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鵬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人口大國和農業大國，弘揚炎帝神農的農耕思想，正確認識糧食安全的形勢，從資源、科技、生產者利益保護和生產者積極性激勵等角度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對於保證糧食安全和使中華民族興盛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大陸當前的糧食安全形勢分析

糧食安全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羅馬世界糧食大會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來的，目前，人們普遍認可的關於糧食安全的定義是1983年4月由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愛德華·薩烏馬提出的，是指“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買得起他所需要的基本食物”。這個概念主要強調了三個方面，第一，強調糧食供給的公平性，即人人有獲得糧食的權利；第二，強調糧食供給的充足性，即生產足夠的糧食，有充足的糧源，讓人們能買得到糧食；第三，強調糧食供給價格的穩定性和消費者收入的保障性，讓人們能買得起糧食。但是，在這個概念中，糧食生產是基礎，充足的糧源是關鍵。據此，我們對大陸糧食生產形勢的判斷。也將從生產、供給需求等多個方面逐次展開。

（一）糧食生產在波動中增長，近幾年再次逐步走出低谷

中國大陸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最顯著的成果是什麼，是糧食生產水準的不斷提高，是人民溫飽問題的有效解決。1979年大陸糧食的總產量為3321億公斤，在全面落實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後，1982∼1984年連續三年糧食產量持續增長，糧食總產量比前三年增長1714億公斤，年均增長率為7.83%，連跨3500億公斤，4000億公斤兩個臺階； 可是1985∼1988年則出現了產量下滑，這四年的糧食增長率一直在－6.9%∼3.3%之間徘徊，年均增長率為－0.29%。1989∼1990年糧食生產出現恢復性增長，年均增長率為6.45%，總產量接近4500億公斤的臺階。1991∼1994年再次現出產量下滑，1991年比1990年減產110億公斤，減產2.5%。這四年的糧食增長率一直在－2.5%∼3.12%之間徘徊，年均增長率為0.04%，1995∼1996年再次大幅度增產，年均增長率為8.13%，1996年首次總產跨上5000億公斤臺階。之後1997年減產2.05%，產量回落到4941.7億公斤，1998∼1999年再次增產，總產量再次跨上5000億公斤的臺階，而2000年出現大滑坡，產量比上一年度減產462億公斤，減幅為9.1%；2001年產量又比2000年減95.5億公斤，減幅為2.1%；2002年小幅增產，增長44億公斤，增幅為1%；2003年再次減產，比2002年減產263.6億公斤，減幅為5.8%，近兩年國家穩定、完善各項支農政策，減免農業稅，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和採用良種及農機具補貼，有效地調動和保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糧食生產再次逐步走出低谷，出現了穩定增長的好勢頭。根據農業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的統計，2005年全國糧食總產量4840億公斤，比2004年增產145.5億公斤，增長約3.1%，是繼2004年增產387.7億公斤後的再次大增產。（見表1）

表1  十五期間大陸糧食生產情況（億公斤）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

（二）糧食供求矛盾趨於緩和，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

由前文所知，“十五”期間，我國糧食出現2年減產，3年豐收的局面，其中2001、2003年兩年共減產糧食359億公斤，2002、2004、2005年三年共增產糧食577.4億公斤，增減相抵，累計增產糧食218.4億公斤。2003年減產到4306.9億公斤，使中國大陸一度供求趨緊，導致糧食價格自2003年10月起大幅度上漲，2004年中國大陸糧價平均上漲25%∼30%，糧食供求進入“緊平衡、高價位”階段。可是，由於2004年、2005年連續增產，加上前幾年的庫存的有效釋放，目前，中國大陸糧食供求矛盾有所緩解，產銷缺口由2004年的205.0億公斤縮小到100.0億公斤，糧食價格再次走低。但是，由於各類品種的糧食增產幅度不一和消費需求結構的演變，糧食的品種性供求結構矛盾仍然明顯。從生產角度看2005年小麥增產55.5 億公斤，增長6%，總產達975.0億公斤；玉米增產42.0億公斤，增長3.2%，總產達1345.0億公斤；水稻增產20.9億公斤，增長1.6%，總產達到1820.0億公斤；大豆減產1.01億公斤，減產0.58%，總產為173.0億公斤。從消費需求角度看：“十五”期間居民需求保持平穩增長態勢，年均消費增長率為0.9%左右，其中居民口糧穩中趨降，飼料糧和工業用糧小幅增長，種子用糧基本穩定，這種消費需求結構與增產加庫存結構相對接，以致小麥、稻穀供給基本能夠保證；玉米繼續保持產銷平衡有餘之勢，大豆產銷缺口較大，需要通過進口解決。（見表2）

