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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研討會上發言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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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把酒歡慶華夏民族大一統 華夏民族的文化核心即“文武之政－孔孟之道”，其原則和方向，具有很重要的現代意義。 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大政，中國已經在世界上和平崛起。建立面向以及邁向全世界時，屬於中國自身本有的文化原則和方向，才是真正屬於二十一世紀全體中國人民華夏民族的生存繁榮的大法。 台灣屬於華夏民族的台灣，其根本精神亦屬儒家之文化主體性。台獨黨人之性格屬於漢奸形式，在主體性的文化原則和方向上，已經迷途失足。如果神州在曆盡劫波數十年後，都能以儒家文化相逢于海峽兩岸，自然將於可見的未來在軒轅黃帝陵以及曲阜孔廟之前，共祭先祖與先聖而把酒歡慶華夏民族的大一統。(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潘朝陽) 文壇起勁旅藝苑多奇葩——咸陽現代文化淺談 建國50多年來，咸陽文化事業發展迅猛，成就卓著。 各級政府十分注重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陸續建成一批群眾文化活動院館和場所，為群眾文化活動的普遍開展創造了條件。據統計，全市有專業劇團14個，演齣劇院（場）36座，電影院、站550多個；基本達到了縣縣有文化館、鄉鄉有文化站，大部分村有文化活動室。全市有公共圖書館12個，館藏圖書120多萬冊，年接待讀者60多萬人次。館藏圖書中，有不少國家級善本圖書。 近年來，知名人士出資興辦公共圖書館，給咸陽圖書館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全市共有新華書店13個，圖書銷售網點布點稠密，年銷售圖書1000萬冊以上。 咸陽的文學創作全省聞名、在全國亦有較大影響。詩詞歌盛世，美文娛百姓。文壇涌勁旅，聲名噪四方。毛、雷抒雁、李若冰、閻綱、峭石、馮日乾、沙石、鄒志安、程海、文蘭、張鼎全、王海等一大批作家在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都有不俗的表現。新人輩出，佳作如潮，文學創作的群眾性成了咸陽文壇的突出特色。 咸陽戲劇，秦腔、豫劇、眉戶、弦板腔、木偶、皮影遍地開花。編劇上專業和業餘作相諧共振，石匠、鄧春松、張漢等一批劇作家創作出了以秦地歷史和現實為題材的作品，推動了戲劇藝術的改革和創新。表演上有焦曉春、任哲中、郭明霞、馬友仙、馬金仙、趙斌等表演大家，也有白萍、王輝、何麗萍、張建芳、李清泉、陳雪紅、稅曉玲、張虹、安娜等後起之秀，這些戲劇赤子以藝術為天職，傾力拼打，辛勤耕耘，在全國和省上的展演、評賽中獲得了較高的獎次。市文化局開展的優秀劇目調演、展演、群眾秦腔大賽、曲藝評賽等各類戲劇賽事，為我市戲劇藝術的發展培養了人才，鍛鍊了隊伍，積聚了人氣，使咸陽的戲劇藝術苑園呈現出百花競秀、異彩紛呈的局面。 隨著網路文化的興起，咸陽的文化市場現代氣息日益濃厚，在規範中不斷發展，在發展中日趨成熟，極大地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報刊業、印刷業等文化行業近年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咸陽日報》、《秦都》雜誌和院校報刊編輯、印刷、發行在全國地市級報紙中處於領先地位，成了我市群眾須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多元文化與客家文化的通融 談到客家文化與周邊文化圈之間的相互接觸上，與同屬漢族文化體系的廣襯文化圈、福老文化圈、贛文化圈、湘文化圈、巴蜀文化圈以及其他像瑤族文化圈，或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文化圈等的交流接觸上，可從文化人類學來做研討，特別是方言和民俗方面。林浩在其《客家文化新論》上，亦論述到客家文化與漢族文化等諸民係文化的接觸形態問題，說到客家文化與廣襯文化、福老文化等等文化的接觸中的文化轉移或是文化取代問題。同時說到在接觸中的文化創新等問題，這都是我們為客家文化的地球化、國際化所應努力達成的方向。客家文化與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將為我們人類帶來更多的安詳與繁榮。 (亞洲文化綜合研究所所長鐘清漢) 論漢儒風節 首先，漢儒風節傳承併發揚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現了以仁義為心，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其次，漢儒風節的核心是忠義、剛正、誠信的婞直之風，表現為堅持正義，疾惡如仇，勇於為真理舍生取義。再次，漢儒中的處士派“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專心學問，培養人才，播火傳薪，以其道藝弘揚文化，服務於社會。 筆者以為漢儒風節仍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第一，重視文化教育和建設，重塑良好社會風尚，提升國民素質，是維繫國運的大事。第二，強化國家意識，高揚民族傳統，傳承愛國精神。第三，高揚追求真理和維護正義的旗幟，倡行實事求是的作風。 (教育部語文出版社原副總編輯李建國) 如何理解“和”的理念 中國的哲學思想強調天人是合一的，人與人是並生的，主張“和而不同”，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始終處在一種極其密切的和諧的關係之中。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和諧。