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遠 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讚曰：中華民族五千年，上溯炎黃二帝傳；
史料求真憑考古，金文甲骨字關連。
一、前 言
中華民族有位共祖黃帝，這已經是眾所週知的事；神農氏教民耕種，嘗百草以治疾病，為中醫鼻祖，這也是世俗知曉的事。但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在黃帝之前還有一位炎帝，就知之較少，而這位炎帝與神農氏居然還是同一個人，可能就多有所疑。因此我們有必要從人、時、事、地、物的五大基礎上，去探索合理的證據；這就寄望于過去的史料，能與現代考古出土的文物相契合，使二者像一件夾克外套的左右幅，必將中間連係的「時間拉煉」扣準，才能順勢拉合（注1），否則兩不相應連結，上古史料欠缺考古實證，便永為傳說或神話。本文即基此理念，試圖從雙方面搜出一些線索，或許有助徵信。
二、炎帝神農的史料輪廓
先秦典籍有關炎帝神農的載述，確實很少，就如較早的《詩經》305篇中，根本不曾咏及炎帝神農甚至黃帝事跡。《管子》在〈封禪篇〉稱炎帝曾到泰山封禪，又在〈輕重戊篇〉稱神農在淇山之南種植五穀。而《周易》書中未見有「炎帝」稱號，只在它〈係辭下傳〉說過神農氏興起，用木製作耒耜，教民農耕；神農氏過世後，便換黃帝治理天下。《春秋左傳》記魯昭公17年秋（西元前525年）之事，有郯子來朝，在宴會上，郯子說到黃帝是採用雲彩來紀官名，而炎帝全用火來紀官名；又記哀公9年秋（西元前484年），稱炎帝為火師，姜姓是他的後人。《孟子?滕文公》也見有許行倡說神農之道；《倫語》便不述及炎帝神農及黃帝，難道孔夫子是「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莊子》一書，有多篇提到神農，卻不稱炎帝；在〈盜跖篇〉中謂神農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彼此無相害之心，這是崇高的道德標準；然而黃帝就不能致德，他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竟流血百里。在〈篋胠篇〉中還托言神農氏時，民結繩而用之紀事，甘而食，美其服，樂其俗，各安其居，與鄰國不相往來，是很理想的治理之道。到了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西元前240年前後），則言炎帝為炎夏之帝，而黃帝為中央之帝，並多見神農之稱。
秦亡漢興之後，正史之傳，便推司馬遷著《史記》（西元前91年）為尊，在卷首的〈五帝本紀〉中，謂黃帝軒轅時候，因神農氏的後代子孫道德敗壞，黃帝起而代之；後世唐代張守節為《史記》作〈正義〉的解說，引了晉武帝（西元265－289年）時皇甫謐著《帝王世紀》所述一段關於神農氏的史話，值得引出參考：
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烈山氏。
皇甫謐對神農氏的出生稱號，一口氣提了四種說法，似乎是對神農氏的姓姜，長于姜水云云持有懷疑。於是張氏〈正義〉接續引出《括地誌》所雲：
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昔神農生於厲鄉，所謂烈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
在晉郭璞《水經注》中，則既稱炎帝長于姜水，後為姜姓，又稱神農氏為三皇之一，姜姓，都于陳，因生於烈山，故號烈山氏。
