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守磊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文獻所2004級研究生
摘要: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他首創種植業,發明耒耜,建立集市等,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而孕育了中華民族的開拓創新精神,激勵了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中華文明的源泉之一。
關鍵詞:炎帝神農文化 開拓創新 自強不息 愛國主義
一
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之一,又稱為神農氏。在古代文獻中,像《周易》、《史記》、《漢書》、《淮南子》、《山海經》、《三皇本紀》、《路史》、《通志》等中都有關於炎帝的記載。其中,以鄭樵所著的《通志》記載較詳。《通志》曰:“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少典之元子,其母曰女登,有蟜 氏之女,女登有神龍之感而生神農焉。長於姜水,故為姜姓,以火德,王天下,故為炎帝。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地宜,始作耒耜,教民蓺五穀,故謂之神農。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溫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義,皆口嘗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雲神農嘗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後世承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又作方書以救時疾,復演八卦而為六十四卦,名之曰歸藏,作都于陳,後徙魯,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樂曰下謀,或曰扶持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萬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廛於國。日中為市,始作五絚,削桐為琴,糾絲為絚,以通天地之德,以合神人之和。……在位百二十年。”這就是後世對炎帝崇拜的幾乎全部內容。
至於炎帝神農文化,應該是指在中華民族發展的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全部傳頌以及史料記載的有關炎帝神農氏的功德、功績和創造發明中所蘊含的民族意識、優秀傳統、執著信念、崇高理想等的總和。其博大精深的內涵是從炎帝的輝煌業績及其偉大精神中體現出來的,它反映了中華民族由野蠻走向文明時代開始階段特有的文化精神。炎帝神農氏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他創造的炎帝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經過言傳身教以及後世的文字記載,特別是經過歷代的提煉、重鑄,貫穿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之中,其深遠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二
據歷史文獻記載,炎帝有著許多輝煌的業績,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始創耒耜,教民耕種,開創了中國的農耕文化。
炎帝發明瞭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種植和農具。炎帝時代,人們靠採集、捕魚、打獵為生,這種生活是沒有保障的。有獵可打、有魚可捕,生存沒有問題,而若無獵可打,無魚可捕,就只能坐以待斃了。為了把中國古代先民從原始採集漁獵社會帶進原始農耕社會,炎帝率領先民們進行了偉大的創造和實踐。《淮南子》雲:“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嬴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王嘉《拾遺記》雲:“炎帝始教民耒耜,……時有丹鳥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分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管子》雲:“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人乃知食谷,而天下化之。”《商君書》雲:“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女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以上記載雖不免帶有神話色彩,但從記載中可以看出,卻是炎帝神農氏帶領人們進行農業種植,我想這便是我國最早的農業種植了。
炎帝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還不止發明瞭種植,他還發明瞭不少農具。工具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生產力水準的代表。《易傳·係辭下》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和耜一直是中國農業生產中耕地翻土的主要工具,後亦以耒耜為農具的總稱。種植和耒耜的發明,其意義和貢獻是無可比擬的,它推動了中國社會從漁獵經濟向農業經濟的過渡,這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產生、新的文明的產生、新的文化的產生。
2、 遍嘗百草,發明醫藥,開創了我國醫藥文化。
上古時期先民們由於生存條件惡劣,茹毛飲血,多患疾病,死亡慘重。炎帝作為部族首領,看到人民生命沒有保障,決心尋求治病之藥,以延長生命。關於炎帝嘗百草為民治病的故事史書多有記載。《淮南子·修務訓》說:“(炎帝)一日而過七十毒。”《搜神記》亦說:“神農以赭鞭鞭草木,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通志·三皇記》載:“(神農)一日間而遇七十毒。或雲神農嘗百草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上述記載也許有些誇張,但神農嘗百草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當是事實,最後,他還是死在嘗草上。炎帝為了“和藥濟人”,救死扶傷,採藥、嘗藥的足跡遍佈大江南北。湖北的大森林神農架以神農命名,也可能是神農採藥的地方。人們為了紀念炎帝發明醫藥的偉大貢獻與獻身精神,將我國出現的第一部藥物學史著,稱之為《神農本草經》。
3、“日中為市”,互通有無,創造了原始交易,開創了我國市場文化。