那麼如何理解“和”的理念？首先，萬事萬物源自和諧統一的狀態，事物或世界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樣性的統一。和就是不要排斥不同的事物，要允許不同事物或不同的文化價值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多樣性的。生命或事物都是由不同的元素有秩序地組合成的。每一個有機體都是多樣性的統一。沒有這樣的多樣性，絕對不可能形成多姿多彩的事物和現實世界。其次，和並不僅僅是事物的源頭活水，是形成萬事萬物的本體，也是事物或世界存在、生存和發展的一種最佳狀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胡軍) 儒家的貴和精神與社會和諧 儒家的“貴和”精神主要包括： 一、禮之用，和為貴。任何社會都要以一定的社會規範、社會秩序做保證。社會要和諧，就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倫理、法規、制度、紀律等一整套社會規範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否則就會陷入混亂。 赺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在儒家學說中，“和”又叫做“中和”。“中”即各種不同事物的結合點，包含均衡、公平、適當之意。“中和”是天地萬物最好的存在狀態，也是社會最好的存在狀態，要想使社會達到這種狀態，就必須對社會中的各種因素不偏不倚，必須要保持社會的公平和均衡。 赺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社會和諧要比有利的自然條件更重要。 社會和諧了，國家有凝聚力了，社會才能安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和諧是任何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一個不和諧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只有和諧，社會才能存在；只有和諧，社會才能發展；只有和諧，人民才能平安快樂地生活下去。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陳戰國) 中庸芻議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釋“中”，以平常釋“庸”。“中庸”作為一種德性或說道德品質，表示人們行為中的一種主觀動機和價值取向。 今天，我國人民正致力於和諧社會的建設。建設和諧社會，需要總結實踐經驗，也需要借鑒和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在發掘和沿襲優秀的文化傳統時，我們無法忽略也不應忽略儒學的傳統與價值，尤其是儒家倫理的傳統與價值。但從我們對儒家中庸學說的辨析來看，評斷儒家倫理，應特別注意儒家的中庸學說；而對儒家中庸學說的認同，又應將目光主要投向早期儒家主張的道德的中庸。因為，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也是一個道德的社會。而早期儒家的中庸觀念，既可以在我們追求的和諧社會中，作為人們生活的價值取向，又可以成為人們道德行為的思想理論基礎。(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田文軍) 儒學與現代社會芻議 縱觀整個“儒學與現代化”的討論，企圖為儒學仍能存續于現代化社會辯護的，大體上可分為三種論式： 一是說儒學的基本精神並不違反現代社會的性質（如民主、科學、自由、工業化等等）與發展。其實只是現代社會現代性的輔助或補充，最多只能成為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調節因素。第二種論式，則企圖說明儒學對現代社會之現代性，具有增進及強化的積極功能。第三種論式認為儒學可以直接作用於現代社會，可有效增進強化其現代性。 第一種論式，著重面在於儒學的倫理道德價值；第二種論式，著重在於討論儒學與民主科學之關係；第三種論式，則側重於經濟發展。都是有選擇性地進行儒學現代性的辯護。(台灣佛光大學創建校長 龔鵬程) 陰陽五行學說的意蘊 陰陽五行學說，是中國人理解世界萬物最具民族性之思維模式，影響中國文化至為深遠。這套學說思想，不僅促進了漢代盛極一時之科學發展，更深刻地體現在諸多層面之中，天文、地理、醫學、建築、政治、人倫……甚至日常生活起居，多與陰陽五行思想有關。 在這凡事講科學、重實證的時代，雖然陰陽五行學說已逐漸淪為“惑世誣民”之“迷信”、“邪說”，但不可否認的，它已經成為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之一。若全盤否定其價值，顯然是棄置寶貴的文化遺產與漠視傳統的民間習俗。(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周德良) 易經和合思想述評 中國大陸在全面振興崛起的過程中，應發揚民族傳統的智慧，倡導和平合作的理念，以化解國際爭端。
易經為中華文化之源，以陰陽立論，最重視對立兩端間的衝突和融合，觸類自然旁通，相反可以相成。 幹卦大象傳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大象傳稱：“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山河大地蘊養萬物，人生行事亦當順勢包容，與群眾和諧相處。(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理事長劉君祖) 激活海峽兩岸和合文化之路 如今華人世界有可能成為這個世紀的強大國家和強勢文化，為因應如此的現實，華人世界應該做好準備，文學上文化上不斷的鼓勵創作、交流、溝通、甚至於合辦研討會，聯合徵選各項藝文創作獎、表演獎等等。 目前大陸研究台灣文學文化的現象很積極，且有一定的成績，反而是台灣研究大陸文學文化的進展不大，這點固然是台灣文學界要做的省思，也需要大陸作家、學者提供可資研究的資訊，尤希望大陸官方推動此一方案，引導而不干涉，假以時日，自然有成。 