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莉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摘要：海內外中國人常稱自己為“炎黃子孫”。中華民族來源於以炎黃部族為主體的華夏族，中華民族文化是炎黃文化的繼續和發展。炎黃二帝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炎黃二帝具有的文化紐帶作用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思想基礎；炎黃二帝具有的精神感召作用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精神基礎。在精神基礎上則表現在：炎帝神農氏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他創造的炎帝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既是對黃帝精神的集中表述，炎黃精神與時俱進地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承炎黃脈，不改中國心”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心聲，是他們最真實的心靈寫照。
關鍵詞：炎帝 黃帝 炎黃文化 中華民族凝聚力
海內外的中國人常把自己稱為“炎黃子孫”，把軒轅黃帝當作中華民族的始祖和象徵。當時，黃帝部落和另一個以炎帝為首的姜姓部落都居住在現在陜西省境內的黃河邊上，之後，他們先後沿黃河兩岸向中國東部遷移。為爭奪黃河邊上一塊沃土，炎帝與住在中國東部、以蚩尤為首領的九黎族發生了戰爭，結果戰敗。黃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的一部分就在黃河流域定居下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成為中華民族的主幹。以後，這些原來不同部落的居民都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後代，稱為“黃帝後世”或“炎黃子孫”，也有人稱“炎黃裔胄”，裔胄就是遠代子孫的意思。我們現在稱“中國人”是“炎黃子孫”，就是從這裡來的。
中華民族與炎黃文化的關係
中華民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華夏族發端是以炎帝、黃帝為首的姜姬部落聯盟。炎黃二帝開闢了以中原為主的共同地域，創造了以粟作農業為主的共同經濟生活，開啟了以英雄祖先崇拜為特徵的共同心理素質，數千年來被尊奉為華夏始祖。可見，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是由炎黃族及其文化發展而來的。
一、中華民族來源於炎黃部族為主體的華夏族
距今約四五千年前，分佈在黃河流域中上游的炎帝後裔(西至今甘肅，東至山西)向東遷入今河南，黃帝部落(在今陜西北部)也東徙於今河北南部。姜姓炎帝榆罔部落後與佔據今河南東部、山東、江蘇及安徽北部的東夷發生了領土之爭，被蚩尤部落打敗，遂聯合黃帝部落擊殺蚩尤。之後，炎黃兩個部落之間又發生戰爭，黃帝戰勝炎帝榆罔部落後，聯合其族民和東夷的一部分組成了華夏族團，以今河南新鄭市為部落聯盟邑地，佔據黃河中游的地區。以天下之中心為居地的華夏族團，稱其北方(今秦、晉、冀北部以北)的諸氏族為北狄(亦寫作翟)或北夷，稱其西方(今甘肅以西)的諸氏族為西戎或西夷，稱其東方(今山東部分地區、蘇北、皖北及東北)的諸氏族為東夷，稱其南方的諸氏族為南蠻(又稱苗蠻)或南夷，即所謂的原始社會末期“五大民族集團” 。“黃帝族和後來的夏族、姬周族前後一脈相承，而炎帝族則與後來的四岳族及姜姓族也前後一脈相承，二者各為同一族的前後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黃帝、炎帝分別成為他們這兩族的始祖。後來這兩族的主體再融合東夷及其他許多族形成了偉大的華夏族，所以黃帝、炎帝成為華夏族共稱的祖先。
二、中華民族文化是炎黃文化的繼續和發展
從炎黃文化到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是有著密切承繼和發展關係。在其形成過程中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民族及文化稱謂，均可稱為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不同發展階段。從歷史階段說，炎帝文化、黃帝文化、顓頊帝文化、帝嚳文化、唐堯文化、虞舜文化，即以炎黃族為主體之華夏族的原始社會末期文化，與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春秋文化、戰國文化、秦文化、中華文化等，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就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來說，中華文化範圍要比中華民族文化的範圍廣泛得多(前者包括中華朝及以後王朝統治時期的各少數民族文化)。因此說，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涵應是中華族人民創造的精神、物質及制度文化，與炎黃族為主體的華夏文化有著直接關係，不可與中華文化劃等號。主要表現在：
第一，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形成的優良傳統和精神，已成為55個兄弟民族的集體精神，即中華民族的精神。以中華族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精神，根基是深遠而悠久的，勤勞、樸素、吃苦、耐勞、勇敢、無私、為百姓謀利益及善於發明創造等民族精神，均可以追溯至炎黃時代。
第二，中華民族的文化、科學、教育等精神文化，也是十分優秀和長久的。前仰韶、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反映出炎帝時期及其以前，己有象形、會意文字的萌芽，少數民族的優秀民族和勞動人民，同中華族的優秀人物和勞動人民一樣，在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華燦爛文化的形成中均做出了重大貢獻。
炎黃二帝與中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
