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階段：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開始，並以一九九O年四月我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標誌，是“一國兩制”構想由理論走向實踐的重大步驟和體現，它將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整個中方與英方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和立法過程，既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關於“一國兩制”構想在理論上的闡述和發展過程，也是這一構想首先在香港和澳門逐步走向實踐的過程。香港問題集中地體現和落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上。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成後，經過近五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完成這一基本法草稿，並於一九九O年四月四日獲我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通過。於是香港回歸塵埃落定，廣大港澳同胞為之歡欣鼓舞。不少港澳報刊著文稱讚這一基本法，說這是把“一國兩制”國策、“中英聯合聲明”精神，以及香港幾百萬居民的合理意願有機地揉合在一起的憲制文件，並將經得起長時間的歷史考驗。
上述期間，即一九八七年三月，中萄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亦已草簽，並將於香港一樣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從“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發展和應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以下結論：
（一）“一國兩制”構想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重大發展，而它目前又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方針的核心內容。“一國兩制”的提出，使得和平統一祖國不再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主觀願望，而是合情全理的和切實可行的科學構想。
（二）“一國兩制”在香港問題上所體現的原則有三：一是主權必須收回，祖國必須統一；二是不改變香港的現行制度，並充分保證這個地方的穩定和繁榮；三是不妨害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這些基本的原則精神，反映了全體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對台灣地區同樣是適用的。
（三）“一國兩制”已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我國憲法中已列有有關設置特別行政區的規定。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亦正式就“一國兩制”構想有所闡述。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四）“一國”與“兩制”是不可分割的。香港基本法是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典範，它把堅持“一國”的原則性與實行“兩制”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與授權未來香港實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考慮和照顧了各方面的利益。
早在一九八四年七月，鄧小平同志在談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基本上已經完成時說：“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6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傑弗裏·豪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見到鄧小平時曾表示說：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振奮人心的概念，它能夠保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和以後的繁榮與穩定”。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後，次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數上升到1187.54，成為本年的新高峰。僅一九八四年一年，美國資本投入香港工業方面的即超過8億美元。（以上均見李宏著：《香港大事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據日本通產省發表的數字，截至一九八八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日本對香港投資總額已增達61.7億美元，香港仍然為“日本在亞洲區的第二重要投資地”；僅就製造業而言，日本在港累計投資已增至8.9億美元，佔海外投資總額的26.6%,與在香港佔海外投資總額34%的美國，“同為香港製造業最主要的海外投資者”。（香港《華僑日報》1990.1.29）這說明海外資本對香港的未來仍然是充滿信心的。一九八七年三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香港進行現場訪問，親睹香港的繁榮景象，對香港前景“表示相當樂觀”，這與鄧小平的估計，與傑弗裏·豪的估計完全一致，看來，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凡是體現了人民意志和願望的政策，是一定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歡迎的，是會有生命力的。歷史必將繼續證明，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國兩制”是正確的，是誠心誠意的，是一定能成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