《易傳·係辭下》記載了炎帝開闢市場“以興商賈”的情況:“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成員的勞動分工,加上各地出產的物品不同,人們特別需要交換自己的產品以換回自己需要的東西,炎帝順應時代的要求,開闢了市場,並規定在太陽當頂的時候為交換的時間,人們聚居的中心為交換地點,這就是市場,大大小小市場的建立,既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也滿足了人們生活的需要,深受人民歡迎。直至戰國時代還有不少地區,不少人仍在堅持這種神農制度。數千年來,中華大地尤其是南方的廣大地區仍保留著中午時分上市趕墟的人最多、交易最好的特點。在歷經6000餘年之後,人類已進入21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比一日走向繁榮的今天,更足見我們的始祖炎帝辟市興鄉,“聚天下之貨”,發展市場經濟,開創市場文化的偉大的歷史功績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此外,炎帝還有許多開創性、奠基性的發明創造。比如結絲為弦,作琴制樂;治麻為布,製作衣裳;削木為弓;製作陶器等,帶領先民們勇敢地與大自然作鬥爭,創建了不朽的功績,凝聚了博大精深的炎帝文化,華夏子孫世代受其恩澤,公認炎帝為始祖或“民族之根’,炎帝的確是中華民族力量的源泉、民族團結的象徵。
三
炎帝神農文化是時代精神形成的淵源和基礎,如開拓創新、自強不急、為民奉獻、愛國主義等時代精神的重要內容,都與炎帝神農文化有著淵源關係,是對炎帝神農精神的繼承發展和變革,是攝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華的營養而結出的碩果。研究炎帝神農文化與時代精神的關係,對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時代精神,團結海外炎黃子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著重大的意義。
1、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民族進取精神。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與剛健自強有密切聯繫的是關於獨立的意志、獨立的人格和為堅持原則可以犧牲個人生命的思想。在遠古之時,生產力極為低下,在那樣的環境下,炎帝率領先民勇敢向大自然作鬥爭。並且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以堅韌不拔,不斷探索創新的精神,進行了偉大的發明創造,他“拾嘉谷”、“作陶冶”、“為耒耜”,發明瞭種植和農耕,奠定了中華民族生存之本;他“嘗百草以為藥”,創造了醫藥文化;他提出“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創造了市場文化;他“結絲為弦”,制琴作曲,創造了音樂和美學,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這種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貫穿于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之中。數千年來,中國經歷了內憂外患,坎坷曲折,終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奮發向上,堅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邪惡勢力作不懈的鬥爭。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仍要弘揚炎帝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強烈的開拓創新精神的民族,勇於進取,敢於創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數千年來,華夏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曆盡艱辛而存在、而發展,靠的就是這種傳統和作風,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改革開放的發展。
2、心懷天下,為民謀利的大公精神。
炎帝為了尋求治病之藥,不顧自己安危,出入瘴氣瀰漫,人跡罕至的茫茫林海之中,又冒著生命危險,遍嘗百草,更是為了解救人民痛苦。炎帝的這種精神,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崇高的,非常可貴的。這是一種為民獻身的精神,中華民族最為看重的就是天下為公的道德準則。強調個人對家族、社會、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後經儒家傳頌,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民族精神。這種為民族、人民的高尚精神自炎帝傳承至今,一直被有志之士視為最高人生準則。這種道德準則強調“利天下而不利一人”,強調個體生命的意義並不在個體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在對於社會,對於民族,對於國家的意義、價值。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是中華民族士大夫最高的人生理想。炎帝的心懷天下,為民謀利的大公精神,是水遠屹立在中國人心中一塊不朽的豐碑。中國共產黨人的一些思想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使這些古老的思想獲得的昇華,中華民族為民奉獻的精神進一步得到光大。
3、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十幾億海內外中華兒女都稱為炎黃子孫,對炎黃二帝的崇拜最為普遍,這種崇拜,除了在漢族外,在眾多少數民族中也廣為流傳。這是中國歷史傳統規律下所產生的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這是由於我們都是同源同根,一條血緣紐帶承傳下來的子子孫孫。千百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均嚮往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局而。中華民族歷經戰亂和變遷,每每能排除干擾,凝結為一個整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文化傳統上講,炎黃子孫的血脈認同和大一統思想,是形成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鑄就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基礎。因此,加強對炎帝神農文化的研究,對於海峽兩岸人們的交流和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有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干寶:《搜神記》,中華書局1979年版。
[2] 王嘉:《拾遺記》,中華書局1981年版。
[3]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
[4]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 鄭樵:《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 趙宗乙:《淮南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石磊,董昕:《商君書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劉柯,李克和:《管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 王大有:《三皇五帝時代》,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10] 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