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的秘密會議
在號稱“九一八”事變三個直接策劃人之一關東軍陸軍少佐花谷正的回憶中，9月15日晚上的緊急會議起源於東京來的緊急密電，而且是幾小時內連續三封密電。密電是日本參謀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的橋本中佐發出的，橋本聽說參謀本部將派遣第一部長建川少將來瀋陽調查關東軍的密謀，便搶先跑進參謀本部值班室，拿出他從建川手中搶來的口令本，查到了與板垣的聯繫電碼，以自己的名義直接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聯繫。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變親歷記》記錄了這三封口令電報的內容，橋本的著急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經走漏，必須立即堅決行動。”沒有等到回電的他，一會兒便發出了第二封:“必須在建川到達奉天前開始行動。”仍沒有接到消息的他，緊接著又發了第三封，“不必擔心國內，應堅決執行。”
橋本在無法忍受的焦慮中沒有等到回電，便開始直接打電話，瀋陽關東軍特務機關的電話記錄是:“因為計劃暴露，所以決定派建川前來滿洲，請你們不要猶豫，要儘快行動，即使建川到來也來得及，要趕在尚未聽到建川傳達中央命令前開始行動。”
板垣接到了口令電報，也接到了電話。在此5天前，他和花谷正剛剛裝好面向瀋陽北大營的要塞炮，他們的準備已經基本結束。
“24釐米要塞炮是專門從旅順運來的。”花谷正的回憶記載，運來後重新安裝重炮怕人知道，就用打井的名義，在周圍圍上了圍幔。
當時不少瀋陽居民看見了這圍幔。據瀋陽文史研究館吳學賢的研究，當時很多中國百姓看見日本軍營中圍起圍幔，但沒人提出干涉。“9月初一直監視日本人的中共滿蒙特委還向中央報告過日軍軍營裏設立圍幔的事情，但是，當時日軍的此類舉動太多了。再說從9月14日開始，在北大營邊上就開始日軍軍事演習，15日還是槍聲不斷。誰會把這圍幔裏的事情當大事呢？”
日本領事館也注意到了這圍幔，也前來探聽過，但也被打發回去了——畢竟這是軍隊營房內的事情。
“要塞炮性能不好，安裝地也不對，加上沒有能操縱的炮兵，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決定把北大營的射程計算出來，瞄準器對好。這樣，即使閉著眼睛發射也會成功。而且，當時我們更希望它起到威脅作用，實際效果沒有考慮。”花谷正回憶說。
那時候天氣還不涼，高粱還很繁茂，而高粱繁茂就很難作戰，要等待高粱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訓練一批炮兵學會發射。所以，當時先把9月28日當作事變發生之日。
橋本的緊急電報改變了這計劃。9月15日的緊急會議就是一群密謀已久的人就橋本的急電磋商何時立刻行動。此次緊急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花谷正回憶是9月16日中午，而中國學者劉庭華、齊福霖的研究都是9月15日晚間。劉說:“他們已經計劃了半年，沒有心情等一夜再來開會決定。”時間的湮沒無聞在於這樣的會議沒有正式記錄，“不會有正式記錄。”齊說。
地點的記載是統一的——是在奉天特務機關的二樓，一個秘密的所在。“當時瀋陽設立的日本特務機關有33處活動據點，什麼中央大旅社、聚義成皮鋪、中央百貨商場博古玩店等。”瀋陽學者李聲能考證，“但是，這個會議肯定是在特務機關本部，南市區義建路二段22號召開的。這地方後來一直被特務機關使用到1941年。”
