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的心理狀態和他們所得到的支援和關懷有很大的關係。社會關愛的喪失，家庭的拋棄，只能使艾滋病進一步蔓延。這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危機。
　　
    中國目前的危險不是在於現有的已知的感染者，而是那些已經感染的，但卻隱身於社會的人。政府披露的數字是104萬感染者，但在中國疾控中心的名單上的只有幾萬人，其他90多萬人都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大家身邊。
　　
    我們遇到很多人，明明懷疑，但卻不願去查，他們自欺欺人地活著，認為這樣還能快活一些。這主要是我們這個社會對這個病的歧視太嚴重。
　　
    在人類抗擊艾滋病的鬥爭中，艾滋病人是戰鬥前沿交火最激烈的一部分，對感染者的投入是阻止艾滋病蔓延的最大的力量。
　　
    一個得到家人照顧的艾滋病感染者，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事是，我怎樣才能不傳給我的家人。如果我們有一個社會的大家庭，他就會想怎樣把艾滋病病毒阻止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讓他們參與到艾滋病的抗擊當中，他們不僅不會把病毒傳染給下一個人，而且還會成為一種很好的抗擊艾滋病的力量。
　　
    這就是GIPA的原則：Greater Involvement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響的人們更大程度地參與。在1994年的巴黎艾滋病首腦會議上GIPA受到了重視，42個國家政府發表了聯合聲明。
　　
    西方國家已經有這樣的組織，就是讓感染者團結起來，自己去自己的生存空間奮鬥，減少社會的歧視，在贏得自己本身的生存空間的同時，自覺地保護社會，保護其他的人。
　　
    如果讓感染者參與到這種工作中，他們會有一種使命感，用他們的聲音去講話，社會很可能會聽到一種更清晰的聲音。
　　
    中國是去年才開始的。正如初生的嬰兒，中國的GIPA還在脆弱中摸索前進。由於社會的特定環境，GIPA在各地得不到足夠的支援。
　　
    在一個充滿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歧視的環境中，GIPA積極分子的積極性受到打擊。西北某地區的艾滋病防治項目邀請了感染者參與到其中，該感染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解關心感染者的疾苦，但是他一年的工作只拿到了1000元的勞務費。
　　
    在GIPA的第一年我們的進展不大，但我們發現了影響前進的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因為我們的希望在明天。社會把我們拒于門外，但我們自己要努力走向社會，向社會陳述我們，讓社會接受我們。我們要給社會一個人性化的面孔，使艾滋病人成為對抗艾滋病最前沿的戰士。我們希望讓社會和感染者重新融合在一起。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