表2  中國大陸主要糧食產品產量及生產、消費平衡情況（億公斤）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

（三）糧食安全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綜合生產能力提高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

自1984年，中國大陸正式對外宣佈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其糧食安全基本上是依靠糧食生產供給來解決。依靠自己的資源條件，生產自己需要的糧食，成為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模式。換言之，糧食生產綜合生產能力的高低與穩定，是糧食長期安全的保障和基礎。分析大陸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曾經達到5000億公斤以上，但是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以及氣候條件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這一生產能力並沒有穩住，在新世紀之初，出現了下降和波動。2004年糧食產量為4550億公斤，這個生產能力和1998年的50123億公斤相比還差573億公斤。從耕地、糧食播種面積、單產幾個影響綜合生產能力的主要要素看，現有生產能力與1998年還相差200∼250億公斤。從耕地面積看，1998年為19.51億畝，2004年為18.51億畝，減少1億畝，減幅為5.1%；從糧食播種面積看1998年為170681萬畝，2004年為152200萬畝，減少15481萬畝，減幅為9.1%；從糧食畝產看，1998年為300公斤，2004年為301公斤，幾乎沒有變化。從長遠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面臨四個嚴重的制約因素。第一，是耕地資源的制約，據統計分析，糧食播種面積每增加1%，糧食產量可增加0.88%，但是目前的耕地無論是數量和品質都有難以克服的矛盾。在數量方面，耕地的後備資源不足，受生態環境保護因素的影響不可能開墾荒地而增加，且還要滿足工業化、城市化的需要而進行非農轉移，2003年已比1996年減少1億畝，糧食播種面積也僅有14.91億畝。在品質方面，據10個省調查分析，目前土壤有機質比1990年下降0.35個百分點。第二是水資源的制約，2004年全大陸建有水庫85160座，有效灌溉面積81717億畝，但人均佔有水量只有2076立方米，灌區每年缺水300億立方米，水資源時空分佈不均，呈現地多水少、地少水多的特點，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耕地佔大陸耕地的35%，而水資源佔81%，長江流域以北地區耕地佔65%，而水資源僅佔19%，受季風氣候影響，大部分地區連續4個月的降水量佔全年的60∼80%，以致作物難以利用，影響糧食產量。第三是科技要素的制約，近幾年生物育種技術中的轉基因技術受到綠色浪潮的排斥，育種技術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化肥、農藥技術因對環境污染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也使推廣受到阻礙，加之農業科技體制改革，科研投入不足，科技服務體系活力減退，農業科技入戶率下降。第四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國家對農業及糧食生產的投入嚴重不足，大部水利等農田基礎設施都是20世紀50∼70年代修建的，年久失修，老化退化，以致糧食生產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2002年與1995∼1997年相比，農作物受災面積增加5.3%，成災面積增加14.5%，成災率上升10個百分點。僅管近期國家對種糧農民進行了直接補貼，但這些補貼只是一種收入損失的補償，很難用以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以致糧食安全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糧食安全存在有諸多的隱患。

二、炎帝的農耕思想與糧食安全保護的必要性

（一）炎帝的農耕思想

炎帝生於姜水（今陜西歧山東），一作神農，“作耒耜，播百谷”（《禮記·月令》），“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新語·道基篇》）。傳說中，炎帝神農氏的出生地在今湖北隨州厲山。“神農耕而作陶”，“（神農）身自耕、妻自織”，“神農之世，臥則居居”，“神農時民方食谷，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各種典籍記載為我們展現了神農氏引導中華民族開拓農耕之功，製作陶器、斧、犁、鋤等農具以興農之偉績。我們可以想像在炎帝文明時期，當時人們正從漁獵生活向農耕生活過渡，農耕對於人們完全是一種新生事物，如果沒有創新精神，則很難立足和發展。所以炎帝的農耕思想，首先是一種創新。只有有了這種創新，才會有發展。但是，不是所有的創新都能比人們接受和傳播的。炎帝的農耕思想之所以能夠得以傳播和發展，筆者認為，除了其創新的高效益以外，更重要的一條是，能從民眾的疾苦和需要出發。興農耕、制農具之舉，最直接的效益是可以保證人們獲得生命延續最需要的食物，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廣大民眾。同時，炎帝的農耕思想能夠得以傳播和發展，也與他聚居之地的自然環境條件有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傑等考證，距炎帝神農氏出生地厲山僅有幾十公里的雕龍碑遺址，可能是炎帝時代的都邑，此地屬於桐柏山余脈，其生態環境及山川、平原、河湖的地形和交通條件優越，各種可食野生動物資源非常豐富，山石、林木是加工生產工具和建築用材的優質原料，湖河中的魚蝦、螺蚌等水產資源有利於漁獵經濟的發展，從而為興農耕之利創造了條件。一方面人們從事農耕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可以依賴，另一方面從事農耕的風險最小，即使農耕失利，則生活所需之食物可以得到漁獵經濟的有效補充。