當時參加會議者包括板垣、日本關東軍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他是第一流的軍事學者。”花谷這樣描繪他。還有奉天部隊的骨幹分子今田、川島、小野大尉，小島、名倉兩少佐。這些人全部是花谷正在制定計劃過程中一個人一個人地喝酒、暢所欲言中慢慢發現培養來的。“向志同道合的人講明計劃，鞏固團結。”
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順就每週聚會兩次，最早聚會是以“中國馬研究學會”的名義。他們早已計劃完畢，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見，但在關於是否要在建川來到前開始行動，會上還是分成了兩派。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來，畢竟橋本的電報、電話語焉不詳，他反對在建川到來前行動。而今田卻害怕拖延時間會致使士氣低沉，“大家沒有泄氣之前，務必堅決執行為好”。因爭論不休，參加會議的兩派開始爭吵，最後以划拳決定究竟何時開始行動。
而按劉庭華的研究，雙方是用鉛筆占卜決定的，但結果一樣——即花谷正的意見佔了上風，雙方決定等建川來了再說。但會後今田不放花谷正離開，他說無論如何要在建川到來前動手，最後，花谷正被說服。花谷正被說服的時間，大家確定是9月16日中午。他對今田說:“我親自去說服建川。”
確定9月18日夜間行動的指令被傳播最後由花谷正自己宣佈:“一夜之間要佔領奉天，小島大隊要連續進擊。”川島只要攻擊北大營即可。
9月15日在東京發生的爭議要早于瀋陽，爭議內容是關於是否應有這樣的行動。
日本駐奉天的總領事林久治郎一直希望當時喧囂一時的中村事件能和平解決，感覺到關東軍的行動他覺得必須彙報。在9月15日發給東京的電報裏，他寫道:“關東軍集結軍隊，搬出彈藥武器，有最近採取軍事行動之態勢。”收到電報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馬上拿著電報責問陸相南次郎:“這種做法絕對不能容忍，國際怎樣協調？”據說南次郎是一個“東洋長者式不著邊際的人物”，他答應展開調查，和金谷范三大將商量後，決定派建川“前往滿洲壓制密謀”。
建川並不是一個完全不知情者，他對自己的使命感到為難，於是立刻把橋本叫來。橋本、建川其實在半年前就聽花谷正通報過他們的行動計劃。花谷正在回憶中說，據他當時判斷，橋本是95%贊成，建川是90%贊成，“都是可以信賴的人”。於是，95%贊成的橋本就奪過了表示為難的建川手中的密電碼，發出電報。
據1931年9月16日《盛京日報》的記載，9月15日的瀋陽關心點並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軍營裏，而是東北軍內部特別黨員分級的消息和副總司令張學良將在雙十節前來瀋陽閱兵的標題新聞。此外，在瀋陽報紙當天的小新聞中，距瀋陽25里的古城子村富戶喬四被綁票的消息經過了特別處理。當然，報上也少不了關於“中村事件”的報道，國民政府特使湯爾和9月15日已經到達海拉爾展開調查。
一樁隱秘的間諜案
1931年9月15日，懸而未決的“中村事件”使得關玉衡輾轉難眠。作為中村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長關玉衡此時正坐火車秘密前往瀋陽。正是這個關玉衡，當年6月25日夜曾命令對日軍間諜中村“捆倒了打”，並且“秘密槍決、焚燬滅跡”。儘管他反復強調“我辦中村，件件有據，宗宗有理”，但他對到瀋陽對質還是無比緊張。
遼寧省主席臧式毅9月13日已經向日方作出了“懲辦兇殺，賠償損失”的承諾，但是，日本方面並沒有答應這簡單的處理結果。