海峽兩岸在文學文化的和合腳步，兩岸官方宜樂見其成，宜多加實質鼓勵和環境的營造是最好的方法。(台灣明道管理學院教授鄭定國) 和平與發展為當今兩岸主軸 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每一個成功的民族文化都是既發揚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又吸收其他文化的各種養分的結果。中華文化體系的形成，本來就是民族、區域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結合。兩岸必須更正視在經濟文化圈中，尋找適合於自身歷史條件的現代文化，以增強本身的力量。 兩岸目前迫切的主軸無疑是和平與發展。對此，吾人當然不敢奢望世界各國均認同中華文化的“和合”精神。但身為炎黃子孫的兩岸同胞，卻不能不深切體認“和合”的重要，因為在“和合”思想下，兩岸可各保有生活特殊性的一面，可各保有經濟特色的一面，一如香港、澳門的回歸，即為明顯之例。(台灣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楊振良) 秦文化的主要特徵 秦人從西元前350年定都咸陽，前後歷時144年，不但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且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文化，與當時山東六國相比，秦文化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 一是“便國不法古”的原創性。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傑出貢獻不僅在於他順應歷史潮流，實現了中國社會由封建割據向封建統一轉變，而且在於他在這一轉變中對每一個歷史關節點的準確把握和駕馭創立了一種影響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無論是為加強中央集權而構建一套相互制約、監督體系完整的制衡機構，還是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探求的以“郡縣制”為框架，以地方基層政權建設為基礎的單一政體，秦始皇所從事的實踐都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二是“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眾”的開放性。對外來人才門戶大開正是秦人的一個優良傳統，秦孝公時的商鞅，秦惠文王時期的蘇秦、張儀，秦昭王時期的范睢、蔡澤，秦始皇時期的李斯、韓非、蔚繚、鄭國，都是外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在秦國找到了實現其政治抱負的舞臺，而且這些人才的引進，帶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新的資訊、新的觀念，對促進人文融合發揮了顯著的引領作用。而更值得稱道的是，秦國統治者對待外來知識分子的姿態，據史書記載，秦孝公當年與商鞅探討變法圖強，常常通宵達旦。每當思想碰撞出火花的時候，雙方都情不自禁地向對方的座位移動，以致雙膝相促。秦人的這種胸懷，使得秦國成為當時人才雲集的舞臺。 三是“河海不擇細流”的包容性，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對秦文化吸納性概括有助於我們了解秦人“海納百川”的文化視野。所謂“隨和之寶”、“明月之珠”、“太阿劍”，“鄭、衛、桑閒、昭、虞、象”之樂，都不過是異國文化的象徵，而秦人拋棄擊叩缶而紛紛演奏鄭、衛的旋律，丟掉彈箏而演奏昭樂和虞樂，不僅反映了秦始皇執政時期文化的繁榮，尤其體現出秦人對待外來文化的寬鬆態度。儘管在秦建都咸陽的144年中，法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一直佔據著主導位置。然而，事實上從秦孝公建都咸陽時起，咸陽就一直是一個諸子百家十分活躍的舞臺。在商鞅變法的初期，的確存在著“燔《詩書》，明法令”的禁絕儒術政策，但這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到秦昭王時，學術風氣已經出現了“納六國之士”的可喜變化；特別是在秦始皇執政以後，呂不韋召集六國學子，編撰《呂氏春秋》，兼採各家學說，開了秦國學術的新風。 足下文章大養生天地寬——咸陽足療養生文化門外談 改革開放後，咸陽人生活好了，企盼健康的願望日趨強烈。近年來，市上強勢推進各行業的發展，以全新的經營理念和駕馭市場的大手筆，發展起了咸陽足療產業。咸陽足療以其獨特的養生健體功效，贏得了廣大消費者的歡迎和喜愛，在一兩年間，迅速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產生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刷新了咸陽養生文化的記錄。 足療的妙處，一是用料配方依據中醫熏蒸外敷的醫學原理，精選中草藥，科學配方，醫防並舉，以求其效。二是利用中醫推拿、按摩的保健原理，選穴定位，調配手法套路，或取對症施治之效，或盡養生保健之力。三是營造一種輕鬆、恬靜、雅致的休閒養生情調。用週到的服務和文明、禮儀、親和的經營方略，使消費者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一種養生休閒文化，得到全身心的放鬆和休整。
咸陽足療正規、老到，守道德之限，盡服務之責，遵養生之旨。所以，全國足療的店家大都在招牌上標出“特別聘請咸陽浴足師駐店獻藝”等，光顧的客人也就會因此多起來。咸陽也為各地培養過不少浴足師，也有人以咸陽的名義培訓浴足師。幹足療這一行的，不少人改變了家庭經濟狀況，改寫了命運。（陜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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