以上列舉史料對炎帝神農出生的故里，不外二說，一在姜水，一在烈山。按姜水在陜西關中平地西部，當岐水東過姜氏城而南流入渭河的一段便是（《水經》渭水注），所以炎帝神農屬姜姓；一稱烈山，是在湖北隨州市之北，烈與厲音相通，故也是厲山，烈山氏也就是厲山氏，厲山之下有厲鄉，古有厲國在此（《漢書?地理志》）。我們按五行方位及其屬性解，姜水地處中原之西，屬白；厲山卻位於中原之南，屬赤，亦屬火，疊火為炎，所以炎帝生長于南方的厲山而稱厲山氏，或烈山氏；又為火師，以火德而王，是炎夏之帝，用火紀其官之名，並有赤帝之號，都較生長于西方的姜水之說近理。
清道光戊子（西元1828年）王開琸纂輯《炎陵志》，據其引錄，稱炎帝烈山氏，在位120年崩，納奔水氏，生帝臨魁，凡八代才由軒轅氏取而代之；後來到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元967年）始訪得炎帝陵墓，在今湖南省東南之酃縣康樂鄉白鹿原（注2）。
按炎帝神農氏既曾在位120年之久，那麼他當有140歲之齡，這似近乎神話，若真傳了八代子孫，，依現今常情推算，至少就是200年，所以比較合理的說法，炎帝神農約是黃帝之前250年前的人。
至於炎帝活動的範圍，史料所傳有限，曾到山東的泰山封禪，在河南北部的淇水一帶教民種植五穀；所謂都于陳，疑地在河南省東部，不過既以湖北的隨州北地厲山為出生故里，死後陵廟厝在湖南省東南的酃縣境內，則其活動範圍當以南方的長江流域為中心，南北空間約1200公里之距，這是吾人所能獲得較少神話的時空認知了。
三、黃帝的史料輪廓
述及黃帝事跡的先秦典籍，一如上章所引，大約在東周的春秋及戰國之時，至少有《管子》、《易經係辭》、《春秋左傳》、《國語》、《莊子》及《竹書紀年》等書，現擇要綜合譯介如下：
黃帝在神農氏沒落之後興起（《管子?輕重篇》、《易經?係辭下傳》、《莊子?山木篇》），初時定都有熊（《今本竹書紀年》）；之後，勢力日漸壯大，曾在阪泉戰勝炎帝的子孫（《春秋左傳》），又在涿鹿擒殺蚩尤（《莊子?盜跖篇》）。黃帝在位19年時，政令遍行天下，到過崆峒山，廣成子教他放任無為而治天下的道理（《莊子?在宥篇》）；同時，黃帝制定簡明法律，百姓都能安心守法，於是各地人民相率歸順，無為而使天下治（《易經?係辭下傳》、《管子?任法篇》）。在位20年時，看到天上五彩祥雲，就用各色彩雲制定官名（《春秋左傳》、《今本竹書紀年》）。黃帝曾遊赤水之北，又登崑崙的山丘（《莊子?天地篇及至樂篇》）。在位59年時，仁義遠播，於是有外國人貫胸氏和長股氏前來臣服（《今本竹書紀年》），按或屬西部邊疆少數民族。黃帝在位100年時，曾經發生大地震，於是駕崩（《今本竹書紀年》），黃帝崩後，他的第八世孫虞舜和夏禹，先後治國，每隔五年都要隆重禘祭黃帝（《國語?魯語》）。
以上引譯內容，都出自2300年到2650年前之間約350年中的具體記載，黃帝的活動範圍也有概念：其都邑有熊，約在今河南省新鄭西北的黃水；而據《莊子》一書生花妙筆所述，黃帝曾北遊赤水後登崑崙，即由陜北直上河套的陰山；向南則到了湖北和湖南交界的洞庭湖。
在《莊子》之後約250年的《史記》，便述及黃帝東至於海，西至空桐（崆峒山），四週空間約在今山東、甘肅、兩湖及河北等省，未逾長江而南，其活動範圍當以中原的黃河流域為中心，方圓約1500公里之幅；而崩後葬于橋山，即在陜西中部的黃陵縣，蓋自漢武帝遠征朔方凱歸，途中經此致祭黃帝（《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自是歷代皇帝皆不忘謁陵祭祀，如今則是百姓年年朝聖。1998年4月5日清明節，余因出席在西安召開之「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同注1），並有幸隨大會前往黃土高原祭陵，盛典備極隆重，民眾魚貫瞻仰黃帝陵及周圍景觀之恢宏壯麗，鹹興黃帝聖靈萬古不朽之慨！
