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石器時代的炎帝神農氏及其部落創造了特徵鮮明的文化——炎帝神農文化。炎帝神農文化背後所蘊涵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為天下先”的無私奉獻精神、愛國統一的凝聚認同精神、勇於探索的開拓創新精神、剛健有為的自強進取精神、以人為本的親民務實精神、“貴和尚中”的公平和諧精神。這些精神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綿延壯大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系統而深入地研究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及其時代價值，對於我們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強“三個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乃至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非常廣闊的前景。
關鍵詞:炎帝神農文化 民族精神 時代價值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和實踐中形成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信仰、性格及心理的總和，是這個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和發展的活的靈魂與根本動力，也是該民族所創造的文化的內在核心部分。黨的十六大以來，舉國上下都意識到民族精神的極端重要性，而興起如何發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熱潮。與黃帝軒轅氏共同為上古時期我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的炎帝神農氏（近幾年出土的楚簡，如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使上古傳說的可信性大大增強了），是我國原始社會時期一個勤勞、睿智、勇敢和強大的部落首領，他率領其部落在長期的生存與發展中，創造了特徵鮮明的文化——炎帝神農文化。如同任何文化都是其內在核心即民族精神的體現一樣，炎帝神農文化也不例外。有關文獻表明，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為天下先”的無私奉獻精神、愛國統一的凝聚認同精神、勇於探索的開拓創新精神、剛健有為的自強進取精神、以人為本的親民務實精神、“貴和尚中”的公平和諧精神。這些精神數千年來，和黃帝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一道，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綿延壯大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
系統而深入地研究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及其時代價值，對於我們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強“三個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乃至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非常廣闊的前景。
一、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
1、“為天下先”的無私奉獻精神
炎帝神農時代是原始共產主義時期，人人平等，而氏族或部落的首領，是大家推舉出來，勇敢智慧且富有生產和生活經驗，是真正為大家服務的“公僕”，根本沒有什麼享受、特權概念。這些首領都具有樸素的大公意識和奉獻精神。墨子曾稱讚大禹“沐甚雨，櫛疾風……而形勞天下如此”（《莊子?天下》）；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大禹已經向階級社會邁進，但還保留著原始共產社會首領的遺風，那麼，還處在階級社會之前的炎帝神農氏，就更是如此了。作為部落首領，他為了部落的發展，必須不顧個人安危，必須具有一心為公、為民造福而不求回報的奉獻精神。《淮南子?齊俗訓》說他“身自耕，妻親織，以天下為先”。《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憔悴”，“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又說他為了祛除百姓疾病之苦，不惜犧牲生命，親“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經常“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神農時代之前是漁獵——採集時代，也即史書上說的伏羲氏時代，經濟上屬於攫取性經濟。中華先民靠漁獵和採集為生，經常流徙不定，只能“緣水而居”（《列子?湯問》）、“穴居而野處”（《周易?係辭》）。為了解決食物的短缺，炎帝神農曆經千辛萬苦，取得種植穀物的經驗，開始了最初的農耕文明。《管子?形勢解》說:“神農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同書《輕重戊》又說：“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淮南子?修務訓》說:“於是神農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他的種種偉大發明，無不凝聚著他對部落成員的關愛，他真正作到了《禮記?禮運》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所以《呂氏春秋?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此神農、黃帝之政也”。炎帝神農的這種大公無私和奉獻精神，塑造了中華民族一種核心價值觀，即強調個體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並不在於索取，而在於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的貢獻。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到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無不閃耀著這種精神。
2、愛國統一的凝聚、認同精神