炎黃二帝對中華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炎黃二帝具有的文化紐帶作用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不僅有情感的作用，而且有思想的作用。而中華民族共通思想的形成，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密不可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二者是相通的，如“天人合一”、“以民為本”既是一種傳統文化，又是一種思想。所以，我們說炎黃二帝所具有的文化紐帶的象徵作用亦是中華凝聚力的思想基礎。這是因為，炎黃二帝不僅僅是中國原始社會“一個氏族”的“人物”，而且是中國古代文化、文明的一個符號、代號和象徵。對炎黃文化，現在有兩種理解：從狹義上理解，“指的是炎帝與黃帝時代的中國文化……包含了從炎帝之前到夏禹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 ；從廣義上理解，認為炎黃文化不僅是炎黃時代的文化，而且泛指中華文化，或者說，就是中華文化一種形象的稱謂。李侃先生說：“炎帝文化的內涵，不但早已大大超越了傳說中炎黃時代的文化，而且也大大超越了傳說封建時代的文化。它已經成為從古到今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不斷更新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總體代表。” 戴逸先生認為:“我們所說的‘炎黃文化’，通常是指中國各民族祖先共同創造的歷史文化成果的總和……不僅包括遠古先民的原始文化，也包括其後裔，即生息在中國土地上各民族所創造的文化的總和，既包括中華族的文化成果，也包括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成果。” 狹義、廣義的兩種理解，只是反映了認識的不同角度，而並不是互相排斥的。炎、黃二帝所創造的文化亦就成為“華夷”文化的代表，而且越往後隨著“華”、“夷”的相互同化、融合，這種由炎黃二帝所創造的“炎黃文化”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愈加明顯。
二、炎黃二帝具有的精神感召作用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精神基礎
對一個民族來說，其安身立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精神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炎帝神農氏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他創造的炎帝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關於炎帝精神，有學者概括為：敢為人先的實踐精神，百折不撓的創造精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息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 ；有學者概括為：嚮往光明、奮發有為的自精神，心懷天下、為民謀利的大公精神，勇於探索、巧于創新的原創精神，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獻身精神，含弘光大、品物鹹享的厚德精神，通神合天、怡情悅性的樂天精神 ；有學者還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民為邦本、創造創新和愛國精神 。炎帝精神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的影響主要表像在：
（一）炎帝首創農耕文化的實踐，孕育了中華民族開拓創新精神
始祖炎帝是勞動創造世界、改造自然的開拓者。據《易?係辭卜傳》記載：“厄犧氏沒，神農氏作，祈木為相，揉木為末，末相之利，以教人下，蓋取諸益。”炎帝創造的耒耜，是上古時翻上的農具。據《風俗演義》稱：“神農悉地力種谷疏”。“谷’，即稻穀，“疏”通“蔬”，即蔬菜，由此中國有了原始農業。由於我國農耕始於炎帝，故神農氏又有“田祖”、“先嗇”、“先農”等名。據《史記》記載“神農……以赫鞭鞭草木，始嘗百草，”發明瞭醫藥；“神農耕而作陶” ，發明瞭制陶業；神農“冶斤斧，為末鋁鉬縟” ，發明瞭原始冶銅業；神農“教之麻桑，以為布帛” ，發明瞭原始紡織業。
（二）炎帝歷經磨難的實績，激勵了中華民族精神
“自強不息”最早見於《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的是天體之行，晝夜不息，週而复始，從不懈怠。人也要象人那樣，生生不息，剛健有為，不斷進取。這種精神則始於炎帝及以其為代表的先民。遠古之時，渾沌初開，生產力極為低下，為開闢人類生存所需求的環境，炎帝率領先民勇敢向大自然作鬥爭。吃野果多疾病，就努力探索；，制末相種五穀；打野獸危險，就克服困難；馴養生畜；為了身體健康，就不怕艱險，採集草藥；為避風寒，幾經試驗，興建原始住宅等等。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告別茹毛飲血的時代。這種百折不撓、自強不急的精神，貫穿于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之中。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仍要弘揚炎帝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的精神。在民族感情上，維護尊嚴，奮發圖強；在人生道路上，不怕挫折，努力進取；在工作生活上，不畏難，艱苦奮鬥；在人際關繫上，互相勉勵，共同進步。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健康發展。
（三）炎帝利民思想的昇華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奉獻精神
利民思想即為民奉獻精神。炎帝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身親耕，妻新織”，胼手胝足艱苦勞作。為解民于疾病，他以身試藥，嘗遍百草。據《淮南子?修務訓》記載：“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贏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曉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後終因誤吃斷腸草中毒而亡，為族民獻出了生命。在《越絕》中，頌揚了炎帝“不貪天下之則，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慧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炎帝這種原始的為民奉獻思想，後人有了發展：從周公的保民，孔子的愛民，孟子的民貴君輕，陸賈的“民無不為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是富於哲理的古訓。中國共產黨人批判地繼承先賢古哲的思想。