四、從商周古文字探索
先秦簡冊典籍，原皆東周各國大同小異之古篆文字所書，到了秦始皇34年（西元前213年）用李斯所作小篆定體統一天下文字時，所有古籍必即以小篆轉譯，其後再變隸體，至東漢章帝建初之時（西元80年前後）王次仲又創楷書文字，所有先秦典籍，才完全呈現楷書正體字的面貌。但簡冊古籍幾經文字的改體傳寫，難免舛誤錯失，雖後世迭出飽學宏儒紛作注疏訂正，終究還留一些存疑之憾；故現代學者最能信賴的，莫過於利用地下考古出土的商周古文字材料，作為直接證據，再校古籍追究古史。
基此理念，我們試從商周古文字來探索有關炎帝神農與黃帝的存在。這主要可分兩大部份：其一，是近百年來，各地考古發掘而得的商周銅器，以及可能自漢代以來出土而傳世至今的商周銅器，這些銅器可能至少有5000件是鑄刻有金文（銘文）的，它們約略是距今3400年前即商代早期的後段，到2200年前即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前所使用的文字；我們據容庚編著的《金文編》中統計，將近有3800個金文單字（注3），若加上近20年來出土及民間傳藏的新字，總數或近4000字之譜，其中經余辨出屬於商代始用者，將近有900字之多。
如此大量鑄刻有金文的銅器中，其具長篇史料記述者，在3200年前後的晚商時期，便有一件作為酒器的卣銘，鑄有44字，現藏日本白鶴美術館，它是迄今所見晚商最長的一篇金文記事；另有30字的「戌嗣子鼎」銘，及27字的「小臣俞犀牛尊」銘等（注4）。在西周及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長篇銘文已不勝枚舉，諸如西周早期成王時的「何尊」122字銘，西周晚期宣王元年（西元前827年）的「毛公鼎」500字長銘，它是商周時代最長的一篇銘文；其他如「散氏盤」357字銘。春秋中期晉文公（西元前636年即位）時「子犯龢鐘」8件成套共132字銘（注5）；戰國早期「曾侯乙編鐘」65件成套，合計3755字銘；戰國中期「中山王鐵足大鼎」469字銘，……。就用這將近4000個金文單字，記述了商周王公文武百官及屬國王侯的諸多史事，但在3000年前的商代晚期，卻只出現一個「帝」字，作為帝號之用，尚未見有「神」、「農」、「炎」、「黃」各字的蹤跡；到了約2900年前後的西周時期，我們才找到它們，不過「神」字是稱「百神」，「帝」字是指「上帝」而用，「炎」字則作地名之「郯」（在山東），「農」字多作人名，「黃」字可用作玉佩之稱，也可喻老人髮膚之色，並未見有「炎帝」、「神農」或「黃帝」之連稱及觀念。
獨獨到了戰國中期的齊威王時（西元前357年），製作了一件食器「陳侯因齊敦」（齊威王名），鑄銘79字，其中刻有銘曰：
皇考孝武桓公（齊桓公），恭哉，大謨克成。其惟因齊揚皇考，紹緟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答揚厥德。
這就是唯一在2363年前（以今2006年上推）出現「高祖黃帝」之稱的金文實錄力證，也就是說當時的齊國人文，確有以黃帝為始祖的概念（注6）。