“中村事件”始於1931年6月10日，當時日本參謀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帶領日本退伍騎兵井杉延太郎，還有擔任嚮導的蒙古人和白俄人各一名，化裝成中國人，從海拉爾進發，到興安嶺索倫山一帶作軍事調查，此地正是關駐防之所在。當時該團團副董昆吾直接抓捕了中村——6月24日晨，中村四人騎馬從第一營團部操場掠過，載重甚多，懂日語的董昆吾親自盤問。董見他們的馬匹都非東北本地產，四人又都穿著冬天的棉襖，非常懷疑，就開始搜查。
按關玉衡事後詳盡的記錄清單，在中村身上搜到各種地圖和自繪橋梁涵洞斷面圖、記錄派遣經過的筆記本兩本:一本頭篇記載帝國參謀省派遣他赴滿洲一帶活動和在東京站送別情況，一本記載他經過的路線;發現的表冊中，一份記載興安屯墾軍軍事分佈和軍力。攜帶的物品中還包括手槍、羅盤、測版標桿標索等。
董昆吾以“前面有土匪，你們在團部暫住一夜，明天派兵送你們”為名，將他們四人扣留在團部，並派人將在外的關玉衡緊急叫回。
在關的印象裏，審訊中村並不容易，“中村面方而多髭須，身穿灰色棉襖棉褲，外罩俄式皮夾克，頭戴三耳火車頭式皮革制帽，上套風鏡一副”。中村當時說自己是退役的陸軍大佐，不懂問話，用日語審訊也推說不知。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則說自己是被雇傭的，什麼都不知道。
當時關玉衡判斷中村是前來此地破壞兼刺探的間諜，蒙古人經過審訊查明是聯絡員。關玉衡與董等人商量，覺得如果揭開此案，在當時中日形勢下，中村肯定會被釋放，所謂“弱國無外交”。不如召開一個內部軍官會議，決定如何處理。晚上的秘密會議沒答案，二次審訊，中村大概預感不好，和士兵格鬥起來，關拔出戰刀才嚇住他。令他在審訊記錄上畫押時，他又開始格鬥，一群士兵用槍把子打暈了他。這時，關才決定秘密處決中村四人。
為了保密，團部軍官趙衡為監斬官，將他們押往山後僻靜處執行。所有物品除重要文件外，一律銷毀。當時是6月24日午夜12點30分，關玉衡命令將審訊記錄和證物一起秘密交往北平的張學良。
但是，某個貪財的士兵偷偷摘下了中村的手錶，並且將之典當到洮南的當鋪中，留下了重要證據。而洮南的日本領事早就接到中村在海拉爾發出的電報，在預計時間內無法等到中村，已經開始懷疑。手錶得到後，他的懷疑落實了。據說當時土肥原也曾經化粧到當地調查，得知了真相。8月中旬，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開始了嚴重交涉，當時的東北長官公署榮臻不明真相，答覆是“並無此人”。
但是掌握了證據的日本領事館開始了步步緊逼，先是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日本國內報紙和在瀋陽日本控制的《泰東日報》、《北韓日報》強調說中村是因隨身攜帶的鴉片、海洛因等物被覬覦而遭殺害。從8月中旬開始，每天報上都會出現中村之名，關玉衡成為日方必欲殺之而後快的土匪式軍官。“必須把關槍決抵償，並著該區賠償一切損失。”而當時榮臻在壓力下已經派出憲兵部隊前往捉拿關玉衡。
9月16日晨，關到達瀋陽新站，被榮臻秘密藏起，尚未決定如何處理他。“九一八”事變爆發兩日後，無人看管的關化裝逃出了瀋陽城。
事實上，與先前發生的北韓移民與東北農民爭地的“萬寶山事件”一起，“中村事件”成為這幾個月在報紙上“損害日韓移民”的喧囂。就是在這樣的喧囂中，日本軍隊在瀋陽內外的演習才似乎“理所當然。”
日本軍事演習中的瀋陽
“9月15日，日軍演習已經到了北大營邊上。”瀋陽文史研究館的吳學賢如此講述，“演習是從城外到城裏一步步推進，9月2日，在北大營附近的文官屯、關帝廟;3日，演習進攻城垣的野戰;4日和5日，演習包圍東北兵工廠;8日最可惡，北大門外架起了機關槍，佯攻瀋陽。在合堡大街上的巷戰演習也是在那幾天進行的。”“14日到17日，演習一直在北大營邊上，17日演習中，兩個日本警察還衝進去割斷了北大營的電線。”
