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久明 襄樊市政協原主席
一、炎帝神農名號的形成
炎帝神農是海內外炎黃子孫所公認的我國原始社會氏族部落的傑出首領，與傳說中的黃帝軒轅齊名，共同被尊崇為中華民族的始祖。
今存反映古代各族神話傳說的最早文獻，是距今2800年前後的西周文獻《詩經》、《尚書》和《周易》。這些文獻所反映的以史實作為背景的神話傳說，是我們據以研究遠古曆史真實的無法替代的資料。"神農氏"作為原始氏族部落首領或古帝的名號，最早見於《周易》書中。《周易·係辭下》說："包犧氏(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這裡記載了由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的歷史排列順序，奠定了神農氏是繼伏羲氏之後，而在黃帝軒轅氏之前的一個歷史時代的基礎。
春秋到戰國前期的文獻典籍中，所敘古帝古神名號增多，歷史事件的傳說增繁，且所記人物和事件零亂，互有出入。出自春秋瞽目蒙(盲史官)講史、被後人筆錄成書的《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三國時期吳人韋昭注引賈侍中曰："炎帝，神農也。"指出炎帝就是神農。《世本·帝係篇》也說："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
戰國中後期的古史傳說，更加紛繁。儒、法、道、墨、兵、雜各家以及縱橫辯士，為宣揚自己的學說，競相稱說古史。依託古史人物，編創自己的學說。儒家、墨家宣揚"二帝(堯、舜)三王(禹、湯、周文王)"。到戰國後期，又在堯、舜之前增加三帝，成為"五帝"歷史系統。這"五帝"又有兩種說法。提出第一種"五帝"說的是《五帝德》，係摘《帝係》中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第二種"五帝"說由《易·係辭》和《國策·趙策》提出，為包犧(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道家、法家、兵家則提出了更多的古帝名。《管子》說有"七十九代之君"，《莊子》列舉了一個十二人的古帝系統。這一古帝系統中，神農則排列在遠離軒轅之後，居古帝系列之末。
雜家《呂氏春秋》匯集眾說，列舉不同的古帝系統。《呂氏春秋·十二紀》提出另一種"五帝"說，為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戰國後期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農四氏，均在黃帝之前。這四位具有象徵性名字的神，代表著中國祖先所經歷的人類早期文明發展的四個階段。
戰國末期的《帝係》，把此前所有主要神話人物和古代各祖先神靈，都加以歷史化，編排成一個統一的有血緣關係的古史世系。這一世系是民族大融合的客觀反映，標誌著統廣的華夏民族已經形成。
《漢書·律曆志》所載《世經》，有一中國古史最完備的按五德相生順序編排的帝王系統：太昊炮犧(伏羲)氏--共工--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摯--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湯--周文王、武王--秦伯--漢高祖皇帝。這-系統從此為後世歷朝歷代所接受認可，自魏晉至於清代一直遵奉不違。其中夏代以上皆屬傳說時期。"炎帝神農氏"名號及在傳說古帝中的次序，也就大體確定下來。
二、炎帝神農時代
十九世紀著名的原始社會歷史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把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代。蒙昧時代從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也即以採集天然食物為主的時期；經歷了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其中弓箭的發明是人類進入蒙昧時代高級階段的標誌。蒙昧時代即考古學所稱舊石器時代與中石器時代，大約經歷了二、三百萬年的時間。野蠻時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始於制陶術韻發明，終於文字的出現；相當於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至金屬器時代初期，經歷了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給予高度評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援用了摩爾根的研究成果，並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指出野蠻時代也即人類學會經營農業和畜牧業的時期，其上限為氏族制度的全盛期，下限為原始公社制度的解體和階級社會的形成，隨後人類進入以文字出現為標誌的文明時代。
我國戰國至漢代文獻典藉所載有關史前時代文明起源的神話傳說，大體上將我國遠古社會的發展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最先經歷的一個歷史階段，稱"有巢氏"時期。這一時期，"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粟，暮棲樹上。"(《莊子·盜跖篇》)"人民少而禽獸眾，人不勝禽獸蛇虺"，於是，"構木為巢，以避群害"(《韓非子·五蠹篇》)。這一歷史階段是指人類剛從猿人進化而來不久，"冬則居營窟(用土壘成的洞穴)，夏則居 (z)巢(用柴草堆集而成的巢)"(《禮記·禮運篇》)，仍保留著巢穴生活習慣。