其二，是近世紀從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到1928年起才由公家機關發動，而由學者主持的正式考古發掘，先後掘獲占卜並具刻辭的龜甲與牛胛骨，總數可在10至15萬片之間（以整片及碎片合計）（注7），這些甲骨卜辭，都是商代晚期之初第一位王盤庚，首遷來此新建殷都，歷經273年間的12位王，他們崇尚甲骨占卜迷信，幾乎每天在王宮內臨朝前，都要與太史、太卜等官員，先在內廷用龜甲或牛骨占卜出吉兇，然後遵照辦政；所占問的事，內容繁雜，除國之大事如祭祀及征伐之外，還包括天文、地理、田獵、農耕、疾病、占夢及后妃生育等（注8），凡事惟求卜示決斷；卜後便將所問及稍後是否應驗的事，一一刻記在甲骨上的卜紋旁邊備查，如此日積月累存作檔案，成為殷商王廷一套完整的記事實錄；待前王崩後，便將其所用甲骨卜辭檔案掘窖埋葬，有的甚至將其管理甲骨文檔案的人員，一併埋在甲骨堆中隨葬，就像70年前（1936年），考古隊在安陽發掘ＹＨ127坑的巨大貢獻一樣，經學者考證，竟然是殷王武丁一朝的17000多片卜龜字甲（碎片分計），其數量之大，乃佔當時歷次考古發掘字甲總數的78％，也就是殷朝12位王占卜所用龜甲，在每5片中，便將近有4片屬武丁一王所用；而每片龜甲所刻卜辭的字數多寡不一，其最多者有一片刻上279字，此係刻記殷王武丁親徵，並調兵遣將，分頭討伐小邦的精彩實錄（注9）。
總計晚商王朝在內廷刻錄甲骨卜辭，記事存史的「刀筆字體」所用單字，將近3500個，惟惜至今可識之字還不及一半（注10）；它們與同時期在各級臣民社會通行約900個金文，原屬一種文字，只是金文係用毛筆書寫而後鑄出的正規字體，其筆畫有圓轉及象形的肥筆特徵，甲骨文字卻是王宮內廷專為契刻卜辭慣用的刀筆字體，其用刀橫豎直衝，不免有遇繁減筆的簡化文字，這在民間社會是難窺宮中刻字之真相的，故商代的大眾化文字，無疑是以金文為代表（注11）。
儘管如此，我們今日仰賴考古發掘的偉大成果，反倒有幸看到殷商王朝之深埋窖藏檔案的甲骨文字，在其所用的單字中，是有「炎」字，惜其連辭難解；而「帝」字有作祭名，具「天帝」的概念，也用為王天下者的尊號；「農」字有作「農示」，如農神，與後世祀社相似；「黃」字有作「黃尹」者，或屬人名；「神」字仍未見（注12）。
以上略述商周兩代文字，現存最多的兩大主流實況，其在商代就都不見有「神農」、「炎帝」與「黃帝」的連稱；這也就意謂3000年前的人，尚無追溯兩位遠祖的觀念：而西周金文雖然增多，長銘記事連連，卻是仍缺其證。難道中華民族傳說中的兩大遠祖，只有到戰國中期的齊威王，才落實一位「高祖黃帝」的存在？非也，因為當今各地考古發掘工作持續未斷，地下長埋古文史料必將再現，吾人惟有拭目以待。
五、考古新知炎黃時代的四方文物
據前考炎帝早于黃帝約250年，而台灣「軒轅教」推算黃帝生於距今4741年（注13），加上黃帝在世或百年，則炎黃二帝的時代，便在5000年到4650年之間，今俗號稱中華民族擁有5000年文化，則應包涵炎帝的存在才算具足。那麼在此歷史的時段裏，近世的考古發現，又獲得什麼相應的文化遺物呢？
先說炎帝活動範圍以南方之長江流域為主的出土文物：在長江中游的兩岸，其西段以三峽之東，到洞庭湖北岸的江漢平原一帶，有「屈家嶺文化」（西元前3000－前2600年），當時民生用器，是泥質黑陶、灰陶和少量彩陶的裝盛器；工具用石鋤、石刀等，屬於新石器時代（約西元前6000多年－前2000年）晚期偏早的產品；家禽生畜有雞、豬、羊和狗，見於陶塑；也有代表權力的一件穿孔石鉞，其上有朱繪的卷雲紋；居民以種植水稻為主食（注14）。在長江下游，是大別山與安徽巢湖之間的江淮地區，有「薛家崗遺址」（西元前3200－前3000年）的三期文化，以夾砂的素面灰黑陶為主，有甑鼎套合的陶甗作蒸食用；石器有朱繪石鉞，及一件朱繪多孔石刀，長達51.6公分，所繪是花果形圖案；隨葬品中的陶器最多，有一座墓中有30件玉器；主食亦係稻作。長江由巢湖再東下南京一帶，是「北陰陽營文化」（西元前4000－前3000年），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術都較高，小件玉器的製作較發達，死者口中有含瑪瑙石子的。