眾所週知，中華民族得以綿延不息、發展壯大的根本保障，重要一條，就是有強大的愛國統一的民族凝聚、認同精神。考察一下炎帝神農文化，就知道這種愛國統一的民族凝聚和認同精神，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所說的，“其根脈蓋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深植于炎黃時代的民族融合和交流之中。史前傳說中，以炎帝神農、黃帝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明，以炎帝神農（長江中游的一個分支）為代表的南方文明，以“東夷”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以羌戎為代表的西北文明，以百越為代表東南、嶺南文明，在共同的交流中融鑄出多元一體的偉大中華文明。從考古學上看也是這樣。新石器時代中後期，長江中游的先後相繼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或湖北龍山文化），長江下游的先後相繼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以燕山南北、內蒙中南為重心的紅山文化、後紅山文化，以山東半島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以陜西關中、河南黃河兩岸、山西南部為中心的後仰韶文化（即底溝二期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以西北為代表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築衛城文化（江西）和石峽文化（廣東），處於某種地緣關係，相互之間進行交流、交融，最後在炎黃時代形成高潮，最終奠定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格局。儘管中華民族並非單一祖先，但後人一直把炎黃二帝作為中華民族始興和統一的象徵。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而又是統一體的民族意識也逐漸形成，愛國統一的凝聚和認同精神也越發堅固。
3、勇於探索的開拓創新精神
炎帝神農是中華文明歷史上最早勇於探索、開拓創新的典範之一。他勇於探索，能夠在先民蒙昧之初，善於模倣自然，善於動手，不斷總結、觀察、積累生產經驗和簡單的科學常識，從而發明許多生產、生活工具，成為農業、醫學和商業等等眾多領域的創造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首先，炎帝神農氏發明耒耜等農業生產工具，並首創種植業。《易?係辭》雲:“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書?嘗麥》說:“（神農）破木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芥，然後五穀興”。《論衡?感虛》說:“神農之撓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白虎通義?號》也說:“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由炎帝神農開創的農耕文明，使中華先民完成了人類社會的第一次大革命,即“農業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其深刻性猶如從“農業革命”轉化到“工業革命”一樣。
其次，炎帝神農氏發明陶器、首創紡織。《太平禦覽》卷833引《逸周書》說：“神農耕而作陶”；同書的840卷又引《逸周書》說：“神農之時,……作陶冶斤斧”。這是見於古籍較早的製作陶器的記載。《莊子?盜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又說：“ 神農之世……耕而食, 織而衣”。《呂氏春秋?開春論》雲：“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織）,所以見致民利也”。
最後，炎帝神農氏發明醫藥、“和藥濟人”。在原始社會階段,疾病和毒蛇猛獸的傷害是人類生存最嚴重的威脅之一。相傳炎帝神農在發明農業的同時,為了解除疾病和蟲獸傷害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他不能因循守舊，而必須去探索，去開拓創新。他深入山野，辨嘗各種草木的性味,從而發明用草藥醫治疾病和創傷的方法。《世本?作》說:“神農和藥濟人”。《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漢陸賈《新語?道基》也說“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越絕書》雲“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太平禦覽》卷721引《帝王世紀》說:“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史記?補三皇本紀》也說:“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這也許有些誇大，但神農嘗百草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當是事實。
這種精神歷經夏商週三代，而日益發揚光大。《詩經》說“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周易?係辭》雲“日新之謂大業”。《周易?雜卦》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禮記?大學》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數千年來，炎帝神農氏的這種精神不斷激勵炎黃子孫，順天應時，與時俱進，不故步自封，從而使中華民族能夠經歷各種挫折而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屹立於世界東方。
4、剛健有為的自強進取精神
如果說炎帝神農文化中大部分的精神與黃帝文化的精神相似，那麼炎帝神農文化中所具有的剛健有為的自強不息精神卻是極具特色的。炎帝神農的種種發明創造本身也是這種精神的表現，但有更多的事跡直接表現這種精神。這裡略舉幾例。精衛是炎帝的女兒，因失足於海而失去生命，於是化而為鳥，銜石填海。精衛作為百折不撓精神的象徵，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夸父逐日”的故事也反映了炎帝神農氏文化的這種精神。根據《山海經》，炎帝是后土的先祖，而后土是夸父的祖父。“夸父逐日”的動機見仁見智，但夸父竟不畏艱難，敢和太陽競爭高下，以至“道渴而死”。這個神話故事顯然暗含著人類為了認識、征服大自然而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毛澤東同志曾稱讚“夸父逐日”是“最好的神話”。炎帝的樂工刑天的故事也是如此。刑天和黃帝爭鬥，頭被砍掉了，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這是一幅多麼壯烈而又不屈剛健的圖畫！陶淵明在《讀山海經》中由衷地讚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這種精神在屈原的《離騷》中也鮮明地表現出來，即所謂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自強進取精神。