接著是"燧人氏"時期。由於"人類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禮記·禮運篇)，導致"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韓非子·五蠹篇》)。於是，出現了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所謂"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後有聖人出來，利用火並得到火的好處)"(禮記·禮運篇》)。
歷史繼續發展，進入到伏羲氏階段。傳說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gu，網)，以田(打獵)以漁"(《易·係辭下》)，"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伏羲)氏"、(《漢書·律曆志》引《帝王世紀》)。伏羲氏以田以漁，說明先民們已從採集經濟階段，發展到狩獵經濟階段。人們已經不單純依賴自然界的賜予，而是主動向大自然取得生活資料了。傳說伏羲與女媧原為兄妹，後結婚生子。表明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已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類第一种家庭形式，即進人到"血緣家庭"階段。
在伏羲氏之後，就是神農氏時期。《易·係辭下》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表明神農氏時期，我國古代社會已由狩獵經濟階段，進入到農耕經濟階段，人們定居在氏族聚落裏，運用較為精製的石質工具和本質工具，耕種田地。這一時期屬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
上述我國傳說時期的四個發展階段，與恩格期所說的人類早期的蒙昧時代初級、中級、高級階段和野蠻時代初級階段等四個階段，大體上是吻合的。
有關炎帝神農時代的傳說資料，在先秦兩漢古籍中有十分豐富的記述。《逸周書》說："神農之時，天雨栗，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詛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管子·形勢》說："神農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拾遺記》說："(炎帝神農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莊子·盜跖》說；"神農之世，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商君書·畫策》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磽高下。"賈誼《新書》說："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谷。"以上關於神農教民農耕的記載，還可以列舉許多。這說明我國原始先民從漁獵經濟發展到農耕經濟，是神農氏時期完成的。"神農氏"之所以稱為"神農"，是先民們為紀念神農發明農業的偉大功績而給予他的尊號。
從採集經濟、狩獵經濟發展到農耕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採集經濟的特點是野外有什麼就採集什麼，如遇冰雪複蓋的冬天或洪水天早等自然災害，人們只好挨餓致死。狩獵經濟時期人們雖然學會了主動獲取食物，但狩獵是否有收穫，同樣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生活來源仍無保障。社會發展到了農耕經濟時期，火們學會了利用土地種植糧食，過著聚落定居生活，普遍使用農耕工具；同時；畜牧業也發展起來，生活來源有了較為可靠的保障，這就大大加快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炎帝神農時代的又一偉大貢獻，是"發明"了醫藥，利用草藥為民治病。《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記》說："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大約成書于戰國西漢時期的一部藥學經典，也是以神農命名，叫做《神農本草》，表明瞭先民對神農在醫藥學上所作貢獻的尊崇。到了黃帝軒轅氏時代，中醫藥又有了新的發展。炎、黃二帝皆為中華醫藥的開創者。
在炎帝神農時代，農業具備了一定的規模，並有了穩定的發展。這為開展物質交換的集市貿易創造了條件。《易·係辭下》說神農時代"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種以有易無的集市貿易方式的形成，無疑對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又是一個大的促進。在遠離炎帝神農時代五、六千年以後的今天，少數欠發達地區農村或山區，仍然保留著"日中為市"的貿易傳說。