然而，這樣已經帶有強烈戰爭性空氣的回蕩，又是太多次重復導致麻木。瀋陽居民習慣了城裏城外的路障，8日甚至被要求出來觀看演習機槍射擊，“那時候，這樣的演習天天都有，大家只是覺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公正地說，當時沒有人想到，這已經是戰爭邊緣。甚至在‘九一八’事變後，瀋陽人最初也沒想到這是東北淪陷的開始。”研究瀋陽城市生活史的遼寧省社科院張志強研究員分析說。
實際上，1931年9月18日前，瀋陽城的一大片土地已不屬於中國管轄。
當時的日本人基本住在商埠地，當地地名一律以町為名，大批日本兼西歐式樣的住宅小樓摻雜著公園、醫院、學校，20萬日本人生活在這裡，實現著他們的“新滿蒙”理想。據說，當時這裡的小樓設計比東京還要新潮很多，因為大批日本現代派設計師在國內不得施展才華，叫著“到滿洲去”，都到了瀋陽。當時日本人居住的商埠地和附屬地，連著北韓人聚居的西塔，使瀋陽市區擴大了一倍多。許多日本人來到瀋陽就不肯離開，認為這裡是他們心目中的美麗新世界。
吸引日本人的絕不僅是在這裡搞建築實驗，而是新城市本身的興盛程度:商業區域成片發展;十余種中文外文報刊為不同的利益集團說話;晚間的娛樂場所一片燈紅酒綠。東京最新的電影在這裡可以看到;日本國內的報紙開始連篇累牘探討“新滿蒙現象”，討論為什麼東京的城市建設比不上瀋陽。當年郭沫若在瀋陽車站下車，繁華的街道和滿街的日文店使他以為自己到了日本。
在這樣的城市裏，1931年9月15日瀋陽的十余種報刊還是風平浪靜地展示著一個發展中都會的文化氣魄、市民氣息和商業精神，也展示著瀋陽各種勢力糾集的情況。當日最大的報紙“盛京日報”頭版廣告版上最大的廣告是日本的東京電氣株式會社製造的“珍珠淡氣泡”的燈泡廣告;副刊上的重頭文章是分析義大利詩人鄧南遮的超人思想。社會新聞版上有趣的新聞則是“夜賊多罪，翻入人家被當作匪徒槍斃”，“滿鐵防疫工作急行”;國內新聞上報道了東北各個地區為長江水災所作的貢獻;世界珍聞版則是介紹一種治療失明的石頭。
瀋陽的娛樂場所
1931年眾多的暴力與陰謀事件都發生在瀋陽的娛樂場所，包括與本文相關的若干事件。
高度發達的商業活動，極大規模的工廠建設和流動性人群的眾多，造成了瀋陽當時近乎畸形發展的娛樂行業:影劇院、俱樂部、妓院、歌舞廳在個區域內都為數不少。其中最高檔的是張學良開辦的“同澤俱樂部”，屬東北軍高級軍官俱樂部，不對社會開放，俱樂部門前是義大利風格的長廊、大草坪和雕塑。“當時社會上的人要是接到‘同澤’的請柬，都覺得是件榮耀的事情。”張志強說。除了“同澤”，還有瀋陽南市場附近的凱寧俱樂部，也是豪華出名的。
在瀋陽的每個區域內，均有當時剛剛興起的影劇院，“亞洲電影院”、“大觀劇場”等是較出名的幾家。瀋陽是全國第三個上演有聲電影的城市，排在天津、上海之後，30年代的瀋陽人看電影、看話劇還是時髦活動，“是青年男女談戀愛時的典型場所。”1931年9月的報紙上刊載著眾多當時上演的美國歌舞巨片的廣告。
當然，另一種場所更引人注意，那就是妓院。當時的瀋陽實行娼妓合法化，中國人開辦的妓院分為五等，頭二等屬於高檔的，後三等屬於低檔。當時登記在冊的妓女有6000多人，頭二等有1000多人。按照瀋陽作家馬秋芬的說法，“(1921年之後開發出來的)北市場的買賣字號中妓館最流行”。這裡三等妓館最多，1931年時有150多家，平康裏、永宜裏等處整天有流水樣的人流和金錢涌入。這和當時瀋陽大型工廠眾多是離不開的，有些工廠主為每月表現好的工人包下妓館作為獎勵。
除中國妓院外，日本人和北韓人，包括流亡中國的白俄也開設了自己的妓院，日本人開設的“紅葉館”就很出名。當時的妓院由於流動人口多而發生著眾多的故事:“中村事件”的洩露據說就是一名中國士兵在妓院裏多嘴;而9月18日晚到達的劍川也是被先邀請到妓院中，以防止他制止日本軍隊的進攻。
當時雖然各種妓院特徵有別，但是，老闆可能是同一人，董六，此行業的老大，中國人，卻掌管了日、韓、白俄多所妓院，他本人住在日本人集中的商埠地，解放後，董被槍決。
在當時許多剛到瀋陽的日本人看來，這裡真是“花花世界。”（三聯生活週刊）