《周易》及有關《周易》的註釋的著作中多次提及炎帝神農氏，也許是受到這種精神感染，《周易》特別強調自然、人和社會的辨證關係，強調人的積極能動性，強調改造自然的樂觀而健康的向上精神。《周易?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彖傳》也說“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又說“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孔子、墨子等仁人志士都提倡這種精神。孔子曾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墨子及弟子更是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自強不息而聞名。荀子把這種精神昇華到哲學高度，提出要改造自然和社會，所謂 “制天命而用之”。這種精神一直激勵炎黃子孫前仆後繼、不畏艱險、不屈不撓，為正義、真理的事業頑強奮鬥，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
5、以人為本的親民務實精神
炎帝神農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巫術、神秘思想發達原始社會，不求玄虛，腳踏實地，“懷其仁誠之心”，以人民利益為重，致力於發展農業，發展生產力，發展醫學等等，大大地改善了民生，免除了民眾疾苦。《呂氏春秋?開春論》說，“（神農氏）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越絕書》也雲：“昔者神農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這種“以教天下”和“以致民利”的親民務實精神成為中華文華的一個重要精神，並一直流傳不絕。
例如，《尚書》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著名“民本”思想。西周更是發展為“明德”“保民”思想。到了春秋時期，民本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炎帝神農氏之後代、儒家早期思想家、隨國的賢人季梁，也繼承炎帝神農氏的民本思想，提出著名的話，“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左傳?桓公六年》）。孔子提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更形象地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到了明清之際，民本思想發展到傳統時代所能發展的最高程度。黃宗羲提出炎帝神農氏和五帝時代的君主，享受在後（神農氏時代可能連享受都談不上）而吃苦在前，一心為民，“形勞天下”，以至都以做君為苦差事，而“家天下”以來，卻造成以天下之全力供奉獨裁殘暴一君的局面，大力抨擊君權專制的罪惡，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王夫之認為君權並不神聖，腐敗了，同樣“可禪、可繼”，並大聲疾呼“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這種親民務實的“民本”思想儘管與現代民主思想有很大不同，但關懷民生，重視民情的理念，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務實精神則表現在炎黃文化經過儒家的理性化和人本化的處理後，形成一種“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和不言“怪、力、亂、神”（《論語》）的務實傳統。《國語》也認為“華而不實，恥也”。這種反對浮華，鄙視玄虛、空談，講求實際，追求事功的精神總體上形成中國人著重現世、經驗而漠視宗教、神異，看重入世而輕視來世的價值傾向。所以，中國人向來不喜歡在飄渺虛幻的來世和彼岸獲得幸福，而習慣在日常的稼穡工商、政事日用、人倫人事中追求人生價值，實現人生理想，這也即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庸”。這也說明瞭為什麼實用性很強的農、兵、醫、藝（技術）等很發達的原因。但是，中國式的務實精神（即實用理性）在給我們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它的過於看重經驗、過於依賴直觀和體悟、漠視抽象理論、演繹和推理的傾向也導致了科學理論和方法的欠缺，從而導致17世紀以來中國科學的落後，這需要加以深刻的調整和根本的改進。
6、“貴和尚中”的公平和諧精神
在社會發展階段上，神農之世基本上屬於《莊子》所說的“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時代，同時也是“無有相害之心”原始共產主義時代。這種時代是“大同”社會，也是樸素的和諧社會。這種社會，雖然物質貧乏，但人人平等、財產公有，正如《禮記?禮運》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商君書?畫策》也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女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歿，以強勝弱，以眾暴寡”。
除了從財富均平和社會公正角度塑造和諧社會外，炎帝神農也很講究從教化方面來培養和諧精神。《世本?作》說“神農作琴,神農作瑟”。桓譚《新論》說神農氏“始削桐為琴,練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揚雄稱讚說:“昔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太平禦覽》卷577引）。炎帝神農通過音樂來 “合天人之和”。這種對和諧的追求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使兩者都有深厚的和諧思想，並形成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之一。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42章）；又雲“知和曰常”（55章），強調要“去甚”、“去奢”、“去泰”（29章）。《莊子?天道》雲：“與人和者，為之人樂；與天和者，為之天樂”。這種精神一方面強調以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另一方面看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亦即所謂的“天人合一”，使中國人講求秩序、和平、中庸、節制及和衷共濟，也使中華文明能夠在歷史長河中綿延不絕、可持續地發展。
二、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的時代價值