炎帝神農時代還產生了樂器和音樂。桓譚《新論》說："昔神農氏繼宓犧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又說："神農氏為琴七弦，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說明樂器和音樂的出現，與人們對神靈的祈禱、祭拜等禮儀迷信活動有關，也說明炎帝神農時代人們物質生活得到一定滿足之後，人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文化娛樂活動需求，也有了發展。
炎帝神農氏時代以後，歷史繼續發展到黃帝軒轅氏時代，人類文明程度繼續提高，智力開發越來越快，紡織、舟車、弓矢、服牛乘馬作駕、穿井、作杵臼(u)、作甲子、佔日月、算數、調歷、造律呂、笙竽、醫藥、文字等都相繼問世。社會也由炎帝神農時代"刑政不用"、"甲兵不起"、的原始社會，發展到"內行刀鋸(酷刑)"、"外用甲兵(戰爭)"的黃帝時期，開始向階級社會過渡。
三、雕龍碑遺址揭開了炎帝神農時代的輝煌
雕龍碑文化遺址，是我國長江流域或黃河流域交匯地帶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氏族聚落遺址，位於湖北省棗陽市鹿頭鎮北三公里的武莊村，兩條小河交匯處的臺地上。現存遺址總面積約五萬平方米。自1990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在這裡進行過五次發掘d在發掘面積15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距今6200年(上限)至5000年(下限)一千餘年的時間裏，在文化堆積厚度達2.5米的文化層中，上下疊壓著三個不同時期的房屋建築基址21座，貯藏窖穴75座，土坑豎穴墓133座，氏族公共墓地2處，兒童甕棺葬63座，動物葬23座，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等遺物4000余件。
雕龍碑遺址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原始社會農耕經濟階段氏族聚落遺址。這一遺址所反映的生產力水準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與我國古文獻記載中的炎帝神農時代的傳說是一致的。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深入了解和研究炎帝神農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實物證據。
雕龍碑遺址與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故里隨州烈山，相距只有60多公里，同處於隨棗走廊之內。有關炎帝神農烈山傳說的記載是很多的。《禮記·祭法》鄭玄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國語·晉語》韋昭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帝王世紀》："神農氏，起于烈山，謂烈山氏，今隨厲鄉是也。"《括地誌》："厲山在隨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於厲鄉，所謂烈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淮南子·時則篇》稱炎帝為赤帝，高誘解釋說："炎帝，南方火德之帝也。"這些記載，說明作為南方部落首領的炎帝神農"起于烈山"是有歷史依據的。
不僅雕龍碑遺址的年代與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時代相符，而且建國後發掘的雕龍碑周邊的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文化性質也都與雕龍碑遺址相同或基本相同。
雕龍碑遺址發掘出土的農業工具、糧食種類與炎帝神農時期"發明"的耒耜，播種五穀的傳說相符。在出土的30印多件工具中，有一批較精緻的石質工具，如石犁、石斧、石鏟、石鋤、石鐮、石镢、石錛、石矛、石鑿等，這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器物。還有大量的陶紡輪、石紡輪、骨鏃、骨錐、蚌器等。紡織工具出土量大，反映了這一時期紡織業普遍得到發展的事實。遺址發現了大量的水稻顆粒和稻殼，大型陶甕、陶罐中貯存著大量的粟、黍類糧食。這種根據土地的肥瘠、水源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兼種水旱作物的作法，正是"神農教民播種五穀，相土之宜燥濕肥磽高下"的生動寫照。
傳說制陶術是炎帝神農氏發明的。雕龍碑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具，包括炊具、飲食用具、葬具、貯藏容器等，燒制的火候高、硬度大，這是糧食產量穩定，生活有保障，定居聚落長期穩定，才有可能出現的不斷改進生產工藝的現象。
雕龍碑遺址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使用火燒而建造的赤色房屋建築。這種房屋在施工過程中，始終使用了火的工藝。首先是屋內地面用火燒烤，使地面結成堅硬的表層；達到今日水泥地面的使用效果廣墻體用木條作骨架，稻草、稻穀殼與水、土拌和成草泥；塗抹于木骨架外層，經火燒烤成紅色墻壁。屋頂檁、椽塗抹泥層後，仍經火燒烤；整個房屋通體經火燒烤成二個整體；火候均勻適度，堅固耐用，防水防潮。經過五千多年的自然侵蝕，至今仍能觀其原貌；這是人類"發明"火並善於運用火為人類造福的一個創舉。這與炎帝名號的由來不無聯繫。佐傳·哀公九年》雲"炎帝為火師。"《史記·三皇本紀)雲："炎帝，以火命官，始教耕稼，故號神農氏。"《世本·帝係篇》雲："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漢書·律曆志》引《世紀》雲："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易》曰："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為炎帝。"
