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 荊州師範學院教授
中華文明史，始自傳說的“三皇”、“五帝”，接著就是“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即夏、商、周時代。“三皇”、“五帝”雖仍屬氏族制階段，但已佔燃了文明之光，是我國先民經漫長髮展而進入一個質的飛躍時期。《白虎通》說：“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古代的“三皇”、“五帝”，各種史籍記載不一。如《尚書大傳》以燧人、估羲、神農為“三皇”；《春秋運鬥樞》，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說法，如有說天、地、人，或說天、地、太為“三皇”。“五帝”的說法也很多，自司馬遷專撰《五帝本紀》後，一般就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了。可見，“三皇”是更為遙遠的上古時代，“五帝”則將已跨進文明社會的門檻了。《風俗通》稱：“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就是這一時期的寫照。
在“三皇”的傳說中，與古荊楚大地結下不解之緣的就有伏羲、女媧和神農。長沙楚帛書有伏羲、女媧生四子為四神的記載，是傳說中的人類始祖。《帝王世紀》說：“庖犧氏（即估羲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南郡。”《淮南子》說：“伏戲（即伏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于後世。”《楚辭》留下的伏羲、女媧的記載，則更加生動有趣。如《天問》：“女媧有體，熟制匠之？”《補注》：女媧，“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安妃之所在。”此安妃，一說是伏羲之女，一說是伏羲之妃，豐隆，雲神。《大招》：“伏戲（羲）駕辯，楚勞商只。”王逸注：“《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言伏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國的樂典，亦傳為估羲所作，可見估羲在楚人收目中所居有的崇高地位。估羲、女媧在楚地留下如此豐富多彩的記載，當與他（她）們為苗蠻部落首領有關。楚人是姓季連部與苗蠻融合而成的血緣群體，對他們當然充滿了懷念敬仰之情。
如果說伏羲、女媧更多地充滿了神秘色彩，神農則更趨於實際，使我們似能看得見、摸得著，領略到他的現實氣息。神農“出生”（準確地說應是“生成”）在何處，《帝王世紀》說：“神農氏起列山，謂列山氏。”此列山，《水經注?濯水》說厲（賜）水源自大紫山，一水流經歷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曰：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又一水入隨注濯，即今隨州市境。《荊州記?隨郡》（盛宏之撰）記：“隨郡北界有厲鄉村，村南有重山（烈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雲：‘神農所生’。……皰犧生乎陳，神農育乎楚，考籍應圖，於是乎在。”由於神農我董于厲鄉（山）、烈山、列山，一處而異名，故神農氏又號稱列山氏、烈山氏、厲山氏。今湖北隨州市是神農氏的故鄉，歷代學者多持此說，看來已成為人們共識。神農作為一個氏族部落和一個時代的代表，他的遺跡當遍及古荊楚大地，而今江漢流域和鄂西北則更集中，留下了許多動人的傳說。如《荊州記》雲，隨郡厲鄉村“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貫通）”，“汲一井則眾井水皆動”。著名的神農架林區，則傳為神農百草、創醫藥文化的地方。《帝王世紀》說炎帝神農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等等。
先秦時代，思想活躍，在“信而好古”的氛圍下，人們在探古中，把遠古的歷史傳說，納入“三皇”、“五帝”的框架，儘管不免充滿虛幻模糊的色彩，但如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卻也蘊含著歷史的真實性，為尋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提供了依據。“三”與“五”均屬虛用詞，代表多數，故“三皇”、“五帝”，只是代表一個時代，或代表一個時代所涌現出來眾多的傑出人物，這就是為什麼“三皇”、“五帝”淬各種說法的緣由。時至戰國，又盛行五行之說，古代著名的帝王又配以五方之位，眾多的古帝也就只局限于“五帝”。“五帝”的說法，最早見於《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答昭子問。他說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皋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少皋以鳥紀，故以鳥師而鳥名。黃、炎兩帝在此同時出現。《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娶于有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按此說法，炎帝與黃帝一樣，出自少典、有喬氏，分別生成于姬水和姜水。古人在探求遠古曆史時，往往張冠李戴，把有某些聯繫的傳說人物，合併為一個人。如炎帝與神農氏合併，成為炎帝神農氏，黃帝與軒轅氏合併，成為黃帝軒轅氏。本來炎帝在黃帝之後，由於神農氏在黃帝之前，炎帝也就提在黃帝之前了，現在人們習慣稱“炎黃”或“炎黃子孫”，就是這個道理。炎帝本來與黃帝同出於一源，但按五方定位，炎帝在南方，炎帝與神農氏合就更順理成章了。所以，炎帝神農氏，是古人經過長期整合的結果，為後人了解與研究遠古曆史，指明瞭方向。
《越絕書》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又“作鐵兵”，天下莫敢不服。可見，神農氏以至炎帝神農氏合時，仍處於以“石”、“玉”為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這一時代是人類與猿揖別後進入一個新的飛躍時期，在生產領域中，首先是農業得到蓬勃的發展，農業文化取得了輝煌的成果。炎帝神農氏就是這一時代的象徵性代表與概括。對這一時代，我們從眾多的史籍記載中，今天仍可獲得一個基本的了解。如《白虎通》說：“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這，故謂之神農也。”《周書》說：“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且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食。”在神農之前蒙昧時代，人們的生產活動矣生活方式，主要是採集和狩獵，所謂“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吃的是野果，穿的是獸皮，是人非人，生活艱苦，壽命短暫。神農氏於是制耒耜，“教民農作”、“作陶冶斤斧”，改變了整個時代的命運，當為後人所感恩懷念。當然，我們今天已難以考查其具體蹤跡，但從荊楚大地所出土的各種文物，亦可了解其大致歷程。