1、時代價值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到了關鍵階段。雖然處理具體問題上，我們不能從炎帝神農文化那裏得到直接的幫助，但是炎帝神農文化所蘊涵的民族精神卻永遠不會過時，它仍然是我們走向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炎帝神農的“為天下先”的無私奉獻精神和“以致民利”的親民務實精神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也有不少啟發性。炎帝神農對工具和技術的重視，對農業的巨大貢獻，對認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我們解決“三農”問題，也有一定的啟示。另外愛國統一的凝聚認同精神、勇於探索的開拓創新精神、剛健有為的自強進取精神對我們戰勝建設道路上的各種困難，都將是巨大的鼓舞力。炎帝神農開創的“貴和尚中”的公平和諧精神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建設社會主義小康、和諧社會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總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艱巨、複雜，而又關係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前進的道路上肯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然而，只要我們大力發揚包括炎帝神農精神在內的炎黃民族精神，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就有強大的智力支援和精神動力，我們就一定會克服困難，披荊斬棘，走向勝利，包括臺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在內的億萬炎黃子孫的心願——“中華之崛起”就一定會實現。
2、炎黃文化所蘊涵的民族凝聚、認同精神具有巨大的現實價值
愛國統一的凝聚認同精神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觀和多元一體的文明觀越發堅固。儘管中國在某些歷史時期會出現短期的分裂、割據等現象，但反對分裂和戰亂，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融和、交流和團結，則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
魏晉以降，歷史上儘管有一些少數民族紛紛建立政權，但許多族屬還尊稱炎帝或黃帝、夏禹為先祖。清朝儘管是滿族建立的，清朝的民族認同感卻很強烈。雍正帝曾說，滿族居住在黑龍江流域，就象漢族居住在黃河和長江流域一樣，都是中國人，只是籍貫不同而已。清代中期，當清朝平定了新疆的準葛爾叛亂之後，流亡于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的我國蒙古17萬土爾扈特部族人，心向祖國，曆盡艱險，全部回到祖國懷抱。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海斯等人著的《世界史》中“不變的中國”所說，“很多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相當堅固和穩定的帝國；雖然那個帝國包括了不同的種族和宗教，並且被外來的侵略和內戰所干擾，但是它卻是統一的，被一種滲透到各部分的共同文化團結在一起。蒙古人、韃靼人和所有其他種族，都是以侵略為開始，而總是以被‘文明化’告終。就是說，他們採用了中國的習俗。外國的宗教，如佛教和伊斯蘭教，在中國的進展，只是依它們適應中國文化的程度而定”。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希臘文明等，要麼中斷毀滅，要麼被征服、改變而成為斷裂的文明，惟有中華文明卻經受種種打擊和考驗，而成為世界文明歷史上唯一連續的文明，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和認同精神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以來，堅船利炮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野蠻侵略和險惡瓜分、分裂中國的陰謀，使中華民族又面臨著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境地。在民族、國家將遭受滅頂之災的空前危機的時刻，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和認同精神又發生了巨大威力，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共同抵禦外侮，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統一。國共兩黨在帶領各族人民共同抵禦日寇的侵略上最為典型的體現了這一點。當今時代，維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和改革開放、謀求發展一樣，也是歷史的最強音。海外的炎黃子孫和港澳臺同胞，無不以各種方式回報、支援祖國，這正是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的巨大表現。香港、澳門已回到祖國的懷抱，有著維護祖國統一光榮傳統的台灣同胞，也應共同緬懷炎黃始祖，弘揚炎黃文化，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加強海峽兩岸相互了解和交流，為反對“台獨”分裂，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做出無愧於炎黃先祖的歷史性的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張岱年：《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學術月刊》1986年12期。
[3]湖北炎黃文化研究會編：《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5]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版。
[6]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編：《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
[7]王俊義、黃愛平編《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8]劉玉堂：《炎帝神農生地考》，《炎黃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9]張正明、劉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