長江東出大海與錢塘江之間相夾的太湖地區，更是「良渚文化」（西元前3300－前2200年）薈萃之地，早期以輪制的磨光灰陶為主，有扁足鼎和袋足鬹等；玉器製作興旺，品類在10種以上，從武進發掘的「寺墩遺址」（西元前2790年左右），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墓葬，其大量隨葬品中，就有玉琮33件和玉璧24件，而最大的玉琮高達33.5公分，大玉璧的直徑達26.2公分，足見此一地區崇玉之盛，手工藝的琢玉技術之精。在吳興附近的「錢山漾遺址」（西元前3300－前2600年），早期即有大批竹篾編織物，以及絲麻織品與絹帛，當時養蠶業已興。
當此同時，南方珠江流域廣州北部的曲江縣附近，也有生民活動，在其「石峽遺址」（西元前2900－前2700年）的墓葬中，有大量陶器、石器及精美的琮、璧、環、玦等玉器。甚至連西藏東部3100公尺的高原，在瀾滄江上游昌都江邊一處「卡若遺址」（西元前3300－前2100年），其早期遺物也見夾沙紅陶，大型石器及鑲嵌石葉的骨刀，還有精細的骨針、骨錐、骨飾等，吃的有粟子，牲畜有豬和牛等。
在南方長江流域分佈的這些文化遺存，實際上已延伸到黃帝的時空環境，而黃帝活動以中原之黃河流域為主所廣被的時空環境，也上涵了炎帝。黃河流域是以仰韶文化（西元前5000－前3000年）的彩陶為象徵，可是炎黃二帝的出現，卻已踏入仰韶文化的尾聲，不過還能從洛陽西郊「王灣遺址」（西元前3390－前2390年）的「王灣二期文化」中，看到一些畫有彎曲紋飾的彩陶盆；從陜縣「廟底溝遺址」（西元前2900－前2800年左右），到早期「龍山文化」（西元前2780年）的時段，也仍有少量仰韶文化遺風的細泥紅彩陶，而97％則屬灰陶；工具則有單孔石刀和石鐮，特別是有雙齒的木耒作為農耕之用；家畜有豬、狗、牛、羊和雞。
黃河流域下游，便是山東境內之「大汶口文化」（西元前4300－前2500年）的中期（西元前3500－2800年間），所用的彩陶器皿，是折腹罐形鼎、大鏤孔圈足豆和深腹背壺等，紋飾除有早期的花瓣紋外，多用波折、方格及紅色圓點紋；農業以粟為主，工具為有肩之石鏟、石錛、石鎬頭或鹿角鋤，漁獵則制骨器為用；隨葬品以豬為盛，一墓中隨葬有多達32頭豬的下頷骨，可證豬是此地的財富表像；更有夫妻合葬，或妻妾殉葬之俗，死者佩戴精緻的玉石飾物，也有玉鏟、象牙器及近百件精美陶器的隨葬。
黃河上游地區，與炎黃二帝同時的文明，則推甘肅蘭州之南臨洮的「馬家窯遺址」（西元前3300－前2900年）到其晚期「小坪子期」（西元前2900－前2650年）的綺麗彩陶為代表，它們的風格與中原廟底溝類型緊密相關，有仰韶文化向西擴散的脈絡可尋；彩陶器類多樣，有碗、盆、瓶和罐等，紋飾用黑色粗筆畫出大漩渦紋及大鋸齒紋為主，也有蛙和變體鳥紋，展現強烈的地方風格。
在典籍史料和傳說中的炎黃二帝，可能還未曾提到的東北遼河流域，早從8000年到5000年之間，就有奇特的文明在孳育發皇了。其繼大量奇型怪狀玉器的「紅山文化」（西元前3500年）之後，是遼寧東部地區的「小珠山三期遺存」（西元前3000－前2500年），石器多數磨制，有弧刃雙孔石刀、石斧、石鎌和穿孔石鏟；手制的陶器多呈黑褐色，附加堆紋和劃紋，有碗、缽、豆、壺、鼎和罐等；農業種粟，飼養豬、狗等家畜；漁獵有鹿、獐、海貝和鯨魚等。
藉此考古出土實物的粗略大貌觀想，則在炎黃二帝的時代裏，差異較大的是：南方的炎帝和子民，以食大米為主，中原的黃帝和子民，則以食小米（粟）為主，而農耕用雙齒的木耒犁土便少折損；相似的是衣著有絲麻，所用的器皿，以灰黑陶器為多，但黃帝之時彩陶仍不少；工具為石器，家畜有豬、牛、狗和雞；狩獵與征戰則用石斧、石鏃並用竹木所制的竹弓、短棒及長棍係綁尖銳石器之類武器；死後佩飾用玉器，祭器有大石刀或玉琮玉璧等，既重視生活亦善敬靈魂。