（四）炎黃子孫的血脈認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大一統的思想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大一統的觀念出現頗早。據古籍記載，在原始社會走向解體的三皇五帝時代，中華民族的始祖就提出了“萬國和”的主張。“萬國和”即天下各國統一于德者、道者、仁者，實現天下大同。這種“萬國和”的思想為後來的大一統思想打下了基礎。 大一統歷史的形成，經歷了血緣認同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這一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炎帝和黃帝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起有血緣紐帶、政治紐帶和文化紐帶的巨大作用。在我國的佔籍記載中，炎帝和黃帝被視為中國絕大多數民族的血緣始祖。歷代統治者自認是炎黃後裔，56個兄弟民族同屬炎黃世胄，即使是遠離中原的藏族，也能找到“藏黃帝之苗裔”的歷史考證依據。
第二，黃帝精神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關於皇帝精神，有學者概括為：自強不息的創造精神，建功立業的有為精神，為民利族的奉獻精神，身體力行的實踐精神，勤儉修身的自律精神；有學者概括為“創造、奉獻、團結、進取”。當然，不管概括為幾條，其核心是“創業”、“奉獻”，正如《周易大傳》所概括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既是對黃帝精神的集中表述，也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基因、內核。
第三，炎黃精神與時俱進地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從朝代的替代更疊，從分裂走向統一，每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不管是中華民族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要將炎黃二帝這面旗幟打出來，如歷史上先後出現的幾次“炎黃熱”，欲以炎黃精神感召凝聚華夏兒女，鞏固其政權，維護國家、民族的統一。這也是中華民族雖歷經數千年而不衰、不斷、不散的原因之一。當然，炎黃精神作為一種“原創”精神，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其內涵和外延是與時俱進，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獲得新的補充和發展，也就是說炎黃精神只有上升為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並不斷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而創新，才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民無信不立”的誠信精神；在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華民族所表現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崗山精神”；“嚴防死守”的“98抗洪精神”；“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團結互助、和衷共濟，迎難而上、敢於勝利”的“抗‘非典’精神”，就反映了不同歷史時代、面對不同的歷史任務和困難，中華民族所具備和需要的偉大精神，在此精神的維繫下，中華民族才能從小變大，由弱變強，才能弱而不衰，分而不裂。中華民族走到今天，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需要培育一種能適應今天時代的偉大的民族精神。因為時代的需要，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這既是對過去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又是對今天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豐富。這就是炎黃帝精神繼續發揮中華民族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重要表現。因此，炎黃精神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礎。
承炎黃脈 不改中國心
炎黃始祖乃華夏之源。透過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看到了一個火熱的中國心。深深地體現出炎黃子孫的愛國情結。“承炎黃脈，不改中國心”真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心聲，是他們最真實的心靈寫照。
例如當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抵達大陸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祭拜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用他的話說，就是“慎終追遠，不忘根本”。祝大光在《聯壇人物》上記台灣聯友徐天和的愛國情結中的論文提到，“一路風光騰紫氣，九天彩霞染紅旗。”這副文辭優美、大氣磅薄的聯作，是一汽《 紅旗杯》 海內外徵聯大賽榮獲二等獎的作品，它既是獻給紅旗杯一曲浩歌。這副聯作，出自台灣聯友徐添和之手。徐先生現為高雄市港務局副主任，高雄市謎學研究會兩屆理事長，台灣謎學研究會首屆常務理事。他雖年逾花甲，卻容光煥發，身康體健，智睿神清，談吐自如。當共進晚餐時，他帶著幾分抱歉，又有幾分遺憾的神情對大家說：“不好意思，讓諸位久等了。我今天一大早就從高雄登機，途經香港轉機抵達長春。要是大陸和台灣直接三通，我就可免去這番週折，直達長春，和大家共進午餐，那該多好啊。”寥寥數語，道出了徐先生和廣大臺胞期盼祖國早日統一的殷切情懷。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凝聚力是指在歷史發展中維繫整個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一種內在的力量。這種力量與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有著血肉般的聯繫。它是由多種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考察這些因素，包括有地理、經濟、傳統文化、共同心理狀態等方面。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情感基礎、思想基礎和精神基礎。含有親情、鄉情、民族感情和國家感情的愛國主義思想等等，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使中華各族產生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從而凝結成為一個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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