我們知道，約從七、八千年前，我們已進入新石器時代，黃河、長江流域各地先民先後掌握了火耕水耨、陶冶斤斧的耕作方法與制陶技術。以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為例，其石器已以磨制石器為主，且相當精緻，既有大型的石斧、石鏟、木柄石鋤，又有精巧的刀、鑿等小工具，全面而多樣。各地遺址不定期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穀的紅燒土、陶片和谷灰渣，說明當時荊楚大地已普遍種植水稻。陶器是先民長期使用火和掌握用火技術的結晶，是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標誌。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有紅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紅陶為主。屈家嶺文化以黑陶為重要特徵。石家河文化陶器則雙灰白陶（或黃白陶）為主，器形複雜，許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見。石家河文化中還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了眾多的稀世珍品玉雕。玉雕先用灰白色、黃褐色和青灰色等軟玉作玉料，除雕刻成管、墜、珠、璜、環、璧等裝飾品外，還有人頭像和各種動物形狀的玉器。古荊楚地域內出土如此眾多精緻的石器、陶器和玉器，證明上述《越絕書》等史籍的記載，是完全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的。從在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當前學術界認定是苗蠻部落創造的，但實際上，大江南北，特別是古荊楚大地，包括江、漢、湖、汀的先民，歷來是相互交流和日漸融合的，所以這些文化遺址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氏文化的面貌與發展軌跡。
農業的發展，人們生活水準有所提高，手工紡織業也相應得到發展。《文子》說：“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期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可見神農氏既強調農耕，亦注重紡織，中國古代男耕女織的社會形態已經形成。這點在江漢地區出土的有關文物，亦可得到印證。如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就出土了大小不同的陶紡輪，質地一般為泥質橙黃陶，形體輕巧，彩繪鮮艷，說明當時手工紡織不僅已相當普遍，而且紗和布還有粗細之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商業的發展，“日中為市，致天下禮賓司，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炎帝神農時代“衣食備”所速帶來的積極結果。
中國醫藥文化，是炎帝神農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淮南子》說：“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權木之實，食贏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堯高下，嘗百草之滋味精，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氏為了使民人免受病毒之苦，訪師請教，親身體驗，終於創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中草藥文化。據《本草經》記載，神農曾專門請教太一小子，太一小子說：“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眾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得“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博物志》引《神農經》說：“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煉形，六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病也。”後人為念神農之功，至今許多地區還留下了其嘗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源、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處，一名神農源、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古荊楚大地，不僅神農架傳為神農氏嘗百草、創醫藥文化的聖地，而且後來楚人還留下了許多有名的中劃藥記載，楚地更留下了中草藥的實物見證。如《離騷》中的“江離”、“芷”、“秋蘭”、“木蘭”、“宿莽”、“椒”、“菌桂”、“蕙”、“留夷”、“揭車”、“杜衡”、“菊”、“薜荔”、“艾”、“荃”，《九歌》中的“瑤”、“杜若”、“頻”、“蓀”、“辛夷”、“鹿蕪”、“石蘭”、“三秀”（指靈芝草，因傳說靈芝草一年開三次花，故名“三秀”），說明楚人對各種花草的性能均有一次的認識，並引為自己詩作中描繪的對象。又如1975年，荊州紀南城內鳳凰山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屍，葬于西元前167年，與其同時出土的有竹葉椒、姜等藥物，可能是生前服用過的此一類藥物。男屍出土時，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尚有彈性，芽齒齊全而牢固，屍體歷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內棺有含硫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可見楚人既熟諳中草藥知識，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學藥物性能。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女屍，手裏緊握著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與上述《楚辭》有關中草藥讒完全相同。時至明代，湖北蘄春人、我國傑出的醫藥學家李明珍，畢生深入民間，上山採藥，繼承和發揚了神農氏嘗百草、救人命精神，成《本草綱目》一書，對總結古人醫藥物成就和為後世中草藥訴繼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從炎帝神農醫藥文化至李時珍成為祖中草藥文化的集大成者，說明荊楚大地歷來是我國古代中草藥研究和發展的重要基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炎帝神農文化與荊楚文化的密切關係。炎帝神農植五穀、創編織、嘗百草、興貿易，這在當時來說，是生產力發展的質的飛躍，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科學技術的成就，因此，炎帝神農文化，實際上就是先進生產力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我們今天弘揚炎帝神農文化，就是為了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人民勇敢的創新精神，發展生產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途中，開拓並進。