六、結 語
事實上，炎帝神農與黃帝，迄今所見最早的史料及金文實錄，都只出現在東周的春秋與戰國時期，距今才約2600多年前後，真要上溯到炎黃二帝之世，可還有2300多年是空白，著實是遠古莫測！可是今日吾人對5000年前的考古文物，卻是各地博物館可見，對遠古人民生活狀況，反倒歷歷在目；就如安陽殷墟甲骨卜辭刻字出土，對商代的先公先王之名，一一浮現，可上溯到3600年前商湯的名字，甚至還溯出「高祖夋（俊）」即帝嚳之名（注15），《史記?五帝本紀》已載明帝嚳是黃帝的曾孫，這便是今日端賴考古出土信物，起碼已可上溯到4500年前的帝嚳了。大地無私藏，只要有考古，便會有炎帝神農及黃帝信物的出現，先秦史料與考古實物，兩者之間，終將用「時間拉煉」緊密扣準咬合的。
當考古新證對此尚無突破之時，但從漢武帝之祭黃帝陵，宋太祖之訪修炎帝陵，也都是上千到兩千年前的事；自是歷年都隆祭不衰，史無可泯！于茲尤在炎帝出生之湖北隨州厲山故里的神農勝跡，舉行炎帝神農祭祀大典，乃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五千年血脈與文化的薪傳榮獻，歷久彌盛。
附注：
（注1）張光遠：〈從考古展現黃帝時代的中國文明〉，《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頁118－126，1998年4月討論會，2001年3月出版。又見《故宮文物月刊》，185期，頁62－79，1998年8月。
（注2）清?王開琸纂輯：《炎陵志》八卷之卷一〈帝祀〉，卷三〈陵廟〉，道光戊子（1828年）刊本；《中國祠墓誌叢刊》收編，2004年10月。
（注3）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1938年9月，容庚原著；1985年7月摹補，據1984年6月張振林在本書「後記」中統計，引用器目共有3902器，其單字共有3772字，其同字而多體的「重文」，合計是20489個。
周法高主編，張日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金文詁林》，共15冊，見1894單字；又其〈附錄〉4冊，見單字1213字，合計3107字。1975年。
（注4）商代晚期「戍嗣子鼎」，高48公分，1959年在河南安陽後崗商代
祭祀坑出土，殉54人及海貝3堆。
商代晚期「小臣俞犀牛尊」（筆者訂名），高23公分，1843年在山東壽張縣梁山出土7器之1，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注5）張光遠：〈西周重器毛公鼎〉，《故宮季刊》，7卷2期，頁1－70，1972年冬。
張光遠：〈西周七件長銘的銅器〉，《故宮季刊》，9卷1期，頁41－64，1974年秋。
張光遠：〈故宮新藏春秋晉文稱霸「子犯和鐘」初譯〉，《故宮文物月刊》，145期，頁4－31，1995年4月；又150期及158期皆有相關「補釋」及「淺說」刊登。
（注6）張光遠：〈從考古發掘與經籍古文的印證論有熊氏黃帝〉，《故宮季刊》，10卷1期，頁23－33，1975年秋。
又：同注一。
（注7）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頁11，1965年。
（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