經驗欠缺、資金不足的新生代。這些問題要依靠發展來解決。

    第二，由於私營經濟一開始帶有拾遺補闕的特點，因而產業分佈單調。基本上集中在小型製造業、服務業和少數科技產業當中。這種狹窄的分佈對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構成制約。因此，私營企業必須打破原有產業分佈格局，尋求新的空間。

    第三，大多數私企規模小，自有資金不足。私營企業平均每戶註冊資本才80多萬元，平均每戶12人左右。

    第四，私營企業產生之初往往不是以規範契約形式出現，而是多帶有家族色彩。企業在組織結構、許可權劃分、決策方式、管理方式、分配和激勵機制等方面與現代企業制度有明顯差距。家長決策、接班人世襲、任人唯親、產權封閉等比較突出。雖說現代企業制度並不排斥家族企業，但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家族管理的弊端不斷凸現出來。

    第五，缺乏科技創新能力，資訊不靈，產品粗糙，假冒偽劣問題比較突出。

    第六，在人員構成方面，近年來雖然有不少知識分子和原國企幹部加入，但整體來看素質偏低，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比較少，這與知識經濟時代很不相宜。

    針對上述問題，私營企業應該儘早調整思路，對企業進行改造，使企業在組織結構、人員結構、管理模式、經營方式、分配機制等方面儘量向現代企業靠攏，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新千年的騰飛。（馬立誠）

    《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