炎帝神農時期，是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階段，所以，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組織形成也開始發生變化，《繹史》稱：“是以三皇以來，皆曰王天下”。有關古籍對炎帝神農治理天下的記載是很豐富生動的，表達了古人對這一神秘而又理想社會的嚮往。如《屍子》說：“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鹹利，故謂之神。”在古人看來，炎帝神農時期，是一個風調雨順時代，“萬物鹹利”民人幸福，神農亦被尊之為“神”故為“神農”，亦即農神。又如《淮南子》說：“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南功，以時嘗谷，祀于明堂。……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這一“天一俗”與“和同”社會，當以國以民為本和以農為本的傳統，奠定了具有豐富內涵的中國古代人文文化的基礎。楚人立國後，受此思想影響至深，在圖存爭強的歲月中，既堅持“篳路藍縷”，發展生產，“惟厚於民”，又注重與周邊各族搞好關係，《史記?楚世家》稱，“甚得江漢間民和”。楚國經長期的奮鬥，終建成一雄踞大江南北的泱泱大國。炎帝神農的故鄉隨州人季梁，早在西元前706年（《左傳?醒公六年》），就提出了“所謂道，忠於民而信于神也”和“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的觀點，繼承和發揚了炎帝神農“民惟幫本”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民本思想家。幾乎與此同時，楚大夫鬥廉提出“師克在和，不在眾”和“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是輕天重民、相信民意的表現，楚莊王、孫叔敖更是強調體驗民間疾苦、主張“庇民”和“安民和眾”的民本思想政治家和身體力行者。時至戰國中後期楚威、懷王時期，楚人許行專門談“神農之言”，被《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據《孟子?滕文公上》載，他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反對“有倉廩府庫”、“厲民而以自養”。他主張“市賈不二，國中無偽”，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產品交換要求合理，杜絕偽劣與期詐。顯然，許行弘揚了炎帝神農原始農副業思想，說明楚國歷來重以人為本、以農為本，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楚人重視炎帝神農文化遺產，荊楚文化與炎帝神農文化關係是何等密切。
神農既是“三皇”之一的“農皇”，又是“農神”，故除教民耕種外，還“德濃厚若神”、“道德玄泊，有似皇天”，強調實行德治。如《帝王世紀》記；“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人皇神農氏政典》則更描繪了一幅政通民和、“一歸於正”的平靜和諧的理想社會畫面。在此同時，又傳他創《大壹兵法》、《神農兵法》各一篇、作神農樂曰《下謀》，一名《扶持》。《新論》說：“神農氏為琴，七弦，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繹史》引《琴清英》說：“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辟，去邪欲，反天真者也。”另據《神農求雨書》說，如春夏雨日而不雨，神農還以“舞龍”的形式求雨，至今民間盛行的舞龍活動，與這一傳說不無關係。從炎帝神家的為民求福、“退而修德”，至創兵法、制禮樂，說明炎帝神農文化具有鮮明的人文文化特色，這對今天強調人文文化建設，實現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協調發展，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炎、黃兩帝，被奉為華夏族先祖，後又被奉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先祖，是與他們從氏族部落的融合過程中，進而昇華為民族是分不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論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這一過程，他說：“親屬部落的聯盟，到處都成為必要的了；不久，各親屬部落的溶合，從而各個部落領土溶為一個民族”。前已指出，炎帝神農氏是混合的稱號，神農氏是“三皇”之一，源自古荊楚大地，死後“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耒、帝哀、帝榆罔”，是源遠流長的族係。《春秋命歷序》說：“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萬里。”說明已按地域進行治理，這是原始氏族制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炎帝由北而南，與神農氏匯聚，黃帝之後亦由北而南，經長期融合，終形成以楚人（姓王族）為主體的民族群體——華夏族在南方的聯合體。“北河南江”、“北黃南炎”，形象地概括了中華民族融合和形成的過程。這是一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是炎黃子孫”，就是我國各族人民，尤其是海外僑胞華裔對這一歷史遺產所表露的深厚感情。因此，我們今天弘揚炎帝神農文化，實際上也就是牢記中華民族形成的歷程，弘揚我國各族人民傳統的愛族愛國精神，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僵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炎帝神農文化與黃帝文化一樣，既是我國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形態，奠定了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荊楚文化的肇端，使荊楚文化不斷得到充實、提高，成為華夏文化在南方的一個分支，從而使華夏文化更加絢麗多姿，充滿了勃勃微生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荊楚大地，尤其是荊州、乃至湖北全省，歷來是中華文化在南方的一個整合中心，所以，在研究荊楚文化時，必然會涉及到對炎帝神農文化（當然也包括對“三皇”、“五帝”文化）的探索，這樣才能使荊楚文化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