炎帝、赤帝、神農氏作為農耕經濟時代的氏族部落首領或象徵性的代表；其名號由來均與其創造發明為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有關。炎帝和赤帝名號，一方面反映了他是南方的帝王，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善於用火為人類作出貢獻，諸如用火焚燒山林荒地擴大耕地面積，驅趕野獸，-燒造住房，制陶，做飯，取暖等等。
雕龍碑地處中國中部，是南北交通偽要道。從出土文物發現，遠在六千多年前,北方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早期先民就拓展到這個地方，井留下他們發明創造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特徵。在五千多年前的文化遺存中，又發現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類型特徵。在雕龍碑遺址晚期文物中，還發現南方屈家嶺文化早期遣物。這些來自南北文化的遺物，無疑是通過相互交往，物物交換，相互影響的結果。《易·係辭下》所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龍碑遺址中得到印證。
在出土文物中，還發現有保存較好的桃核。對照文獻記載，古人有桃 崇拜，認為桃是一種神聖的植物，具有驅邪治病作用。還發現具有藥用價值的糧食作物黍。《帝王世紀》說神農"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史記·補三皇本紀》說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這些記載與雕龍碑發現一致，醫藥治病保護健康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需要。醫藥是農耕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炎帝神農曆來被尊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他開創的中華文明史，過去多停留在文獻記載上，而雕龍碑的考古發現，揭開了我國原始社會炎帝神農時代曾有過的輝煌。文明時代許多成就的源頭髮現在雕龍碑文化之中。
四、雕龍碑遺址的保護與利用
雕龍碑遺址已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棗陽市成立了雕龍碑遺址文物管理處。為了進一步作好遺址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利用遺址向人民群眾宣傳歷史知識，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弘揚炎帝神農文化光榮傳統，當前需要作好如下工作。
(一)關於雕龍碑文化的考古學命名問題。鋻於雕龍碑遺址出土文物的特色鮮明，特別是雕龍碑三期文化遺存(文化堆積層的最上層，碳14測定出土器物為西元前3510-3100年，西元前3019-2709年)與全國其他地方新石器時代同一時期文化遺存的不可替代性，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傑教授曾多次提出單立文化名稱，即"雕龍碑文化"，以與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其他文化名稱(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屈家嶺文化等)齊名，確立雕龍碑文化的獨特地位。為了進一步取得專業權威部門和考古學界的確認，應召開國內最權威的論證會獲得認可，並舉行命名大會和新聞發佈會。
(二)遺址現存總面積五萬平方米，已發掘者僅1500平方米，估計更有價值的文化面貌尚埋在地下。應該在科學規劃論證的前提下，再有計劃地開展一定範圍的發掘工作，為更好地利用遺址提供基礎。
(三)利用文化遺址發展旅遊，較之開發風景名勝資源發展旅遊，難度要大一些。報載世界文化遺產北京週口店中國猿人遺址遊客也不多。這主要是遺址的可視性、直觀性、趣味性較差，而枯燥性很強。有必要將雕龍碑原始氏族村落全面復原出來，讓人們身臨其境獲得親身體驗，感受炎帝神農時代的生活，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印記，受到歷史唯物主義教育。
(四)加緊培養和引進一定數量的雕龍碑遺址保護和研究人才。從1990年開始的雕龍碑遺址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其現場本身就應該是一所考古專業人才的學校。在這十幾年中，應該出現本地的、能獨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骨幹力量。今後，應根據實際需要，把引進和培養專業人才，納人實際工作目標。
(附注：本文第三部分考古資料，援用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王傑先生已公開發表的有關發掘報告或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