（二）發展糧食生產保護糧食安全的必要性

作為炎黃子孫，今天我們所依賴的資源環境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糧食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須品，我們必須弘揚炎帝的農耕思想，從人民的需要和生存繁衍的高度出發，從創新的角度出發，從繼承傳統的角度出發，發展糧食生產，保護糧食安全。

1．發展糧食生產、保護糧食安全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的農耕思想的需要。從河姆渡文明算起，中國已有7000餘年的農耕發展史，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中發掘的稻穀，說明早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就大面積的種植水稻；陜西西安的半坡遺址中發現的炭化栗（谷）粒，說明在六七千年前黃河流域就有粟（谷）種植；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遺址中發現了高梁種粒和黍穗，安徽毫縣釣魚台西周遺址中發現了小麥種粒，甘肅武威磨咀子東漢墓中發現了蕎麥粒，說明幾千年以前，先民們就廣泛的開展農耕，從事糧食生產。但是，由於糧食生產是人與自然合作的事情，嚴重受致于自然資源環境條件的影響，獲得及為不易，因而古代先哲們都把糧食看得十分重要。孫子、管子、商鞅等治國安邦之大家，都對糧食問題有過重要的論述。孔子認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把糧食充足作為國家立足之基礎。管子認為：“國多賢則遠者來，地僻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闡明瞭糧食與社會文明的關係。中國是一個古老而文明的農業大國，糧食一直被推崇為寶中之寶，偉大詩人白居易認為，“自古國之寶，米谷與賢才”。墨翟說：“凡五穀者，民之所仰，國之寶也。”政治軍事家諸葛亮認為：“所貴唯賢，所寶唯谷，谷米等之最要”。足見，糧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是特殊的商品和重要的戰略物資，是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糧食安全的思想由來已久，是先哲們長期推崇和奉行的。夏朝大禹治水之後，創水利、劃九州、定士賦、定農時，奠定了中國的傳統農學；春秋時期鐵犁牛耕的出現，糧食大面積種植，形成了光輝燦爛的中華農耕文明；《貞觀政要》中“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本”名言的提出，使糧食安全的思想成了歷朝歷代執政的要務。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從弘揚傳統文明和繼承傳統農耕思想的角度出發，發展糧食生產，保護糧食安全。

2．發展糧食生產，保護糧食安全是抗拒特有的地理氣候環境和災害，防止歷史性災難發生及治國安邦的需要。中國大陸人多地少，大約在西元前2100年的夏禹時期，僅有人口1355萬人，到西元2年的西漢時期也只有6000萬人，直至明末清初的18世紀中葉，也才達到1億。從1000萬人到1億人，大約經歷了3800年的漫長歲月。但此後人口增長加快，1762年達到2億，27年後的1790年達到3億，1834年達到4億，1949年為5.4億，現在是13億，估計到本世紀中葉要達到15∼16億。但是糧食生產所依賴的資源條件不但沒有增加，而且逐年縮減和退化，特別是人均糧食生產資源越來越少。戰國末期到解放初期，耕地面積從0.9億畝增加到17億畝，糧食播種面積從0.85億畝增加到16.5億畝，增加了19.4倍，而人口則由0.2億增加到5.4億，增加了27倍，致使人均佔有糧食從460.5公斤下降到279公斤。（見表3）1957年後，大陸耕地連續40年減少，累計減少耕地3億畝，目前人均耕地僅有1.5畝，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準的1/3，近5年耕地面積再次減少1960萬畝，年均減少392萬畝。且耕地水土流失嚴重，品質不高，有易澇耕地6000萬畝，鹽鹼地3000萬畝，漬害地1億畝。缺氮肥耕地33%，缺磷肥耕地63%，缺鉀肥耕地77%，使糧食生產不佔據耕地資源供給之利而需要保護。同時，中國大陸位於亞洲東部和太平洋兩岸，直接受到世界最大的陸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響，屬於東亞季風氣候，每年九、

表3  中國歷代糧食生產狀況統計（億畝、億人畝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